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凌云

读过长篇小说《金魔》和《官痛》的读者，不难发现在国难当头、社会动荡的清朝末期，充满那种官官、商商、官商、父子、夫妇之间错综复杂、互相倾轧、唯利是图的关系，同时也不乏商人的大义气节、为官的奋发图强和匹夫的临危不惧。作者渠川，祖籍山西祁县，曾祖父渠源浈是祁县有名的票号财东，祖父渠本翘是山西著名的早期实业家，他以曾祖父、祖父辈的经历为原型，在《金魔》和《官痛》中，成功塑造了票号财东沮源潢、内阁中书沮乃翘等人物形象，描绘出一幅纷乱、诡奇的晚清社会图景。

我与渠川先生是忘年交，多次听他漫谈自己的家史，他谈曾祖父、祖父和父亲，以及他们在商场官场中的无常人生和大起大落中的人间冷暖。从他的叙述中，我仿佛听到了渠家几代人的悲欢曲。

一

渠川的先祖，于明朝洪武初年（1368年）从山西长治上党一带迁到晋中的祁县，在祁县长住并以经商为业，从经营茶叶到创办茶庄，从贩运食盐到开设票號，渠家慢慢积累起大量的商业资本。到了渠川曾祖父渠源浈这一辈，渠氏家族的商业进入全盛时期，达到了顶峰阶段。

渠源浈，字筱州，号龙川，自幼聪明好学，因父亲早逝，辍学主持家业。经营票号以来，他诚信为本，洞烛机先，知人善任，精明能干，在咸丰十年（1860年），他和本族兄弟创办了百川通票号;在同治元年（1862年），他又与本族兄弟创办了存义公票号，同时独资创办了三晋源票号。他家业日隆，成为了大票号商，被当地人称为“旺财主”，是山西票号业中著名的资本家、最早的实业家。到了清光绪年间（1875年至1908年），渠源浈三家票号所拥有的资产，根据《清稗类钞》等传闻，在山西票号里名列前茅，共拥有三百万至四百万两白银。实际上远远不止这个数，但到底有多少？应该是个永远的谜团，因为票号里的资产详情对外是保密的。票号亦称票庄，出现于清道光初年（1821年），是我国银行的萌芽形态，在金融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票号多为山西人开设，以平遥、太谷、祁县三帮势力为主。

渠源浈在光绪初年（1875年）捐资而得员外郎，并在刑部广东司做了一年半的“实官”。渠川曾在北京故宫的档案中，查到曾祖父值夜班的签名和亲笔写的请假条。在刑部广东司，他被大司寇桑文恪所赏识，与同事杨深秀（后来成为“戊戌六君子”之一）、刘笃敬（后来成为著名的爱国实业家）关系甚好，还与一些刑律专家一起精研律义，颇有心得。但是，他见清政府无能，吏治腐败，军队废弛，民生凋敝，再加上当时列强环伺，遂辞官回归故里，继续走他的经商之道。

光绪六年（1880年），边疆局势紧张，清政府筹集军费准备同俄国开仗，晚清名将、山西巡抚曾国荃找渠源浈出资，他慷慨解囊，为朝廷办过“饷糈事”。（渠川在《金魔》中写沮源潢为曾国荃垫出银子设立兵站买枪买炮和发军饷，结果清政府却向俄国妥协和解。）光绪七年（1881年），张之洞上任山西巡抚，驰书邀请渠源浈相见，他与张之洞“纵论当世事”，张之洞甚为叹服，要他“留襄庶政”，他婉言谢绝。（渠川在《金魔》中写张之洞要沮源潢出钱办工厂，他回绝了。）另外，坊间有这样的传说，辛亥革命期间，阎锡山任山西省军政府都督时，财政困难，曾托人向渠源浈要求资助，渠源浈借给他三十万两白银。这些事实和传闻，足见渠源浈是一位有魄力胆识、决断远见的富商巨贾，而且社会地位显赫。当地还流传着一句俗语：“旺财主，有眼力，赚钱不钻钱眼子。”

