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凡恺

1979年全国高考的彻底结束，是7月9日，那个傍晚，我也彻底释然了。我马上跑到野外的一处小湖，不停歇地畅游了一个多小时，后来累了，就头枕一块石头，看着一群群小鱼儿在清澈的水中撒欢儿。我仔细地想了想三天来的考试，觉得上个普通大学，还是十拿九稳的，现在的关键，不是考上考不上的问题了，而是去选择一所什么样的院校。

如果按着我内心的真实想法，我是更愿意去读美术学院的，当然最好是中央美术学院。但学美术，是要提前报考的，除了全国的文化统考，还需参加专业考试，也即是到设在吉林市的考场画几幅画，而这些事情，我都错过了。因为我的母亲一直固执地认为：当一个小画匠是难以养家的。她希望我继承祖父和父亲的衣钵，将来最好做个医生，这才是正经的营生。但我最终还是让母亲失望了，因为我报考的是文科，即便分数再高，医学院也是不可能录取我的。

那么，我究竟应该报考一个什么院校什么专业呢？这的确是个问题。

高考成绩公布之后，我考取的分数，竟然比我料想的还要高出许多，按着老师们的说法，我完全可以去报考当年的那二十几所国家级重点大学了。

可我仍是十分纠结。

有一天，我实在闲得无聊，便逛到了我一中的语文老师于澄之家里去借书。于老师是山东人，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对古典文学造诣颇深。他从书架上随手抽出一本《诗经》递给过来，说我看你干脆报考吉林大学中文系吧，去做张松如先生的门徒。我说：“张松如何许人也？”于老师说：“就是诗人公木先生啊。你没读过他的诗和学术文章，肯定听过他写的歌吧，比如《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歌词，再比如电影《英雄儿女》插曲中的歌词，都出自先生之手，还有那个大型音舞史诗《东方红》，也倾注了他不少的心血。”

于澄之老师的话，倒是真的让我想起了电影《英雄儿女》和关于这部电影的一些事情。我曾经在一些小文中写过，我所生活的那座林区小城，地处偏远，因而文化生活也是单调枯燥的，看场电影，仿佛就是节日盛宴了。但那时我是看不起电影的，即便是学校的包场，也很少报名。我有一个小学女同学，虽不在一个班，但却住得不远，她的父亲，就是蛟河电影院的放映员。这位同学的姑姑，曾得过一种怪病，是我爷爷给治好的。因此我有时带着妹妹去电影院广场瞎逛荡，那位同学的父亲若不当班，看到了我们，也不说什么，便自掏腰包，买两张学生票，把我们领进影院。而我重复观看的电影，最多的可能就是《英雄儿女》了，其台词和歌词，几乎可以倒背如流。

“风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

这真是公木先生写的吗？也许吧，我不知道公木先生，但我相信于澄之老师的话。那天，我就决定去投奔公木先生了。

吉林大学坐落于长春市。如今总有人说：美丽的长春市，坐落在美丽的吉林大学校园里。其前身，为东北行政学院，新中国成立后更名为东北人民大学，后又改称吉林大学。

我入学的那年，校长是享有国际盛誉的量子化学家唐敖庆先生，老一代著名教育家匡亚明等等，也都曾担任过这所东北著名高等学府的校长。吉林大学至今仍是国家“双一流”“985工程”和“211工程”院校，对于这些个新名词和新包装，我不太懂，也不想知道这些数字的含义。

1979年9 月的一天，我和蛟河一中另一位考上吉大中文系的田家山同学，坐火车去长春报到。事后，中文系办公室的徐谦老师跟我讲：“那天咱们坐得可是同一趟车啊，我带着媳妇儿去延边看老丈人，回来的路上就遇到了你们。在你们那个车站，突然上来了一伙半大小子，抢座放行李，我媳妇儿以为是座山雕的小匪下山了。后来你站在椅子上打了声呼哨，那帮人立刻大呼小叫地下车了，看来你小子人缘还不错，挺有领袖才能呢。”我知道徐谦老师是在讥讽我，这让我感到脸红，但在那个年代，为了生存，我的身上，确实也是沾染了一些痞子习气的。

