谢娟娟

关键词： 浙西词派 统序 师法 常派

考浙西词派这一概念，最早由丁绍仪提出，时称“浙派”。他在评论袁通词时说：“所著《捧月楼词》，虽宗法不出南宋诸家，亦不为浙派所拘。”a 后李佳亦指出：“宋人词体尚涩，国朝守之，谓为浙派，多以典丽幽涩争胜。”b 此后，谢章铤、沈曾植、蒋敦复、况周颐等人又反复提及这一概念，这具有重大意义，既标志着浙派经典化的形成，也是浙派宗法统序为词坛所广泛接受之证明。因此，本文拟对浙西词派宗法统序的一些情况进行考察，以揭示词史发展当中的一些隐晦问题。

一、南宋统序与清代统序

浙派宗主朱彝尊有明确的宗派意识，如朱彝尊在《鱼计庄词序》中强调：“夫浙之词岂得以六家限焉……在昔鄱阳姜石帚、张东泽，弁阳周草窗，西秦张玉田，咸非浙产。然言浙词者必称焉，是则浙词之盛亦由侨居者为之助，犹夫豫章诗派不必尽江西人，亦取其同调焉尔矣。”c 朱彝尊试图以浙西六家直续南宋，构建属于浙西词派的宗派统序，且以江西诗派自比，亦透出浓厚的自我经典化意识。故对于这段论述，严启昌认为“无异于一则宗派主客图的提要文字”。

值得注意的是，朱彝尊将浙西六家纳入浙派师法统序，由此则构建了两个师法统序：一个是南宋统序，一个是清代统序。对于南宋统序，词坛较早予以接受，“从康熙朝中期开始， 以浙西词人为首，词坛逐渐接受了朱彝尊所倡导的姜、张词风与‘醇雅’统序。这说明南宋词统得以正式确立，姜、张的经典地位也得到正式确认”e。与此同时，浙派本身的宗派统序即清代统序也逐渐建构起来。这两个统序的构建，既体现了清人对宋词经典化的选择与建构，也体现了清人对清词的自我经典化的努力和意识。

当然，最早进入浙派清代统序的是朱彝尊，如王昶《姚茝汀〈词雅〉序》云：“国朝词人辈出，其始犹沿明之旧，及竹垞太史甄选《词综》，斥淫哇、删浮伪，取宋季姜夔、张炎诸词以为规范。由是江浙词人继之，扶轮承盖，蔚然跻于南宋之盛。”f 又厉鹗《论诗绝句》第十首云：“寂寞湖山尔许时，近来传唱六家词。偶然燕语人无语，心折小长芦钓师。”g 其次进入浙派宗派统序的是厉鹗，如顾广圻《词学丛书序》有云：“明三百年其（词）晦矣乎。学固自存，人之词莫肯讲求耳。迨竹垞诸人出于前，樊榭一辈踵于后，则能讲求矣。

值得注意的是，嘉道时期，郭麐遂将朱彝尊、厉鹗归入浙派宗法统序中，“国初之最工者，莫如朱竹垞，沿而工者，莫如厉樊榭。樊榭之词，其往复自道不及竹垞，清微幽眇间或过之， 白石、玉田之旨竹垞开之，樊榭濬而深之”i。又郭麐为冯登府《种芸仙馆词》题写赠词云：“直将追心姜、张，抗手朱、厉。”！0 在这个统序中，朱彝尊、厉鹗为当代词宗，并上溯南宋词统，这使浙派在师法统序上更加完善起来，远祖姜、张，近宗朱、厉，这实是将浙派的南宋词统与清代词统统一起来了，这也初步实现了浙派的自我经典化。而追心姜、张，抗手朱、厉亦成为嘉道以来词坛发展的一大趋势。当然，在朱彝尊与厉鹗之间，郭麐更是极力推崇朱彝尊。如《灵芬馆词话》卷一云：“本朝词人，以竹垞为至，一废《草堂》之陋，首阐白石之风。”！1 这当然说明郭麐对朱彝尊的词是深为喜爱的，然其背后隱藏的是郭麐倡导实践朱彝尊南宋统序的意图。更重要的是，郭麐实质是将朱彝尊作为问途南宋诸家以还姜夔之清空醇雅的宗祖。又如比郭麐小十一岁的词人沈学渊亦是一个例证。沈学渊（1788—1833），字梦塘，号兰卿，江苏宝山人。嘉庆十五年（1810）举人，著有《桂留山房词集》一卷。友人徐元润序之曰：“以其《桂留山房词集》寄予，属为一言，读之，思之鑱刻，噏清煦鲜，借径于小长芦而浸淫于南宋诸家之阃奥。”！