然而，渠源浈对待家人却是十足的家长作风，独断专行。他见长子渠本翘寒窗苦读，学业大进，一心为功名，走向仕途，就极力反对。渠源浈了解官场，看透朝廷的冷酷、官场的无情，他要渠本翘继承他的票号生意，实实在在地做个大商人。渠本翘对做生意毫无兴趣，听见噼里啪啦的算盘响就头疼，不想与父亲一样成天只会算钱。他违抗了父亲的意愿，一心读着圣贤书，热衷科举，努力跻身官场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于是，渠源浈、渠本翘父子俩就“从商”还是“求官”两种思想观念和人生道路，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也打破了渠家大院里的宁静。儿子违背了父亲的意愿，应了县试、府试，都取得了好成绩，却激起了渠源浈不可遏止的愤怒。

在渠川十五六岁时，有一天，他的父亲渠晋鉎忽然跟他说：“知道吗？爷爷是被太爷爷赶出去的。”这使渠川大吃一惊，不解地问：“只有不孝子才会被父亲赶出家门，像爷爷这样好的人，怎么会有这等耻辱的事呢？”父亲说：“因为爷爷要追求功名，太爷爷不让。”一直到了上世纪80年代，渠川以曾祖父与祖父在“念书”这个问题上发生的矛盾以致决裂为主要线索，写出了我国第一部反映票号的长篇小说《金魔》。

二

渠川的祖父渠本翘，原名本桥，字楚南，天资聪颖，手不释卷，不到二十岁便博经通史。由于他热衷科考进学，遭到父亲的极力反对，从小就与外祖父乔朗山亲近，乔朗山是当地名儒，曾任过知县，家中设有私塾，渠本翘在外祖父的私塾中受到良师指导。光绪十一年（1885年），渠本翘中了秀才;光绪十四年（1888年），他参加乡试，中了解元;光绪十八年（1892年），他进京参加殿试，得了进士，为三甲第四名。“学而优则仕”，皇帝亲自赏官，任他内阁中书。

巍峨的紫禁城，对于渠本翘来说是个神秘的殿堂，内阁的主要官员为大学士，显得威严而庄重。各省和六部的题本到达内阁，先要“汉票签房”，就是由渠本翘这些“中书”代皇上阅奏折，写批语，所谓“拟写票签”。不过，他们只是“草签”，还要由侍读改成“真签”，交给大学士审阅，再翻译成满语，然后送到乾清官内奏事处，才能“恭呈御览”。内阁中书上朝不用走天安门，和王爷大臣们一起进东华门，还可以挂朝珠，跟翰林一样。还有，内阁跟翰林院一样，不称堂属，而称“前辈”“后辈”，这是很“雅”的称呼.在内阁就好像“半个翰林”。渠本翘衣冠齐楚，锦绣飞扬，感觉无比的荣耀。

渠川在故宫的档案里，查到了祖父的笔记和人值的记录，看得出祖父每天早早地入值，“夜值”时带着行李到内阁去睡觉，兢兢业业。京官每三年有一次“京察”，对官员进行考核，不勤政就不能升官，祖父既然走上这条路，就要呕心沥血地走好。

很自然，渠本翘认识许多上层人物。他见过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他是晚清著名政治家翁同龢的门生（渠本翘当年会试的总裁是翁同龢），他还与李鸿章、徐会沣等众多大臣有过交往。他常去南海馆听康有为谈变法，康有为大谈清朝的现状、未来和自己心中的理想，谈到悲伤处，声泪俱下，说到激昂时，眉飞色舞。他从没听过这些见解和思想，也没见过康有为这样充满爱国激情，又有很多新知识的人。在后来被称之为“戊戌六君子”的六位志士中，杨锐、林旭是渠本翘的同事好友，杨深秀是他的老师（杨深秀是山西人，在太原崇修书院担任山长时，渠本翘是他的学生），谭嗣同、康广仁与他交情不薄，他很佩服、推崇他们，希望他们能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来。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康有为和梁启超在京城发起成立保国会，得到光绪皇帝的支持;同年六月十一日，光绪皇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戊戌变法正式开始。这让渠本翘热血沸腾，他跟着康、梁奔走，为维新呼号，也给予他們资金上的帮助，他多么想中国也像日本那样变法成功，使中国强大起来。可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究竟敌不过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派势力，戊戌变法没有成功。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日本，翁同龢因力主变法被革职，官场大变样，到处是肃杀之气。更可悲的是，“戊戌六君子”抱着未遂之志死在刑场，造成了惊人的惨案。后来，据渠本翘的佣人福尔回忆，谭嗣同被捕的前晚，到过渠本翘家，可是渠本翘不在家，谭嗣同没有等候就匆匆走了。

