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衣大炮又称“红夷大炮”，16世纪英人所制，明末由葡萄牙人传入中国。当时国人误以为荷兰人须发皆红，称为“红夷”，又分不清荷人与葡人，遂误称。

  一般认为，清军讳“夷”字，仿造红夷大炮时，改称“红衣大炮”，但清炮也有不少带“夷”字，如“平夷靖寇将军”（大炮名）等。学者常富春认为，后金常用错同音汉字，“红衣”是“红夷”的讹写，与讳称无关。

  红衣大炮来自西洋，明清史料刻意忽略。据学者谢盛、谢贵安统计，《清实录》中，相关词汇仅出现133次，其中86次出自《太宗（皇太极）实录》，越到后来，记录越少，而“鸟枪”却多达1464次。忽略的代价是，明初和清初，中国火炮一度领先世界;到中后期则远远落后，两朝均因此而亡。

  中国是火药的发明国，为何火炮反落后于人，甚至在“船坚炮利”的冲击下被动挨打？作为见证者，红衣大炮的历史值得后人牢记。

明代军器制造渐荒废

  中国是火药的发明国，也是最早将火药用于战争的国家。据学者李伯重考证，明初火器制造颇具规模，分两个系统：一是工部下属的军器局，一是内府下属的兵仗局。两局工场均在北京，北京人工贵，且“靖难之役”后无大战，军器制造渐荒废。

  明英宗正统年间（1436-1449年），军器局有工匠5787名，到1487年只剩2000余，到1523年只剩191人。军器局下属的盔甲厂等机构，原有9200余匠人，到1571年只剩1592人，减员超80%。

与此同时，欧洲火炮不断进步。此前欧洲火炮用铁条拼造，密闭差，只能后装药，15世纪中期始能整体铸造，即佛郎机铳，仍是后装炮，射程达500米，威力远超冷兵器。

  1522年，广东守军击退5艘葡萄牙船进攻，缴获20门佛郎机铳，两年后在北京仿造成功。

  古代中国铸造工艺领先世界，宋代火炮已采用复合材料，故仿造佛郎机铳时用“铁心铜体”，即在铸铁炮管外浇铜汁，铜熔点低于铁，冷却后收缩，强度倍增。此外有生熟铁炮管，熟铁韧性高、硬度差，易炸膛，用作内芯，外包硬而脆的生铁，所以“管壁较薄、重量较轻、花费较少，且较耐用”。

  这些火炮称为发贡、发矿，应为葡语转译，与当时日本、印度仿制的佛郎机铳一样，炮口均兽头状。明代发贡为舰艏主炮，此外用来攻城，因“发贡便于攻高，不便于攻下”，不用来守城。在万历援朝战争中，明军的发贡战功赫赫。

幸亏还有徐光启

  可到明清战争初期，发贡威力不再。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至天启二年（1622年），明与后金交锋数十次，竟无一胜。

  一是发贡多无炮耳，不易瞄准;二是明军阵型不合理，火炮放最前排，装填慢，常“火器不点，贼骑已前”。到1619年，明军中大小火铳“悉为彼有，我之长技，与贼共之，而多寡之数且不若彼远也”。

危急关头，名臣徐光启力荐红衣大炮。

  首先，射程远，估算可达3-4公里（有学者称可达15公里，非黑火药所能）;其次，准确度高，有炮耳和标尺，可“十之中九”;其三，威力大，佛郎机铳一次只能毙敌一人，红衣大炮却能消灭一群。红衣大炮也有缺点，重者两三千斤，难野战，且是前装炮，易炸膛，普通士兵不敢操作，且明军中会用标尺者寥寥无几。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朝集全国精锐，却在“萨尔浒之战”中惨败，徐光启提出“购红衣大炮并仿造”“招募葡兵”“设炮营”等建议，特别是“据坚城，用大炮”，成后来明军标准战法，却未被采纳。

  徐光启是当时少有的睁眼看世界的人，早在1603年，传教士利玛窦便介绍他加入天主教，授以西方近代科学知识，二人还合译了《几何原本》（前6卷），所以，徐光启能跳出传统经验思维的遮蔽。

  1620年，徐光启派员到澳门买红衣大炮，澳门教会发动澳商支持，“捐助多金，买得大铳四门”，还派出“善艺头目四人，与傔伴（仆人）、通事（翻译）六人”，后因未得明廷信任，滞留在广州。

葡萄牙人为什么帮明朝

  葡萄牙人刚入亚洲海域时，也是半盗半商，1511年占领明敕封之国满剌加（今马六甲），堵住明朝通往印度洋的海路。日军入侵朝鲜时，在朝鲜请求下，明朝立刻出兵，而满剌加国王求助，明廷只是禁止葡萄牙朝贡，口頭谴责而已。

  1572年，葡商向明朝地方官员行贿，以每年500两白银的价格租用澳门（此前已盘踞多年，与明朝贸易），明朝考虑到澳门无险可守，随时可收回，且倭寇侵扰、急需军费，而“市舶于澳，供税两万，以充兵饷”，便同意了。明代来华的耶稣会教士总部设在澳门（经费由葡商支付），利玛窦即其下属，徐光启也可从中得到支持。

  荷兰崛起后，试图强占澳门，葡人雇日本人守护，违规筑城，明朝不满，葡人自辩：“自我辈立足此地以来，从来对大人唯命是从。十年以来，荷贼劫杀我们……我等的行动亦为保卫中国国王的疆土。”162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突然派16艘战船、800名枪手攻打澳门，葡方仅百余人相持，溃败在即，传教士罗雅谷一炮击中荷军火药桶，逆转了战局。在荷方军事威胁下，澳门葡人处境维艰，遂示好明朝。除4门红衣大炮外，还将缴获荷人的22门红衣大炮卖给明朝。1623年，几名葡萄牙雇佣兵终于携炮到了北京。