值得指出的是，嘉道以后，浙西词派逐渐衰微，“派中人物已无心来继续建构统序，浙派词统便止于姜、张、朱、厉，至于郭麐被列入这个统序那是常派词家所为，而非浙派词人所公认”！3。如蒋敦复《芬陀利室词话》卷一云：“浙派词，竹垞开其端，樊榭振其绪，频迦畅其风，皆奉石帚、玉田为圭臬。”！4 如此，浙派的宗派统序终得以建立，后世词人皆接受了这一判定，又谭献云：“南宋词敝，琐屑饾饤，朱、厉二家，学之者流为寒乞，枚庵高朗，频迦清疏，浙派为之一变，而郭词则疏俊，少年尤喜之。”！5 谭献在这里，又将郭麐、吴锡麒也列入浙派的词统序列。这种做法也被后世词人以及现代学者所采纳，他们不断补充浙派的词统序列，最终丰富了浙派的宗派统序的建构。

与宋人意图构建唐诗的经典体系一样，清人在近三百年时间内不断在构建宋词的经典体系。其成果和标志之一即是浙西词派的师法统序，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姜夔和张炎。而在这个经典化过程中，浙派也成功地构建了自己的宗派统序，而在这当中，最重要的是朱彝尊、厉鹗。

二、显性师法与隐性师法

众所周知，浙派词人师法南宋，以姜夔、张炎为家祖，可谓浙西词派的家法，亦是某种明规则或显性传统。然而，文学史有着复杂的创作现象，这种师法与家法的范畴绝对不是那么畛域分明，而是呈现出某种融通的局面。纵观浙派的发展历史，浙派词人并尊两宋即师法两宋的说法一直隐晦潜藏、时断时续地存在，这亦是浙西词派的另一大传统，亦可视为某种潜规则或隐性传统。

浙派的开创者朱彝尊对南、北宋词即有并尊体认的言论。如《鱼计庄词序》云：“曩予与同里李十九武曽论词于京师之南泉僧舍，谓小令宜师北宋，慢词宜师南宋，武曾深然予言。”！6 又《水村琴趣序》云：“予尝持论，谓小令当法汴京以前，慢词则取诸南渡。”！7又《书〈东田词卷〉后》云：“窃谓南唐、北宋小令为工，若慢词，至南宋始极其变。”！8 朱彝尊对北宋小令、南宋慢词予以并列，特别推举，似与其《词综》中专尊南宋的观点相左，然考其用意，也颇费思量。首先，就《词综》的编选宗旨而言，所针对的是明末清初词坛词风，即“陈言秽语，俗气薰入骨髓”！9。这种词风，主要是指《草堂诗余》以及《花间集》的习气。如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九就曾指出：“盖明自刘诚意、高季迪数君而后，师传既失，鄙风斯煽，误以编曲为填词……其后耳食之徒，又专奉《花间》为准的，一若非《金荃集》《阳春录》，举不得谓之词，并不知尚有辛、刘、姜、史诸法门。”@0 故朱彝尊提倡南宋词，试图以雅化俗。其次，就大环境而言，朱彝尊面对的是“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的风气@1，南宋词并不为清初词坛所认可。可见，清初词坛对南宋词普遍处于较为无知的状态。朱氏提出“小令宜师北宋，慢词宜师南宋”的观点，其意图不在贬低北宋而在于提升南宋，这也许是一种树上开花的策略。再次，就个人情况而言，朱彝尊并尊两宋的言论均出于词序。

