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缜尔

“大凌河的水，大凌河的波，大凌河的水波，日日夜夜吟唱着欢乐的歌……”多么熟悉而陌生的旋律！

这首《大凌河》，唱出了家乡人民蒸蒸日上的幸福节奏，也唱出了他乡游子魂牵梦绕的心跳。

我的家，就住在孙家湾。孙家湾大枣，就出产在大凌河畔的沟坎上。但纯正的孙家湾大枣，只产于以我家的村子为中心，不足十平方公里的山坡地，这块地枣树上长出来的红枣，营养特别丰富，被视为极佳的滋补品。我上大学期间，孙家湾大枣就上过《人民日报》。

孙家湾大枣好，因为好水质遇到了好土质。南源建昌县要路沟乡吴坤杖子村水泉沟的大凌河，汇合西支，携手西支北源，由西向东，逶迤而来，时而滔滔不绝，时而迂回婉转，当流淌到我家乡，遇到了这块相亲相爱的土地，便结出了甜甜的可以取代粮食的大枣。

我是吃孙家湾大枣，饮大凌河水长大的，至今已远去了几十年。可是，几十年前的山山水水还在，音容笑貌还在，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们愈来愈清晰，不仅经常日思，而且还常常夜想。

我上高中那会儿，我们传唱的朝阳市市歌，头两句是“金黄的小米，雪白的梨”，至今回味起来，还能流出口水。但一切都過去了。一切过往虽然逝去，但总会留下印记，尤其不能忘怀大凌河畔的亲情。

父亲去世的时候，自然要安葬在老家，一个偏远的山沟。他几个子女都是从那里长大，从那里走出来的，不过，也有些年不来往，不联系了。母亲还是一家人的主心骨，她料理一切，回老家该找谁，先找谁，后找谁，等等，一切事宜都在她的安排之中。

七年之后，母亲也步了父亲的后尘。她自然要与父亲合葬在一起。见哥哥连日来已疲惫至极。我说，我打个前站，回老家先知会一声。临走之前，我走进母亲住的老屋，我是想问一下母亲，我回到老家，应该找谁？先找谁，后找谁？

我折进屋里一看，炕上是空的，再也见不到母亲了。母亲再也不能料理她自己的一切了。我方才缓过神来，坐在门槛上，任两眼的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

二

秋末冬初，半大不小的孩子们傍晚在一起玩腻了，总要打嘴架。

有一次，村北头的一个孩子骂我是地主羔子。我回家气呼呼地问：“妈，咱家是什么成分？”妈说：“下中农，问这个干啥？”我很委屈地告诉她，“大豁牙”骂我是地主羔子。母亲瞅着我，思忖着说：“是不是看你穿的新棉袄像呀？”可不是嘛，我穿的棉袄面料的确与众不同，是印着大钱纹理的绸缎。大概在过去只有地主家里的孩子才穿得起。我因此便释然了，多少还有些沾沾自喜。

我弟弟小我五岁，他也就三四岁光景。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暑假的某一天，我担着两只空筐，领着弟弟，哥俩干什么去呢？临行前，母亲从园子里摘了两根长长的“大青刺”黄瓜，一人手里一根，高高兴兴地去两里地之外的供销社代销点。父亲在他所在的公社供销社，买了一台带短波的收音机，供销社的送货马车给带到了代销点，父亲捎信来要家里人去取。我大概听明白了母亲的交代，就领着弟弟欣然前往。

谁料到，我只记得母亲叫我把收音机挑回来，却忘了到代销点去找谁，怎么称呼人家呢？弟弟还不大懂事，无从商量。好在我认识代销点里的那个售货员叔叔。向他说明来意之后，他一指院子里的马车，就忙着卖货去了。我拉着弟弟，走到马车旁，看见一个光头的人，一时看不出多大年龄，一定是车老板。我走到他跟前，大声地说：“那谁？我是王贵民的二小子，我妈让我取（qiu，方言音）收音机来啦。”

之后的细节已经忘记了。最后很顺利地完成了任务，把那台像小箱子一样大的收音机挑回了家。后来，父母常常取笑我，说我不懂礼貌，不会称呼人家。打那以后，我便懂得了，逢人如何区别年龄，以及如何称呼人家，渐渐地学会了与人打交道。

三

上初中时，我离大凌河就更近了。当年一个公社只有一所中心中学。我的家离中学有25里之遥。刚开始住校，每周末回家住一个晚上，第二天天黑前再返回学校。那时我的个头很矮，骑二八自行车，只能掏裆骑，途中经过一条长长的山梁，很不安全。但是不回家不成，想家想得要命，一想起来，就偷偷哭鼻子。学校离父亲的供销社只有二里地，大姐、二姐、哥哥都在那里工作，但我还是想家，想母亲。母亲在哪里，哪里才是家，谁也代替不了母亲。见到母亲，才感到安全，感到温暖。

不久，我受了一次天大的委屈。我们好多男生挤在一间宿舍的大通铺上，还有两个比我年龄大一点的堂兄在内。一天，不知何故，暴怒的梁校长把我们全宿舍的行李都给扔出去了。我不明就里，胆子又小，稀里糊涂地就给从宿舍里赶了出来。怀着一颗极大委屈又不敢表露的心，带着惶恐不知所措的神情，向父亲报告了此事。

父亲显然已被告知，并未对我多加怪罪。父亲说出了原因。校长说我们，当然包括我，成天调皮捣蛋，上房揭瓦，胡闹一气，比如在宿舍的过道里大小便！天地良心，我不敢辩解，又如何去辩解呢？反正父亲收留了无处安身的儿子，睡在他的宿舍里。