戊戌变法遭到镇压后，京城再没人敢发声，一切归于平静。渠本翘照常入值，幸亏没人找他的麻烦，也没人说他是“康党”，这是多么侥幸的事情。这可能跟太后有谕“官绅中被‘诱惑’的人不深究株连”有关。他目睹了戊戌变法的失败，那些中坚力量死的死、逃的逃、革的革、谪的谪，他感到压抑、郁闷、悲伤、气愤，说不出的百千烦恼直攻心窝。

紧接着，义和团运动爆发，仿佛在一夜之间，京城满街都是红头巾、红兜肚、红带子，三五成群的“拳民”（义和团原称义和拳）拿着大刀在胡同里跑着，又自称有神功护体、刀枪不入、“扶清灭洋”……渠本翘和义和团一样，痛恨洋人，但这样就能消灭洋人吗？他心里充满着对未来的迷惘和悲楚。就在他愁肠百结的时候，义和团运动在清军和八国联军的围剿中很快失败了，意想不到的《辛丑条约》更像是头顶上的一记闷雷，震得他头晕目眩。

义和团跑过的京城，八国联军踏过的京城，面目全非，惨不忍睹。慈禧、光绪逃亡一年后回到北京，残局究竟如何收拾？渠本翘思绪杂乱，仍感前途茫茫。有一天，文武百官都集合在永定门下，他们朝衣朝帽，迎接太后和皇上。腊月了，天气很冷，寒风中，大家都有一种劫后重生的感觉。渠本翘见到不少熟人，一一打过招呼拱过手。“想离开内阁吗？”内阁的一位好友问他。渠本翘已在内阁待了十年，也该动动了。“想去哪儿？”好友追问。“日本。”渠本翘突然说。“日本？你想当‘鬼使神差’吗？”好友吓了一跳。“鬼使”就是到“鬼子国家”当使臣。“我想看看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他说。“不怕人家说你是‘二毛子’？”好友问。义和团在京时，把跟洋鬼子打交道的人叫成“二毛子”。渠本翘说：“日本在维新后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打败了我们，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我们割让了辽东半岛和台湾，还赔了那么多白银。我们不去学习哪能行？”他说到这里，太后和皇上到了，大家齐刷刷地跪下，而他的心里有着难言的悲酸。

在长篇小说《官痛》里，渠川以祖父的经历为原型，塑造了忧国忧民、思想开放、主张维新，却又优柔寡断的内阁中书沮乃翘，在官场十年的故事。渠川说：我写《官痛》仍是按照《金魔》的写作路子，大的方面与家史一致，但又不是家史，而是小说。

三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渠本翘以外务部司员的身份任驻日本横滨领事。横滨是日本的国际海港都市，横滨港被称为“金港”，有大量的西洋建筑，各国大使都在那儿，中国领事馆也在那儿。一些日本官员和学者提倡“文明开化”、学习欧美技术、发展教育事业，给渠本翘耳目一新的感觉，他对横滨的新奇事物很感兴趣，学到了许多新知识，开阔了眼界，思想也更加新潮了。

次年（1904年）二月，风云突变，日俄断绝了外交关系，弥漫起浓重的战争烟云。渠本翘担心日俄战争爆发回不了国，同时又收到“弟弟生病”的家书，就向朝廷要求并获批回国了。