众所周知，序言往往夹杂敷衍违心之辞、故意标榜之辞、过分溢美之辞、别有用心之辞，等等。总之，序言的真实性有时候是值得怀疑的。而朱彝尊在这些序言中并尊两宋的言论应该不是应付或应酬之辞，是可信的。文学发展是很复杂的，具体到个体词人，其理论和主张往往并不一致，朱彝尊即是典型。郭麐在《灵芬馆词话》中指出：“（朱彝尊）其所自为，则才力既富，采择又精，佐以积学，运以灵思，直欲平视花间，奴隶周、柳、姜、张诸子，神韵相同，至下字之典雅，出语之浑成，非其比也。”@2 这说明，朱彝尊在创作上也是并尊南北宋词人的。

作为浙派的宗祖，朱彝尊的任何言论必然会引起浙派词人的注意。他的并尊两宋的观点以及创作行为，也一定会对其他浙派词人产生影响，如沈皞日即是典型。沈皞日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撰《 瓜庐词序》 云：“一代有一代之风气，一人有一人之性情，既不可强之使合，亦不可强之使分……勉强求南，勉强求北，余则未之敢信而何以信于人。”@3 可见，沈皞日明确强调不可强分南、北宋。

值得指出的是，雍乾时期，浙派另一巨擘厉鹗的态度也很是耐人寻味。一方面，他将周邦彦归入师法对象，但却把周氏归入“南宗”，似乎将周邦彦也纳入师法的范畴，亦是浙派的师法家祖。如《张今涪红螺词序》：“尝以词譬之画，画家以南宗胜北宗。稼轩、后村诸人，词之北宗也;清真、白石诸人，词之南宗也。”@4 又如《吴尺凫玲珑帘词序》：“两宋词派，推吾乡周清真，婉约隐秀，律吕谐协，为倚声家所宗。”@5 另一方面，厉鹗还作有《论词绝句》十二首，其中涉及南宋的是姜夔、《乐府补题》、张炎、刘辰翁，涉及北宋的是张先、柳永、晏几道、贺铸，就数量而言，基本等同。显然，厉鹗也许在创作上专宗南宋，但他在理论方面却并非无视北宋词人的存在，反而给予了南北宋词相当的地位，如《群雅词集序》亦云：“方将凌铄周、秦，颉颃姜、史。”@6 有意思的是，厉鶚对《乐府补题》以及刘辰翁为代表的“凤林书院”词人有很高的评价，颇为赞赏。考《乐府补题》及“凤林书院”词人词作，皆重寄托，在词中抒发家国之思、身世之感等，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又，厉鹗《论词绝句》中的第一首云：“美人香草本离骚，俎豆青莲尚未遥。颇爱花间肠断句，夜船吹笛雨潇潇。”@7 可见，厉鹗认为自李白词及《花间集》，皆本《离骚》香草美人之遗意，多寄托之感。可见，厉鹗也看重比兴寄托，这和后来的常州词派的词学主张颇为接近了。要知，雍乾词坛，“言词者莫不以樊榭为宗”，厉鹗的词学主张自然有其深远影响，这也恰为浙、常融通奠定了理论基础。可见，就清代词史而言，比兴寄托也许并非为常州词派之专利。

与朱彝尊、厉鹗等人相比，嘉道时期的词人对并尊两宋的做法显然更为真诚和深刻。如孙麟趾《径迳》亦云：高澹婉约，艳丽苍莽，各分门户。欲高澹学太白、白石。欲婉约学清真、玉田。欲艳丽学飞卿、梦窗。欲苍莽学洲、花外。至于融情入景，因此起兴，千变万化，则由于神悟，非言语所能传也。@8对于南北宋词人，孙麟趾皆予以推举，以融通两宋，表现出通达的见识。又沈祥龙《论词随笔》云：词之蕴藉，宜学少游、美成，然不可入于淫靡。