我们正式开学的第一天，便见到了公木先生。公木先生时任中文系主任，并兼吉大副校长之职，虽身居高位，却为人平和，神态蔼然，穿着打扮，行为举止，与乡村老叟无异。他是来参加系里为我们举办的迎新会的，并作了发言。他讲的全都是些大实话。那时的教授，还都给本科生开课，起码也要开一门选修课。我入学时，由于七九级男生宿舍紧张，便一直与七七级住在一起，七七级毕业了，又把我与七八级弄到了一起，因而我总是忘了自己是七九级的学生，常跟着七七级七八级一起去听课。当时公木先生开的选修课，讲的是老子哲学。这门课我一直坚持听了下来。

我念大学的那几年，学生们全都如饥似渴地吸纳知识，除了上课，就是泡图书馆，当然也会成立学生社团，编一些校园杂志，与其他院校的学生乃至社会人士进行交流。当时七七级的几个学兄学姐，就搞了一个很有名的诗社，并油印诗刊，得到了公木先生的充分肯定。实际上，公木先生对晚辈的提携是一贯的，当时许多已经成就卓然闻名全国的诗人，皆尊其为师。我虽然不会写诗，但也懂得了珍惜时间和努力学习，同时也在寻找着一条最适合于自己的路径，并常于夜里点灯熬油，偷写了一些散文之类的东西，然后胡乱地投寄出去，当然多半是退稿。念大二的那个夏季，我的一篇长文终于在《吉林日报》的长白山副刊上发表，徐谦老师高兴地带着我到公木先生住所，当面向他讨教。先生看完我的拙文，未作任何评价，只让我多读一些古典诗歌散文和中外哲学历史方面的著作，增加理论修养，先不急着写东西。临走，公木先生还赠了我两部他的著述，一部为吉林人民出版社版的《老子校读》，另有一本也是吉林人民出版社版的《公木诗选》。老庄哲学之研究，乃为先生之长项，《老子校读》即是他在选修课讲义的基础上整理延伸而成的。从那时起，我便开始有计划地大量阅读了。 当年，我们的课业虽然紧张，但文化生活也还算丰富。系里有合唱团，是那种多声部的无伴奏合唱，保留的节目，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自然就是公木先生作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了，此外還有诸如《纺织姑娘》《半个月亮爬上来》等等。有时我们会搞一些小型演出，并邀请公木先生来听。他若有时间，也果真会来。我记得有一回公木先生一到场，我们就唱起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还有《英雄赞歌》，公木先生站在那里，眼含热泪，招手向大家致意，连雪白的头发都在不停地抖动，目光仿佛一直凝视着一个很遥远的地方。

我们毕业时，公木先生因身染小恙，住在省医院，不能与大家告别与拍照留念。但先生拖着病躯，在床上给我们写了一篇近千字的临别赠言，其情切切，如冬日炭火，其嘱殷殷，宛炎夏凉茶。这也是公木先生送给我们这届毕业生最珍贵的礼物。那天，我们唱了好多歌，当然最终必唱的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

公木先生写给我们的那些话，我们制成了纪念册，每个同学人手一本。其中有些段落，我至今仍能背诵：只有真的才能是善的。倾向性源于真实性。只有真的，又是善的，才能够是美的。美是真与善的形象显现。只有真的，又是善的，又是美的，才能够是诗。堪称为艺术的诗是真善美的完整融和，从内容论，是美的真与善，从形式论，是真与善的美。恶是假的妻，丑是他们的儿子，现实生活中的假恶丑，也可以摘取作诗的素材，但必须照耀以真善美的灵魂之光，让人从中更能观照到真善美，受到感染，得以提高。虚伪的歌颂是阿谀，恶意的揭发是诽谤，都不是诗。诗的本质是实践，具有改造现实的性能。作诗如此，做人亦然。首先是做人，然后才是作诗。

公木先生把做人放在了首位，我想是非常对的，从此也成了我一生的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