渠本翘回国后正值清政府废科举，兴学堂，他就到山西大学堂当监督（即校长），并与乡绅商定，在老家祁县的昭馀书院（祁县古称昭馀）旧址创办祁县中学堂，并附设蒙养学堂。他亲自制定学校章程，不惜重金延请优秀教师，为学生设立奖学金，他把自己所捐巨资和筹集到的款项存放在票号以求生息，供学校开支之用。

渠本翘在日本的时间虽然不到一年，却让他明白了教育的重要性、工业的重要性。他得知官办的晋升火柴局濒临倒闭，就与一朋友合资，各出白银五千两收购，改名为双福火柴公司，用西方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式，让公司的生意日渐红火。渠氏控股的双福火柴公司，就是当今平遥火柴厂的前身。

山西煤炭、铁矿资源极其丰富，素有“煤炭之乡”之称，帝国主义对其觊觎已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腐朽的清政府与英帝国相勾结，将盂县、阳泉、平定等地的煤铁矿开采权出卖给英商福公司，期限为六十年。消息一传出，三晋人民群情激愤，纷纷集会抗议，商人罢市，学生罢课，上街游行，一直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山西人民保矿运动愈演愈烈，在太原，出现数万人的大游行，还包围了巡抚衙门。

渠本翘不甘心矿产被洋人所掠夺，也不怕与洋人作斗争，在太原各界和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宣讲爱国保矿，使保矿运动达到了高潮。由于不懈的抗争，英商福公司在重重压力下，不得不同意交出开采权，由山西人民赎回自办。经过几番谈判，确定赎矿金额为两百多万两白银，并在一个月内交付一半。如何筹集赎矿资金？渠本翘主动承担起筹款重任，他向家乡的票号财东发出筹款倡议，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大家共同出资，最终从英商手中赎回了矿权。山西人民的保矿运动取得了胜利，成立了山西矿务保晋公司，渠本翘以“人品财产合格之至”“深孚众望”，被推举为保晋公司首任总经理。

宣统元年（1909年），清政府先任渠本翘“三品京堂候补”，后又授其“典礼院直学士”（正二品）之衔。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和近代银行、邮局的出现，山西的票号走向衰败，加上为赎矿竭尽所能，渠家票号惨淡经营，元气大伤，进退维谷，也使渠本翘对矿务经营心灰意冷。但是渠家有丰厚的底子，仍是富甲一方。

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朝统治，推翻了封建帝制，然而胜利的果实被袁世凯等人窃取。次年三月，袁世凯任大总统。此时，虽然春风和煦，海棠花盛开，但清朝的那些官员、所谓“遗老遗少”们的宅院里，笼罩着恐怖的阴云，谣言四起：新政权要清除清官，三品以上的全部杀头。他们害怕极了，带着金银财宝和家眷佣人纷纷逃到了天津。天津与北京近在咫尺，是八国联军的租界，算是安全的地方。渠本翘派人预先在天津英租界租了一幢小别墅，也举家迁往天津避难。不久，渠本翘接到袁世凯的邀请，请他出任民国的官员，他回绝了。他与袁世凯相熟，对袁没有好印象。他跟身边的人说：一奴不侍二主，我是清朝的“奴才”，就不会为第二个主人服务，袁世凯就算给我高官，我也不干。后来，他又得知袁世凯想当皇帝，就忍无可忍地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大骂袁世凯是“窃国大盗”。

渠川想把祖父这一段历经写成另一部长篇，他认为这些故事构成祖父精彩的人生，也是祖父生命中最关键的部分，正因为祖父经过这些事，才成了山西有名望的人。渠川于2011年开始收集材料，准备完成他的“家世三部曲”。但不久，渠川的妻子得病住院，且一病不起，自己也已年迈，精力不济，终未能写出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这成了他永远的遗憾。

四

由于清王朝退出了历史舞台，与朝廷纠缠太深的票号损失惨重，同时，现代银行的迅速兴起，更给票号带来灭顶之灾。渠家在祁县的票号走向末路，几位掌柜也陆续离职，渠源浈见票号生意再无回天之力，只得整合了多家票号，勉强维持着三晋源。

