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川

一

上个世纪开头的1900年，春末夏初的一天，无锡城里一户蒋姓人家为家中唯一的儿子迎娶新娘。蒋家门第堪称殷实富贵，迎娶的又是门第显赫的无锡杨家的女儿，这在当年范围不大的无锡城里可算一桩不小的新闻。

这一天，蒋家门前张灯结彩，宾客盈门，热闹非凡。新娘的花轿到了，顿时鼓乐齐鸣，鞭炮大作。人们看到在喜娘的搀扶下，新娘从花轿里款款而下。由于红盖头盖着脸，新娘的面容无法得见，但是大红罗裙下的那一双脚虽然不属于“天足”，可也并不符合当时“三寸金莲”的标准。这点遗憾立刻引起了亲友、看客们的评判兴趣。然而，没料到这家人家后来发生的事，更让人目瞪口呆。人们后来听说，新婚之夜，新娘把新郎的脸都抓破了;还听说，新婚的第二天，新娘就逃回了娘家。

这位新娘，就是我们这篇文章的主人公——杨荫榆。

二

杨荫榆生于1884年，结婚时不满十七岁。据她的侄女杨绛先生（翻译家、作家）回忆，说她的这位姑母长得“不令人感到美，可是也不能算丑”，“皮肤黑黝黝的，双眼皮，眼睛炯炯有神，笑时两嘴角各有个小酒窝，牙也整齐，她脸型不错，比中等身材略高些。”按杨先生的这些回忆推想，杨荫榆怎么说也不能算是个长得丑的女人。可不知为什么，她的母亲就是嫌她长得丑，不喜欢她，甚至还常拿她的相貌说事，当众羞辱她。从这点滴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出，杨荫榆虽然生在一个书香官宦之家，可她从小缺少母爱。而她的长年在外地做官的父亲也没时间对子女给予足够的关照。随着年龄的增长，识文断字的杨荫榆对自己的人生自有一番打算。在那个光绪皇帝还在北京皇宫里待着的年代，一个从小没有享受多少父母之爱的女孩子，大概她唯一的指望就是能够嫁一个如意的丈夫，那么相夫教子、琴瑟和谐也可以获得不错的一生。

说到此，我们就来推想，杨荫榆她在新婚之夜究竟遇到了什么麻烦，那一切又是怎么发生的。

那天经过了一番既烦琐又累人的仪式之后，新娘照例被人搀扶到洞房等待。在洞房等候新郎的杨荫榆一定是怀着一颗少女的忐忑之心在猜想：一会儿就要进来的新郎是个什么模样;她渴望那个将要和她共度一生的男人会给她爱，给她幸福;她一定也在为总算能够脱离那个令她沉闷、屈辱的娘家而感到欣慰……忽然，门开了，新郎进来了。杨荫榆见到新郎的一刹那，她一定怀疑眼前的一切是否是个噩梦。呵，那是个什么样的人哪！站在那里，咧着嘴，嗨嗨地傻笑着;一口发黄的牙，牙龈呈紫黑色，嘴角还不停地有哈喇子流下来，一个弱智的傻子！这就是母亲为我选择的要同我过一辈子的人？杨荫榆呆了、傻了！刹那间，屈辱、怨恨、愤怒的种子在心中裂变、爆炸了！见新郎哼哼着向她走了过来，她使出全身力气推开了他……以至于……撕扯，抓破了新郎的脸……第二天天没亮她就逃回了娘家。

那个年代，新娘在成亲当晚就抓破新郎的脸，第二天就逃回娘家，这对于婆家人来说，那可是件大丢脸面的事。这件事顿时成了无锡城里最刺激人的新闻。一时间，茶楼酒肆议論纷纷。对此，蒋家人岂能善罢甘休，他们先雇了轿子派了人去杨家请新娘，不成。婆婆亲自带人来到杨家，连拉带拽把新娘弄了回去。可是不到两天，杨荫榆又逃了回来，并声言：若再逼她，宁愿一死！见事情闹到了这一步，杨家人当然不能错上加错、一意孤行了，闹出人命可不是件小事，况且事情已经惊动了官府。鉴于两家都属地方士绅，经人从中斡旋调停，最后以离婚、杨家赔偿一切经济损失作了结。