绵婉宜学耆卿、易安，然不可失于纤巧。雄爽宜学东坡、稼轩，然不可近于粗厉。流畅宜学白石、玉田，然不可流于浅易。此当就气韵趣味上辨之。@9可见，在沈祥龙等后期浙派那里，北宋词人已与南宋词人一样，甚至混在一起，皆为师法对象，由此，融通两宋的观点渐成主流。

咸同以后，浙派日渐衰落，常派逐渐崛起，浙派词人越发倡言融通两宋的观点。同治十二年（1873），刘熙载《词概》云：“北宋词用密亦疏，用隐亦亮，用沉亦快，用细亦阔，用精亦浑。南宋只是掉转过来。”#0又光绪年间，张德瀛《词征》卷一云：“ 词至北宋，堂庑乃大，至南宋而益极其变。”#1 可见，在浙派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极为鲜明地主张融通南北宋词风的观点，甚至有相当一部分词人在理论上要求对南北宋词兼收并采，对南北宋词皆有着公允的评价。这应是晚清词坛浙派与常州词派融通中和的一大关键。

浙、常合流是浙西词派在后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浙派为什么要融通常派？浙派为什么能够融通常派？这是破解晚清词坛浙、常合流的重要问题。而考浙派师法的隐性传统，则可以得出结论：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晚清词坛，浙派融通两宋的做法也许更多是浙派内部动力驱动的结果，而常州词派的刺激或推动也许仅是一个外因。

三、常派的建构与认同

有意思的是，常派词人也对浙派师法统序中的南宋词人进行了辨析和肯定。这实质是对浙派师法统序的补充和接续，也是对浙派所构建的南宋词统的建构与认同。

常派大佬周济在建构统序方面非常积极，他不仅提出“问途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的常派师法统序，而且还热衷于建构浙派的师法统序。他在《介存斋论词杂著》中对姜夔、史达祖、蒋捷、周密、张炎、陈允平、高观国、卢祖皋等南宋词人均有评述，实是要肯定这些词人在师法统序中的地位，而对姜夔与张炎的评价文字最为丰富，兹将其评述略引如下：

（姜夔）白石词，如明七子诗，看是高格响调，不耐人细思。白石以诗法入词，门径浅狭，如孙过庭书，但便后人模仿。白石好为小序，序即是词，词仍是序，反复再观，如同嚼蜡矣。

（张炎）玉田，近人所最尊奉。才情诣力，亦不后诸人;终觉积谷作米，把缆放船，无开阔手段;然其清绝处，自不易到。玉田词，佳者匹敌圣，往往有似是而非处，不可不知。叔夏所以不及前人处，只在字句上著功夫，不肯换意，若其用意佳者，即字字珠辉玉映，不可指摘。近有喜学玉田，亦为修饰字句易，换意难。

周济对姜、张二人主要持批评态度，认为姜词“不耐细思”，张词“不肯换意”，这实质是站在常派“意内言外”“比兴寄托”立场，主要是为传达常派理念。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周济虽然是常派词家，然而他也曾受到浙派理论的影响，自谓“吾十年来服膺白石，而以稼轩为外道，由今思之，可谓瞽人扪籥也”。

与周济肯定浙派南宋词统的同时又持批评态度的手法不同，陈廷焯则热衷于为南宋词统中的词人进行排序，其最具代表性的是陈廷焯在《词坛丛话》中的观点，“白石词，如白云在空，随风变灭，独有千古。