渠本翘在天津未再人仕，致力于收藏和著述，成为一名地道的文人，但见渠家的经济状况已一落千丈，也不免心绪不宁，经常借酒消愁。渠家在天津的日子并不恬静祥和。民国八年（1919年），渠本翘在赴友人酒宴时猝然去世，时年五十八岁。远在山西祁县的渠源浈在《大公报》上看到了儿子去世的消息，顿觉五雷轰顶，便病倒在床，于次年春去世，终年七十八岁。

渠家的顶梁柱相继轰然倒下，还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念书的渠晋鉎，是渠家的长子长孙，就要撑起这个家了。渠川的父亲渠晋鉎，字铁衣，母亲翁之菊，是翁同稣家族的后人，他们都出生在北京，成长于天津。渠晋鲑突然要当家，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他还做着大学毕业后去美国留学的梦呢。

渠晋鉎含悲送别了父亲，又赶赴山西安葬了祖父，回天津前，他从票号的地下银窑里挖出了三百万两白银，又卖掉建筑面积数千平方米的渠家大院，把所有财产转移到了天津。渠家大院现在已是祁县的一大景点，五進式穿堂院，宏伟庄重，错落有致，而对于当时的渠晋鉎来说是陌生的，并没有感情。他喜欢天津大都市的环境，觉得洋房有抽水马桶和制暖、制冷设备，住得舒心。渠晋鉎回到天津，与两位还在读书的弟弟商量后，雇了一名掌柜，继续沿用三晋源之名，开了一家小票号，把剩余钱财除了存在外国银行生息外，还在天津马场道盖了一栋局部三层的西式大洋楼和花园式大院。此大洋楼由比利时建筑师设计，别具匠心，富丽豪华，可惜在1976年那场大地震中有所损坏，被修建为三层居民楼，至今还保存着，位置是浙江路25号。渠川写完《金魔》之后，到天津故地重游，世事沧桑，他见大洋楼的外观已面目全非。

民国十八年（1929年）六月，渠川出生在这栋大洋楼里。渠川至今还记得大洋楼的一楼全是大大小小的客厅，玻璃屏风，红木座椅，西式沙发，非常讲究，大客厅可接待往来贵客，可跳舞演戏。二楼、三楼的回廊、立柱、栏杆、檐壁等，由雕花构件组成，各式各样的雕花图案时尚精美。大院围有高墙，院子里有碧绿的草坪和艳丽的花草，有露天的戏台，逢年过节请戏班演戏时，戏台前要摆许多桌酒席。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天津，这无疑是第一流的建筑。房子虽大，住的人也多，除了渠家的人，还住着许多亲戚和佣人。

那家小票号坚持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最后还是歇业了，这种结局，是票号的一个必然，但三晋源票号是晋商经营时间最长的三大票号之一。第二年，渠晋鉎三兄弟分家，他们把大洋楼卖给一个外国人，各自分到一笔可观的钱后都去租房子住。渠晋鲑租了一栋别墅，花重金进行了一番装修，却只住了一年，搬出来又去租住一栋新盖的三层楼房。渠川记得父亲独睡在二楼一个大房间，叫起居室，一日三餐也在起居室就餐，有佣人伺候，中午为西餐，在礼拜天让一个孩子陪他吃一次。他每天起床很晚，睡得也很晚，渠川上午放学回家吃了中饭，他才起床，渠川要到起居室去叫一声“爸爸”，然后再去上学。这时的渠晋鲑开始了与世无争的赋闲生活，有人来找他，门房来报告，他总说：挡驾。门房就挡驾，来客留下名片就走了。

渠晋鲑家有十一口人，九个孩子（三男六女，渠川排第七，后面是两位妹妹），衣食住行育乐医疗等开支，真是不得了，但渠晋鉎并不担忧，他出行必坐汽车，还带上一个叫董顺的跟班，给他拿衣服、提包、开车门、开家门，殷勤照拂。他对子女说：我保证让每个女儿都能大学毕业，每个儿子大学毕业后都跟大叔叔一样，到美国留学两年（渠晋鉎二弟渠晋鹤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他还热衷于收藏，喜欢购买手卷字画和精巧的古玩玉器，不厌其多。他收藏了许多郑板桥、“四王吴恽”（即王时敏、王鉴、王犟、王原祁、吴历、恽寿平六位清初画家）的作品，他在家里按季节挂一些字画。他还想写书，给自己的收藏品写些鉴赏。