一个人，一个既普通又独特的生命个体，是那样偶然地来到这个世界。在短短的生命过程中，追求幸福、尊严，当属每个人天生的权利。可命运往往不那么通情达理，投生在富贵门第的杨荫榆偏偏碰上那样一个母亲，用一双那样的玩忽之手，把杨荫榆的婚姻大事给玩忽掉了。

杨荫榆幼年失怙，婚姻破灭的经历，似乎预示了她的命运将要在国家经历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时代大背景下，在纷繁复杂的历史演变中，让种种主动与被动，有意与无意惹出的麻烦，搅得零乱、失色，她的人生也此一时，彼一时，一忽儿光明，一忽儿暗淡，难以把控，难以叙说。

三

杨荫榆噩梦般的婚姻虽已了结，但是一个沦为人们茶余饭后谈资和笑柄的离了婚的女子，回到了还有那样一个母亲的家里，我们无法不为她日后的命运担心。幸好，此时她的在日本留学的二哥回来了。

杨荫榆的二哥杨荫杭（杨绛之父）是江苏最早从事反清革命活动的先驱者。早年就读于北洋大学堂（即天津中西学堂），后入南洋公学学习，先后留学日本、美国。在日留学期间参加了东京励志社。在无锡组织过励志学社。被早期从事排满反清革命的同道誉为“过激派”。杨荫杭的革命经历及其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不属本文叙述的范围，我这里要说的是他在杨荫榆一生中所起的作用与影响。

见二哥从日本归来，杨荫榆欣喜万分。因为在杨家唯一能给予她关切和理解的是这位二哥。更难得的是她还有一位贤惠、宽厚、善解人意的二嫂。杨荫榆在父母身上没有得到的父爱与母爱，总算能在二哥和二嫂这儿得到些许补偿。二哥回锡后即在家乡办了个理化研究会，组织有志青年学子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在二哥的鼓励帮助下，杨荫榆走出家门，参加了理化研究会的学习，这让她在漆黑无望中看到了前途的一丝光亮。这位二哥让她明白了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自立、自强。有了文化，掌握了知识，就具备了谋生的本领，就可以独立，就不用再依附于任何人。

参加了研究会学习之后，十七岁的杨荫榆像一株沐浴着阳光、雨露的春苗一样，一下子焕发出了青春的活力。她的脸上常挂着笑容，学习勤奋、刻苦。在她的带动下，她的二姐也报了名，她俩成了无锡城里最早一批参加男女同校学习的学生。要知道，那年月，中国的绝大多数男子的脑袋后边还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呢。两个妙龄女子，不坐轿，在大街上每天步行上学，这在当时的无锡城里，绝对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由此为开端，杨荫榆走上了一条求学自强之路。

不久，杨荫榆得二哥赞助，转入苏州景海女中学习，后又就读于上海务本女中直至毕业。1907年，杨荫榆赴江苏省参加官费留学日本考试合格，当年即赴日本，进东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入理化博物科学习。六年后完成了学业。由于她学习勤奋，成绩优良，毕业时受到学校嘉奖，还获得一枚奖章。1913年回国，即应聘至位于苏州的江苏省第二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务主任兼生物学教师。一年后，至北京女子师范学堂（后改名：国立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即“女高师”），任学监兼讲习科主任。1918年，杨荫榆由当时的教育部资送赴美国留学，入哥伦比亚大学研修教育学。留美期间她勤奋刻苦的学习精神，正直善良、乐于助人的行为品格，受到留美学生的推崇，被推选为留美中国学生会会长。四年后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学成回国后的1924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即委任杨荫榆为国立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杨荫榆到任不久即更名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即“女师大”）。至此，杨荫榆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大学女校长。

从上述杨荫榆求学、任教、再求学、再任教的经历中，我们看到一个旧时代的女子，为改变自己的命运，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自强奋发、不断进取的人生轨迹。她有方向，有目标，一步一步走得十分扎实，一点一滴堪称成就斐然，她像一只冲出樊笼的小鸟，自由翱翔在广阔的天空，越飞越高，似乎看到了越来越宽广的可供她施展才华的天地。