同时史达祖、高观国两家，直欲与白石并驱，然终让一步。他如张辑、吴文英、赵以夫、蒋捷、周密、陈允平、王沂孙诸家，各极其盛，然未有出白石之范围者。

惟玉田词，风流疏快，视白石稍逊，当与梅溪、竹屋，并峙千古”。这是对浙派师法统序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有意思的是，陈廷焯接受庒棫影响后，对《词坛丛话》中的观点进行了修改，在《白雨斋词话》卷二中提出：“大约南宋词人，自以白石、碧山为冠，梅溪次之，梦窗、玉田又次之，西麓又次之，草窗又次之，竹屋又次之。竹山虽不论可也。然则梅溪虽佳，亦何能超越白石，而与清真抗哉。”随后又补充理由说：“南宋词家白石、碧山，纯乎纯者也。梅溪、梦窗、玉田辈，大纯而小疵，能雅不能虚，能清不能厚也。”陈廷焯特别推崇王沂孙云：“诗有诗品，词有词品。碧山词性情和厚，学力精深。怨慕幽思，本诸忠厚而运以顿挫之姿，沉郁之笔。论其词品，已臻绝顶，古今不可无一，不能有二。白石词，雅矣正矣，沉郁顿挫矣。然以碧山较之，觉白石犹有未能免俗处。

少游美成，词坛领袖也。所可议者，好作艳语，不免于俚耳。故大雅一席，终让碧山。”又云：“草窗、西麓、碧山、玉田，同时并出，人品亦不甚相远。四家之词，沉郁至碧山止矣。而玉田之超逸，西麓之淡雅，亦各出其长以争胜。要皆以忠厚为主，故足感发人之性情。草窗虽工词，而感寓不及三家之正。本原一薄，结构虽工，终非正声也。”可见，在陈廷焯眼中，王沂孙的地位是超越张炎的，“两宋词人，玉田多所议论。其所自著，亦可收南宋之终。沉厚微逊碧山，其高者颇有姜白石意趣”，这表明，陈廷焯在接受常州词论影响后，对浙派的师法统序有所调整。

有意思的是，陈廷焯还将周邦彦纳入浙派师法统序中，宣称“词法之密，无过清真。词格之高，无过白石。词味之厚，无过碧山，词坛三绝也”陈氏还特别指出史达祖的长处在于学习周邦彦，“竹屋、梅溪并称，竹屋不及梅溪远矣。梅溪全祖清真，高者几于具体而微。论其骨韵，犹出梦窗之右”。这表明他并不为浙派或常派所拘囿，完全是融通浙、常两派理论的词家。尤其是，陈廷焯在建构浙派师法统序时，甚至以寄托论词，落点仍在南宋词人，而“以寄托之旨阐发南宋词，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对浙派深心的揭示”。

从上述周、陈评论中，可以看出常派词人对南宋词人考辨之具体之精微，不仅阐明其词作特色和词史地位，而且注重釐析彼此之间的关系。由此可知，常派詞人对南宋词人很为熟悉，并作了大量研究，故对浙派的师法统序也极为了解。因此，常派词人也可以说为浙派的师法统序建构作出了重要的努力。可以大胆推测，在常派的隐性传统中，亦将南宋词人作为师法对象了。此外，常派词人对浙派清代统序的建构，基本是沿着蒋敦复、谭献等人设立的“朱彝尊、厉鹗、郭麐”这一思路，所不同的是增补入序列的词人数量越来越多。

考浙派词人的创作，便可窥探出词史的真实面貌。如王昶《红豆树馆词序》曰：“尤以词擅名于时，其所作前以石帚、玉田、碧山、蜕岩诸公为式，近则以竹垞、樊榭为规范，其幽洁妍靓，如水仙之数萼，冰梅之半树，用寄其清新婉约之思，信可为南宋以来词家之别子矣。”又顾翃《墨寿阁词钞序》云：“能合姜、张、朱、厉为一手，而运以绮思，纬以灵衿。”陶樑、汪承庆二人填词完全贯彻了浙派的宗派统序。由此可知，在清代词家眼中，浙派的宗法统序已为词人的创作实践所实现，且处于不断发展变动的过程中。这是很有趣的现象，这一方面说明“文学史发展的道路往往是有隐有显，有曲有直，有断有连，如果不全面加以考察，就很难如实地反映文学历史的全貌和真相”。另一方面，也证明文学史是主观叙述的文学史，是后人不断重构的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