从此稍微安逸了一些。但记忆最深刻的就是饥饿。早晚吃在供销社食堂，中午吃在学校食堂。想来也够神气的了，不知有多少人在背后羡慕呢！

先说学校的食堂吧。每个月自带玉米面和高梁米，交到饭堂。每顿饭凭票定量供应，要么是一个大饼子，要么是半饭盒高梁米饭。按道理，主食的分量不少，应该是够吃的了，但没有菜，每顿喝的都是漂着油花带几片菜叶的菜汤，再就是从家里带来的咸菜。初中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能吃得很。有一次回家，一顿狼吞虎咽，吃了三碗大米饭，还吃了一大碗萝卜炖羊肉。母亲看着我的吃相，心疼得直掉眼泪：“二呀，你在学校吃不饱，在你爸食堂也吃不饱吗？”

供销社食堂的伙食当然要好多了，不过，量小价贵，不能敞开肚皮来吃。就拿吃饺子来说吧，别人一般都吃二两，共计10个饺子，父亲每顿也只吃二两，特意让我吃四两。可是对于我，20个饺子下肚，像没吃过饭一样。父亲关切地询问我吃没吃饱，为了节约，也是为了不落下“白吃饱”的骂名，我只好咽着口水说，吃饱了！

前不久，率我們一行去区县作调研的领导同志，在行进的车中，看见路两旁一闪而过的杨柳，颇为感慨地说：“立夏过了，杨树叶子不能吃了。”大家听了都很愕然，不仅年轻人不明就里，就是旁边的老同志也一脸茫然，只有我心知肚明，且有切身的体会。在我的老家，大凌河畔的杨树叶子是可以吃的。每逢春天到了，杨树叶子娇嫩时，把它从树枝上撸下来择清，用开水烫过，或者在锅里煮沸，捞出来后挤干，就可以蘸酱吃。

其味既苦又涩，但因未到立夏，叶子很嫩，尚未长成长大长硬，经水一烫，便烫去了大部苦味，再蘸上大酱，咸味就掩盖了涩味。一烫，一咸，使事物的本来面目全非，为的是果腹，这也是一种生存之道。

大凌河畔，有太多的生存之道，人们日用而不察，孕育出多少社会精英和栋梁之材。我虽不才，但总是把大凌河畔当作生命的摇篮、心灵深处的港湾。无论身处有形之地，还是梦绕虚幻之境，回家了，才踏实;到家了，才安稳。有了这份自由自在，便是莫大的慰藉。

我上初中的时候，正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刚刚不久，电视机还是一件新奇的物件儿。有一天晚上，我扒门缝看父亲他们正在看电视剧《射雕英雄传》，听见一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晰，也特别困惑：“在我黄药师眼里，人无好坏之分。”好家伙！人竟然没有好坏之分。这怎么会呢？这句话困惑了我好久，直到参加工作之后，才渐渐悟出了其中的另一番道理。不过，生活中总是应该有好坏标准的。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恶魔，都有一个天使，就看两者如何斗法了。但是，在一个少年的成长日记里，无论是烦恼、忧愁，还是快乐，都是单纯的。

四

带着初中阶段的饥饿感和困顿感，我考上了县高中。朝阳县高级中学第一届文科班，有我一个！学校就坐落在凤凰山脚下，大凌河大桥旁。我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我第一次在岸边审视大凌河飞溅的浪花，感觉那浪花就是我的心情。在80年代中期，尚处于普遍贫穷的年代，我身穿一套价值七十多元的西服，戴着一块不旧的上海牌手表，脚穿一双军勾鞋，居然还戴着一顶礼帽。我的这身行头，不只是父亲置办的，其中肯定还有两个姐姐和哥哥凑的份子，只不过我已经记不得了。

高中时代，青涩的青春，犯再大的错，也值得走一回，但前提是，不能让教导主任逮个正着。

高中的第一个学期，我遭遇了一起监守自盗案件。作案者是能说会道的小个子生活部长石某某。他每天都利用职务之便，在同学们上课的时候，返回宿舍检查卫生，而宿舍里经常会发生丢失钱物的现象。一来二去，就查到了石部长身上。这位石部长，是我平生见过的第一个“两面人”。自此之后，也曾见过许多，都没有他那般“阳光灿烂”。当学校宣布开除他的时候，他是那样淡定从容，从大家的眼前经过，竟然没有一丝悔过和怨恨。他给我的影响极大，大到我希望自己永远也不要做这样的人，大到他始终是一面立体的镜子，无论从哪一个角度，都在照着我的灵魂。

高中时代，当然有更多美好的事情。值得一说的是，我三姐是我求学上进的一面镜子，她总是在前面引领着我，在我考上高中不久，她就考上了朝阳师专。我的老师和同学们，他们最美好的一面，都储存在我记忆的空间里。大凌河畔，见证了多少少男少女的初恋啊！爱情的倒影，早已被大凌河的滔滔水声给淹没了，可是它沉浸到了河底，沉睡在沙石中。都说青春是金子，却是一枚不能自我发现的金子。当自己被发现的时候，都已经变成了金子的影子了。

乾隆皇帝回乡祭祖时，望着波涛滚滚的大凌河，不由得感叹道：“守成知不易，开创事如何。”树有根，水有源。人从艰难困苦中走来，有谁不懂得去珍惜呢！

我从大凌河畔走出来，也终将回到大凌河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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