四

1924年，杨荫榆四十歲。这是个人生完全成熟的年龄。她有在日本、美国留学的经历，也有在国内几所学校任职、任教的经验。对坐落在北京宣武门内石驸马大街的“女高师”，杨荫榆更是轻车熟路。当年她在这里工作时，同事之间、师生之间的关系是十分融洽的。她留给同事和学生们的印象是美好的。这从她当年留学去美国，离京时学校师生去车站送别的情景可见一斑。杨绛先生回忆：“那天我跟着大姐到火车站，看到三姑母有好些学生送行。其中有我的老师。一位老师和几个不认识的大学生哭得抽抽噎噎，……火车叫了两声，慢慢开走，三姑母频频挥手，频频拭泪。月台上除了几个大哭的人，很多人也在擦眼泪……据我母亲说，很多学生都送礼留念，那些礼物是三姑母多年珍藏的纪念品。”因此，1924年春天的那个早晨，当杨荫榆怀揣着教育总长签发的校长聘书，来到“女高师”大门前，看到那道青砖砌就的灰色围墙以及那些精美的砖雕时，一定觉得分外好看。进得门来，见到那栋中西合璧的二层楼房时，觉得它是那样气度不凡。当看到那么多熟悉和不熟悉的面孔在对她表示热情欢迎时，她并没有怯场。女子掌女校，人地两宜。有着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的她，对管理好这所学生人数不到两百人的学校，信心满满。

然而，她错了。我这里是指杨荫榆不该把这时的“女高师”还想象成六年前她那时的“女高师”，她更不该把此时这儿的学生还想象成从前女子师范学堂的那种循规蹈矩的学生。我相信，当她在此经历了一年零八个月的校长生涯.最后不得不辞职，黯然离开时，她一定会明白，当初的她是多么天真、可笑。

五

在杨荫榆离开北京去美国留学的第二年，中国爆发了对国家命运影响深远的五四运动。

当时的中国真可谓“军阀混战，天下大乱”。国家政局不停地更迭、动荡、反复。那时先后组建的国、共两党正处在蜜月期，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是两党宣传、动员的主要对象，他们成了谁都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尤其是青年学生，他们受“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思想激进，行动易走极端。他们藐视一切旧的、保守的东西。他们以天下为己任，为建立一个新的、民主平等的社会甘愿奉献一切。当时最典型的代表青年人心声的要数郭沫若发表于1921年的新诗《女神》。“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剥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吸我的血，我啮我的心肝，我在我神经上飞跑，在我脊髓上飞跑，我在我脑筋上飞跑。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

听一听，这不可一世的冲天气势。瞧一瞧，这唯我独尊的张狂个性，这蔑视一切的豪迈气概，这种可贵的追求自由的精神，曾经强烈地激励了一代五四青年人。

可对于这一切，当时在美国求学的杨荫榆并不知情。毫无疑问，她也崇尚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观念，她也希望在中国实行民主。她一生执教，大部分时间都是从事女子教育，她期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让更多的中国女子接受科学文化的教育，以此来改变中国妇女的悲惨命运。一句话，她崇尚“教育救国”。她想要把“女师大”办成她心目中神圣的教育殿堂。遗憾的是，杨荫榆在“女师大”校长位子上的一年零八个月，就像做了一场梦，她除了给学校更换了一个光鲜响亮的名称——国立女子师范大学（即“女师大”）之外，她的全盘计划、设想一样都没有落实，连实施的机会都没有。

开头的几个月还算顺利。杨校长与教员、学生的关系还算融洽。但是，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她，甚至有时令她无法容忍。那就是校规、校风方面的问题。那年月，北京城里几乎天天有事，学校里部分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太频繁，一会儿请愿，一会儿集会，而且说走就走，一走就是十几个甚至几十个，这使得学校的正常秩序无法维持，对此，她多次进行规劝、训导，可是没用。面对学生的爱国热情、爱国行动，她又不能硬来。但是身为校长，她又不能不管，这种两难的局面一直困扰了她好几个月。

到了这一年的秋天，暑假结束，学生们陆续返校。杨荫榆又发现一些家在南方的同学没有按时到校，有的甚至拖了一个多月才姗姗而来。这一次杨校长终于发作了！尽管迟到的学生有因打仗或家乡遭水灾而道路不通等理由。但她的理由是：为什么别人能来而你不能来？她断然宣布对几个迟到的学生作退学处理。令她万万没想到的是，她这个“女师大”校长的决定竟遭到了“女师大”学生自治会的公开反对。有了学生自治会的支持，那几个遭退学处分的学生当然也不走了。