  葡兵在京城练兵半年，因炸膛，葡兵若翰·哥利亚殉职，明廷赐墓志铭，称“视此翰哥，如山比蚉，彼生而殄，此没而闻，遥遥西极，洸洸忠魂”。此后，葡兵被遣回。

一场哗变改变了历史

  明廷将11门红衣大炮调拨给袁崇焕，遂有1626年“宁远大捷”，受此激励，明朝决心招澳门葡兵北援，这次约有30多人（7人是葡萄牙人，其余是黑人、印度人或混血儿），主将公沙·德西劳，他在澳门已生活20多年。

  明廷每年支付给主将的军饷是150两，外加15两零花钱;其余人员年俸100两，每月另给10两饭钱。雇佣兵们参加了崇祯二年（1629年）的北京保卫战。徐光启称赞说：“非此辈不能用炮、教炮、造炮，且当阵不避敌，已胜不杀降、不奸淫、不虏掠。昔人言‘勇莫善于倡’，以彼为倡，未有不从者矣。”

  徐光启让雇佣兵们辅佐筹建登州炮营，崇祯三年時，已有300多门西洋炮，8000多兵力，炮手均由葡人亲自培训。1631年，登州炮营征皮岛，大败后金，被称为“西洋一士可当胜兵千人”。后赴辽东作战时，因粮饷不济，孔有德、耿仲明两部哗变，与不肯哗变的部队交战18个月，百炮对轰，公沙·德西劳等12名葡兵战死，孔、耿携炮投奔清军。

  此前，清军已仿造出红衣大炮，但数量少、质量差，无法对抗明军，可到崇德七年（1642年）“塔山之战”时，清军火炮已占据压倒优势，“列红衣炮，初八日始发炮，至初九日午时，城崩二十余丈，我兵由崩处入城”。清军入关后，炮营一直任先锋。传明亡后，顺治帝在钦天监看到徐光启在《徐氏庖言》中所称，若善用红衣大炮，只需3万人即可“扫荡逆奴”。顺治帝叹曰：“使明朝能尽用此言，则朕何以至此也？”

康熙组建“火器营”

  此后，明朝仍有机会，崇祯皇帝支付5.3万两白银，在澳门招募了300-500名葡兵（含混血儿、黑人等），当时在澳葡人仅1000人左右，但此时西葡合并，葡兵中可能有西班牙人。这支军队北上时被挡在江西，“游览城市后就返回去了，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因大臣陆兆龙上疏反对，提醒崇祯勿忘唐朝请回纥兵平定“安史之乱”的教训，认为葡人“其说幽渺，最易惑世诬民”。

陆兆龙是广东人，当时广东屡遭荷兰骚扰，陆兆龙对海外有一定了解，却一知半解，分不清葡人与荷人，竟用最简单的阴谋论，说服了崇祯皇帝。毕竟，那是一个封闭时代，徐光启这样基于充分了解，保持正常心态的人，很难被崇祯认可。明朝灭亡的命运，至此已无法挽回。

  明朝灭亡后，康熙重用传教士南怀仁。因此前清军的红衣大炮多由汉军旗掌控，为应对“三藩之乱”，急需更先进的红衣大炮。南怀仁来华前，曾在鲁汶大学学习，精通物理，他发现清军火炮“重而难举，发莫能继”，铸造出轻便且能连发百弹的小炮，在后来平定噶尔丹叛乱等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南怀仁来华15年，为清廷造炮556尊，去世时谥为“勤敏”，是西洋传教士中唯一有谥号的。

  康熙一朝造炮900余尊，成立了专业炮兵部队——火器营，此外八旗中均设鸟枪护军和炮甲，炮兵数量之多，堪称世界第一，此时红衣大炮在中国已发展出上百个品种，技术上不亚于欧洲。

火炮技术为何落后了

  乾隆中后期，清朝火炮又被欧洲甩开。

  一是明清铸炮虽多，却始终未发现炮管长度与射程的关系、炮弹初速度与射程的关系等，这些稍加实验，即能突破。但从明代起，中国古代科技中最耀眼的天文学、数学亦停滞，伦理之学压倒实证精神，学者们多从个人体验出发，止步于自圆其说，不再重视观察、测量、证明等。徐光启说服利玛窦翻译《几何原本》（利玛窦此前没读过它），有唤醒国人的实证精神与逻辑思维之意，可惜少有人关注。

  二是清代帝王出于自利，刻意技术保密，阻碍了进步。山西总兵金国正为剿匪，愿自费铸子母炮，康熙训斥说：“子母炮系八旗火器，各省概造，断乎不可。”雍正则“废武备”，除盛京、吉林、黑龙江外，其余各省子母炮全部收回，至于其他火炮，每千人只留10门。乾隆时，各省火炮射距不足，督抚上书请赐火药配方，乾隆却说，没什么密方，你们做细致一点就行。

  乾隆懂西学，却讳言西学，力主“西学东源说”，即几何、望远镜、火炮等本是古代中国人的学问，被西方人所学，所以无需舶来，参透古书，自然能懂。受此影响，时人只读典籍，鄙视西学。到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清军仍在使用红衣大炮，有的甚至是明朝的旧货。

  靠大炮取胜，又败在大炮下，历史的吊诡令人唏嘘。

（摘自《北京晚报》黄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