渠晋鉎还有一大爱好是打网球，他球技娴熟。网球当时是英国贵族的玩意儿，很花钱。他在家附近租来两块空地，大的一块修建成网球场，小的一块修建成足球场，每年翻修一次，还要雇人看管。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通货膨胀，纸币失控以惊人之速贬值。渠家没有不动产，没有土地，没有经营，就留下祖宗的钱放在银行里吃利息，维持日常开销。渠晋鉎原以为这样可以过很长时间，但没想到物价上涨如此厉害，他的收入越来越不够用，出现入不敷出的窘况。到了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渠晋鲑为了维持家用，不得不动用老本，还把自己的收藏品一件一件往外卖。那时渠川已经十四岁了，他经常看到北京琉璃厂的两个掌柜，一个姓樊，一个姓邱，轮流往他家里跑，过一会儿，就取走一卷字画。渠晋鉎卖完了字画卖古玩，都是他喜爱的珍玩。若干年后，渠川也认识了琉璃厂的那两位掌柜，他分别问了掌柜：经过你的手，我父亲卖出多少东西？你能给我开张单子吗？他俩都说：你祖父手里的好东西，也给你父亲卖了，我可以给你写一张长长的单子。

渠川回忆道：有一天晚上，父亲突然找我，说：“咱们下盘棋好不好？”我很奇怪，他从来没有跟我下过棋，这时候为什么要下？但我点头答应了。父亲转过身去，一会儿，从起居室里端出一个盖着蓝布的长方形盒子，还有一个也盖着蓝布的圆盒。我们在客厅里面对面坐着，只见他把那个圆盒打开，露出几摞码得整齐、淡黄色的棋子儿，字是绛红色的。父亲从里面拿出一个“士”，用手掂了掂，说：“象牙的，是明朝宣宗时的古董。”他摩挲着，端详着，又打开长方形盒子，原来是个折叠的棋盘，也是象牙制作的。棋子儿摆开以后，我们下了起来。下了两盘，我不大会下棋，都输了，他的棋下得也不怎么样。父亲抬起身，靠在椅背上发愣，显得苍老而消瘦。客厅里静悄悄的，只有大钟发出的轻响。第二天，我知道了他把这件我祖父传给他的古董也卖掉了，虽然是万分不舍。

富裕之家就这么坐吃山空，日渐穷困潦倒。渠川读高一时，向父亲发问：“你为什么不出去工作？大叔叔也从美国留学回来了，为什么不就业？”父亲说：“在瞬息万变的政局和此起彼伏的混战中，社会太乱了，生意难做，赚不到钱;找其他的事情，因我与你大叔叔都曾是大票号的东家，谁敢用啊？”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深秋的一天，渠川放学回家，看到家门口停着一辆排子车（也叫大板车），见到父亲把家里最后值钱的东西——起居室里那些紫檀、红木的古家具卖掉了。他心里好不凄凉，知道父亲彻底垮了，渠家也彻底完了。他跑到了楼上，看见父亲正在默默地吃东西，就在父亲身旁坐了一会儿，低声说：“不管家里发生什么情况，你也要给我交学费，我要读书。”不料这句话激怒了父亲，他瞪起了眼说：“真讨厌，我只有买一斤白糖的钱了，怎么给你交学费？”渠川一直深得父亲的喜爱，平常都是有求必应，父亲从来没高声过他，今天怎么说出这么绝情的话？渠川又委屈又无奈，扭头冲下了楼，从此之后，他遇到什么困难，都自己解决。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渠川十九岁，他通过努力，考上了燕京大学。父亲渠晋鲑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放下了架子，在家里收了三个学生，都是邻居家的孩子，教他们英语，解决了自己的吃饭问题。渠晋鉎还把租住的楼房一楼租了出去，做了二房东。在燕京大学读书的渠川听到这些消息，顿然省悟了许多人间道理。

责任编辑：黄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