由于不辨“风向”，杨校长上任后的这第一把火，就烧伤了自己的脸。

事情一下子闹成了僵局。学校里顿时形成了两派，支持校长决定的一派和反对校长决定的一派。那些平时思想激进，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的学生都站在了反对的一方。她们人数虽少，但思想活跃，行动果敢，活动能量不小。她们竟然使校长的决定拖了好几个月都无法执行。几个月的牵扯，学生们对校长的不满情绪逐渐酝酿、发酵。到了1925年1月，“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发布了要校长去职的宣言。她们同时还派了代表去教育部，要求撤换杨荫榆;4月，章士钊以教育总长的名义发文，强调“整顿学风”，公开支持杨荫榆;5月7日，这天是“国耻纪念日”。学校召开全校师生大会，校长上台发表演讲，台下部分学生嘘声一片，轰赶校长下台，会场一片混乱，大会无法进行，不欢而散。

当天下午，杨荫榆召集“女师大”评议会成员开会，会后以评议会名义贴出告示：开除“许广平、刘和珍、蒲振声、张平江、郑德音、江伯谛”等六名学生。

“女师大”风波终于爆发了！从这一刻开始，一直到三个月之后辞职离开，杨荫榆的“女师大”校长梦开始进入噩梦期。

六

学校里的那张开除学生的布告，使已经很不平静的“女师大”校园一下子像炸了锅似的闹开了，冲突的气氛顿时升级。学生自治会当即召开紧急会议，会后立即发布了《致评议会公开信》，宣布校方的决定“自归无效”。5月11日，学生们在校内外张贴、散发《驱杨特刊》，公开驱逐杨荫榆。一些学生甚至用封条封了杨的办公室，并派人把守校门，不准杨荫榆再进学校。倒霉的校长只得另外找了个地方躲着办公。

学生们为了争取更多的同情和支持，还发布了《女师大学生自治会恳请本校教员维持校务函》;同时，她们还分头游说有关教员，请他们站出来主持正义。有了这样的一些铺垫，5月27日，马裕藻、沈尹默、周树人、李泰棻、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等七人联名在《京报》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宣言》，公开支持“女师大”学生。第二天，北大教授陈西滢在他主编的《现代评论》上发表了对“女师大”风波不同看法的文章。这一来，《晨报》副刊、《语丝》《莽原》等报刊杂志上，以周氏兄弟等为一方同以陈西滢、徐志摩、李四光等为一方的两派著名教授、学者纷纷出场亮招，大打笔墨官司。小小一个“女师大”，把这些“北大”“清华”“燕大”的著名教授都牵扯了进来，也真够瞧的了。一时间“女师大”风波成了北京城里最大的新闻。就这样校内校外，台前幕后牵牵扯扯到了7月份学校放暑假了，大部分学生离校回家了，一部分学生因斗争还没结果，决定留下不走。

杨荫榆又一次低估了学生们的奋斗韧劲。她于8月1日带了警察、教工、保安等五十多人来到学校，想要驱赶学生。得到消息的学生们早已紧闭了大门，严阵以待。等有人翻墙进校弄开大门后，杨校长宣布：解散大学预科甲、乙两部，国文系三年级和教育预科一年级。并勒令所有学生一律离校。可学生们根本没把“勒令”当回事，声明坚决不离校。正在双方顶着的当口，又忽然来了不少从别的学校赶来支持“女师大”斗争的同学。此时，这边的警察、随从也跃跃欲试，想要来硬的，冲突一触即发，局面几近失控。总算杨荫榆此刻还比较冷静，她按捺住了警察，叫来人主动撤离，使局面暂时得以平息。

第二天，杨荫榆发布了她在“女师大”校长任上的最后一道指令，令在校的所有教职员工全部撤离。并于次日发表了《致各界声明书》，同时向教育部递交了辞呈。8月4日，她在《晨报》上发表了《辞职感言》：“荫榆置身教育界，始终以培养人才恪尽职守为素志。各校任职先后十年，服务情形为国人共鉴。去年三月，蒙教育部之敦促，承乏斯校。任职以来，校务施行必与诸同人协议熟商。于学生品性学业，务求注重实际。唯荫榆秉性刚直，不善阿附，有时处理事物，自问过于认真，容有不见谅于人者。但既受国家委以重任，矢志以女子教育为职责，毁之劳怨，所不敢辞。至于个人进退，原属无足轻重。所以勉力维持之于今日者，非贪恋个人之地位，为彻底整饬学风计也。”呵！这种软绵无力、词不达意的“感言”，出于一位留学日、美，获“哥大”硕士学位的学者之手，只能说明此时的杨荫榆已经失望到了极点，伤心到了极点。

1925年8月8日，章士钊批准了杨荫榆的辞呈。几天之后，在一轮渐渐西沉的故都夕阳中，神情黯然的杨荫榆离京去了苏州，投奔她的二哥去了。

七

赶走了校长的“女师大”，风波并未平息。8月10日，章士钊作出了一个莫明其妙的决定：停办“女师大”，在原址上重新成立一所大学——国立女子大学。看来章士钊也乱了方寸。学生们对教育部的这个决定根本不买账。她们针锋相对地宣布：拒绝解散令。并且成立学校维持会，呼吁社会正义人士主持伸张正义，帮助她们把“女师大”维持下去。僵持到8月21日，章士钊指派他手下的教育司司长刘伯昭率领一支庞杂无比的队伍开到了“女师大”。他们中有警察、教育部部员、“女师大”工役，甚至还从三河县雇来了一批老妈子。这批人一到学校，见人就抓，老妈子们挥舞着手中的武器——马桶帚，见有顽抗的学生，劈头盖脸就打。然后，他们几个人抬一个，把那些个学生一个个硬塞进了停在门口的几辆汽车里，然后开到报子街的一处所在关了起来。后来，这批学生（约二十人）仍坚持以“女师大”的名义，在宗帽胡同赁屋上课，周树人、周作人等都曾义务给她们去上过课。

“女师大”风波中，恼羞成怒的章士钊8月12日呈文段祺瑞执政，要求罢免鲁迅的教育部佥事的职务。次日即批準公布。鲁迅不服，即向评政院控告章士钊。经评政院审理，认为章士钊罢免鲁迅理由不充分，判决段执政罢免鲁迅为非法。判鲁迅胜诉。一个月后，教育部只得无可奈何地发文恢复了鲁迅的职务。

面对当时国家最高当局的决定，说它非法就非法，那时的法官多牛气！而鲁迅告官，也并非贪恋那佥事的位子，赢了官司出了气，竟南下福建教书去了。挂冠扬长而去也！那时的教授也牛气得很呐！

而憋屈的反倒是章士钊这样的官。他在教育总长位子上的时间坐得不比杨荫榆的校长时间长多少。在他的任期内，令他头大的事情也不比杨荫榆少。大学教授们一次次的“索薪”令他头大，各学校一次次的学潮也令他头大;而他所作出的一个个决定，一次次地被否决，这更使他丢尽了脸。他受到的舆论压力越来越大，驱赶他的声浪越来越高。北京大学的部分教授甚至提出：“北大”脱离教育部的领导。他的家两次遭到学生的冲击;学生在游行集会时，居然喊出“打死章士钊”的口号。这官当到了这个份儿上，还有意思吗？他遂向段执政府递交了辞呈，于1925年11月跑到天津去了。

这时，“女师大”校长被驱赶走了，连教育总长都跑了。得胜了的“女师大”学生们成了凯旋的勇士“在周树人的带领下，她们一个个豪情万丈，手中挥舞着小旗（旗上写着‘女师大万岁’‘胜利归来’等）回到学校来了。她们将章士钊题写的国立女子大学的牌子摘下扔了，重新挂上‘女师大’校牌。曾有警察上前阻拦，竟被一女生泼了一身墨汁，吓得他再也不敢上前了”（引自《长青的孤桐》）。“女师大”风波以学生们以及她们背后的支持者的胜利而宣告结束。

这就是“女师大事件”的大致过程。一个混乱的大时代背景之下发生的一段小插曲。

八

文章读到这里一定有人要问，“三一八”呢？那个惨死了四十七条人命的“三一八惨案”呢？尽管那次惨案的死伤者名单中有人们熟知的“女师大”学生刘和珍、杨德群以及张淑君，但是，它与“女师大事件”是没有关联的。我同时还必须说清楚，它的发生、过程以及那悲惨的后果，同早在8个月前就离开了北京的杨荫榆是毫不相干的。因为当时在千里之外的苏州城中的一条静谧的小巷里，杨荫榆正在她的二哥家中过着普通的苏州人那样的平淡日子。

要说清楚“三一八”，还必须从上个世纪90年代俄罗斯当局解密的那一批机密材料说起。

那批解密的材料让我们看到了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之后成立的那个苏维埃俄国，他的远东战略核心——促成建立一个亲苏俄的中国政府，用以牵制强悍的日本。因为日俄战争惨败的阴影一直在俄国人心里作祟。尤其到了斯大林掌握了苏联的最高领导权之后，他对中国着力扶持的并不是当时还十分弱小的共产党，也不是在南方被陈炯明搞得几无立足之地的孙中山，而是当时颇孚声望的吴佩孚。这期间李大钊就曾按俄国人的指派，去洛阳做过联络吴佩孚的工作。只是因为吴后来镇压了京汉铁路工人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搞坏了名声，才放弃了他。

这之后，斯大林又看中了风头正健的冯玉祥。尽管那时的俄国人派了顾问，提供了武器、卢布在援助南方的国民党。但在这一阶段被斯大林看中的还是冯玉祥。这里有斯大林在1925年一次联共（布）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为证：“现在建立纯国民党政府是不可能的，北京政府应有冯玉祥、国民党人和其他较温和的人参加的联合政府。”印证斯大林这讲话的是那位在南方革命党人身边的苏联顾问鲍罗廷的一次北京之行。1925年春，鲍罗廷秘密潜往北京，游说冯玉祥，鼓动其发动“革命”。随后不久，苏联人一次就拨给冯军一万八千支步枪、九十挺机枪和二十四门大炮，甚至还有十架飞机。鲍当时还承诺，一旦冯氏当国，苏联政府即可提供两千万卢布的援助。苏联人的武器以及两千万卢布的诱惑，使冯玉祥那不甘当二流军阀的野心迅速地膨胀了起来。再说，拿了人家的东西，总得作出点表示来呀。这才有了冯玉祥借与奉军作战为名，在天津大沽口水道布设水雷，不惜与日本人动枪动炮干了一场的举动。

可大沽口一布雷，航道受阻，损害了美、英、法、意等国的在华利益，加上日本人的游说，在华的八国外交官联合向中国政府提出“最急切之抗议”。并照会段祺瑞执政府，限中国军队于“3月18日正午”解除对大沽口水道的封锁。这一严重的外交事件，尤其是那个“最后通牒”，把中国人民激怒了。针对那通牒的最后期限，北京的高校师生及市民群众于3月18日上午，在天安门前召开了“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会后又去执政府门前请愿。游行队伍开到了位于铁狮子胡同执政府的大门前，很快激愤的民众与全副武装的军警发生了摩擦，这时执政府里的执政、总长们一个个都吓得溜之大吉，只留下了一个秘书长维持局面。而门口的冲突在不断升级。终于，枪响了！惨案就此发生。

执政府门前那堵巨大的照墙前，子弹在横飞，血花在飞溅，满地流淌的鲜血在书写着统治者的罪恶。惨案造成了四十七人死亡，伤一百五十多人。死者中有“女师大”学生刘和珍、杨德群，伤者张静淑。这就是被鲁迅称之为“民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所发生的“三一八惨案”。

惨案发生以后，愤怒的鲁迅发表了多篇文章谴责段祺瑞政府的凶残暴行，悼念遇难的学生、群众。其中一篇《记念刘和珍君》曾是新中国好几代中学生的语文教科书上必读的名篇。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再次提到了杨荫榆。在《鲁迅全集》的词语解释有关杨荫榆的字条里，还赫然写着“杨荫榆，江苏无锡人，曾留学美国，当时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她依附北洋军阀，肆意压迫学生，是当时推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在鲁迅的那支生花妙笔下的杨荫榆更是个“用她多年练就的眼光观察一切，见了一封信，疑心是情书了;闻一声笑，以为是怀春了;只要男人来访，就是情夫;为什么上公园？总该是赴密约”。俨然，这里的杨荫榆成了一个尖酸、刻薄、冷漠的老怨妇。尽管鲁迅的激愤有他的理由，但对杨荫榆那样的描述显然是有失公正的。由于这样那样一些无法言说的原因，也由于评价历史人物“国人最不耐烦细考求实”（胡适语）。特别是由于毛泽东曾对鲁迅作过那么高的评价，说过他的心“同鲁迅是相通的”，杨荫榆终于成了一个制造“三一八惨案”的段政府的帮凶。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杨荫榆成了段祺瑞的陪绑者，这成了新中国几代人的集体记忆。

杨荫榆生活的年代，已经离我们远去了。当人们重温那段历史，透过重重烟云，去检索那些隐秘的细节，细细品味出当事人在当年的那种困惑、无奈之后，涌上心头的会是一脉无言的悲凉。忽然想起沈从文说过的一句话“面对历史，谁人能不感惆怅”。是啊，惆怅！不由得点上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吐出一声长长的叹息。

九

然而，杨荫榆令人叹息的命运故事至此还没说完。她的人生结局，就像美国作家欧·亨利的短篇小说的结尾那样，还真让你意想不到。

回到苏州投靠二哥的杨荫榆，在二哥、二嫂的关心呵护下，受伤的心灵逐渐得到平复。后来，她先后在东吴大学等几所学校执教过。她大概有感于自己年轻时伤心的经历，推己及人，因此始终没忘女子教育的初衷。1935年，杨荫榆居然以一己之力，创办了一所女子学校，取了个怪怪的名字“二乐女子学术研究社”。这学校的生源也怪，有已经嫁人的已婚女子，有已经参加工作的女职员，当然也有穷苦人家的女孩子。杨荫榆竟然能把这样一所学校管理得像模像样，使每一个学生都觉得像置身于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一样。当初她曾对“女师大”的学生说过“国民教育为国民之母，本校则是之母之母”。她把这一理念带到了这里。想想看，一所学校的当家人，像一位慈祥的母亲一样，把学生当儿女一样来关怀教育，怎么还会有办不好的理由呢。

可惜好景不长，日寇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了。1937年冬，苏州沦陷，市民紛纷逃难。杨荫榆本来可以同兄嫂一起走的，可由于学校里有几个学生因为路远还没走，因此她毅然留了下来。日寇进城以后，烧杀抢掠，无所不为。见此，杨荫榆的傻劲上来了！她居然跑到日军驻地找到了驻地官佐，对日本兵的暴行，义正词严地进行交涉。大概是被一位柔弱女子的凛然之举所折服，并对她那一口流利的日语挺欣赏。日军官佐居然“勒令他部下的兵，退还他们从三姑母的四邻抢到的财物”（杨绛语）。事后，日本人竟然想请她参加“维持会”，遭到杨荫榆的断然拒绝后，遂对她动了杀机。1938年1月1日，两个日本兵来到了杨荫榆的住处，诓称“长官有请”，把杨荫榆骗出了家门。离她家不远有座叫吴门桥的小石桥，当杨荫榆同那两个日本兵走上小桥时，其中的一个近距离朝她开了一枪。中枪之后，杨荫榆并未倒下，那两个日本兵又将她推下了河，见河中的她还在挣扎着想游上岸去，那两个灭绝人性的东西，竞又向她开了几枪，连续中枪的杨荫榆，终于沉了下去，剩下河面上一摊殷红的血。冬日惨白的晨雾中，那血像凝固了似的在河里漂了很久，很久……

1938年初的这个寒冬的早晨，五十四岁的杨荫榆就这样惨死在了日寇的枪口下。寒冬里，江南河水那种刺骨的凉啊！受到那彻骨寒冷的刺激，不知杨荫榆伤口的疼痛能否减轻一些，好让她那即将消散的意识多停留一会儿，如这推想成立的话，那她大概会先想到日本这个民族，平时是那样的谦恭、精到，怎么一到中国就变得这样的凶残、狠毒？她大概还会想到“女师大”的那些娇小、文弱的女孩子，一经煽动竞也会那样无法无天、不可一世;她还想同二哥二嫂见上一面，说些什么;还有她创办的那所学校也让她依依难舍。但是，她决计不会想到，几十年后全中国的中学课堂上语文老师还会对一代又一代的学生，用谴责的口吻说到她，她会以一个反面人物的形象印在几代中国人的记忆中。

难道是冥冥中的上帝早有预见？预见到杨荫榆的一生将被中国人集体误读，故而特地给她安排了这样一个堪称壮烈的收梢，意在给那些批评家留下一些尴尬，同时提醒人们别忘了，将来如有机会，要对杨荫榆不平凡的一生来个重新评说？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杨荫榆当年生活过的那条小巷——留芳声巷，正在变成拓宽道路，建设高楼的建筑工地，徜徉在变了模样的小巷里，似乎可以看到一个蒙尘的身影还在徘徊。

责任编辑：蒋建伟

美术插图：邢玉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