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博

在中国西南边疆，西藏阿里地区曾经存在过一个历时六百多年的古格王朝，在中原王朝的时间坐标中，它历经了宋、元、明三代，至明末因突然亡国而消逝于浩如烟海的西藏史籍之中。如今世人仍能在阿里各地发现众多废弃的古格城堡遗迹，在荒无人烟的崖穴中凝视着古格人留下的一幅幅精美绝伦的壁画，发怀古之思。古格的灭亡，一向以神秘著称，然而世界上没有真正神秘的东西，如果有，只是我们还没有洞悉其情罢了。

藏文史籍，特别是经典藏文史籍中几乎看不到有关古格亡国的相关内容。因为后弘期以来形成的大部分藏文经典史籍都完成于古格亡国之前。如著名的《布敦佛教史》《 红史》《 雅隆尊者教法史》《西藏王统记》等，都成书于十四世纪;《青史》《汉藏史集》《新红史》《贤者喜宴》等书则主要写成于十五、十六世纪。换言之，当古格亡国之时，后世对于西藏历史的了解所主要依靠的那些基本史籍都已经完成，自然无法在书中述说古格的灭亡。而与古格的灭亡在经典藏文史籍中几近失语不同，古格的开端，也是西藏后弘期历史的开始，从古格走出来的大译师仁钦桑波，由古格王室迎请、奠定后弘期藏传佛教的基本面貌的阿底峡，以及西藏历史上最早的政教合一体制开创者古格王拉喇嘛益西沃，在上述经典藏文史籍中都曾大发异彩。然而古格的历史在经典藏文史籍中有着绚烂的开头，却没有一字的结局，由此古格王朝在西藏地区乃至中国历史中成了少见的有头无尾的“奇葩”存在。

更令人意外的是，灭掉了古格的拉达克，竟然对古格的亡国故事毫无兴趣，藏文史籍《拉达克王统记》中只轻描淡写地说，其王森格南杰在位時，“派出军队前往古格，废黜了主君大王（指古格王），拿下了古格的扎布让和罗隆”。简略得无法确定被其所灭的古格王朝到底终结于何年。常见的藏文史籍中只有《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对古格的亡国有非常隐晦的叙述，书中说在拉尊洛桑益西沃担任古格托林寺的堪布之时，迎请了四世班禅洛桑却吉坚赞前来古格传布正法，班禅大师返回后，拉尊洛桑益西沃又做了十二年的堪布。其后，拉尊洛桑益西沃和古格王扎西扎巴都“不由自主”地被拉达克王森格南杰“请”去了拉达克，于是森格南杰统治了古格。

《黄琉璃》对古格亡国的记述虽然语焉不详，但却给出了有关古格亡国的重要的时间节点。按其文意，可以判定，四世班禅在托林寺传法后，古格王朝还存续了十二年。而藏文史籍《四世班禅传》则明确记载了班禅大师是在一六一八年（土马年）前往古格的，当年五月班禅一行抵达托林寺，升座说法。至九月，班禅大师一行离开古格返回后藏。据此可以推算出古格亡国的时间当在一六三0年左右。当然，藏文文献中也不是没有古格亡国时间的准确记载，如《达仓热巴传》中就有古格亡国的许多细节，书中写道：铁马年（即一六三0年）时，古格属下的曲木底地方的首领犯上作乱，将古格的农区和牧区的所有地方都敬献给了拉达克王森格南杰，拉达克出兵围攻扎布让的王宫，国王和王子出降，被送往拉达克软禁了起来。可惜，此书在藏文文献中既非经典，又不易见，更不好读。传主达仓热巴·阿旺嘉措本人在藏传佛教高僧群体中的知名度和重要性，也远没到众所周知的地步。他是一六二0至一六五0年活跃于拉达克的主巴派高僧，长期担任拉达克王森格南杰的上师，尽管他亲身参与并亲眼见证了古格的灭亡，但我们听得最多的有关古格的末日故事却不是从他这里得来的。

过去几百年来，世人所依赖的古格亡国的见证者是古格末年在其王城扎布让一带传教的天主教徒。他们对古格亡国的观察，大多收录在威塞尔斯《早期耶稣会士旅行家在中亚：一六0三至一七二一》（Early Jesuit Travellers in Central Asia， 1603-1721 ）和托斯卡诺《西藏最早的天主教传教会》（La Prima Missione Cattolica nel Tibet ）二书中，常见的古格亡国的故事，即是葡萄牙人、耶稣会士安夺德（Antonio de Andrade）在一六三三年二月十四日于印度的果阿写给耶稣会总会的一封信中讲述的。在这封信中安夺德透露了他在一六三0年初从扎布让返回果阿后不久，古格王就身患重病，与国王不和的古格僧人集团趁机发动暴动，并勾结拉达克军队围攻古格王城扎布让，最终迫使古格王出城投降，古格王朝终于一朝倾覆。尽管信中对古格亡国的描述相当绘声绘色，但安夺德其时并不在古格，直到一六三一年二月间他才听说古格发生了暴乱。于是他委派另一位神父阿则维多（Francisco de Azevedo）前往古格打探情况，阿则维多一行在一六三一年八月二十五日到达扎布让，据阿则维多的报告，这时古格不但已经亡国，而且拉达克在扎布让的统治已经稳定下来，所以安夺德和阿则维多都没有亲身经历古格的灭亡，他们关于古格亡国的描写都是事后的道听途说。

传教士们的笔下，古格的灭亡令人唏嘘不已。据安夺德在信中所述，拉达克军队在围困古格王城之后，由于王城依托扎布让的山崖峭壁而建，是一座相当易守难攻并适宜长期坚守的城堡，拉达克军队一度受挫于坚城之下，围攻了王城一个月却毫无进展，围城部队因为冬季即将来临，畏于阿里高原的严寒，不得不退兵，这时古格的僧人集团积极促成了双方议和，古格王需开城纳贡，拉达克在得到贡品，确认古格的臣服后撤兵。古格王竟答应了这一和平协议，离开山顶的王宫城堡，走出来向拉达克敬献贡品，结果国王下山后，立即被拉达克军队抓获，押送去了拉达克的首府列城，失去王室领导的古格军队在坚持抵抗了一会儿后就迅速崩溃，不久古格全境都被拉达克占领。阿则维多对古格王弃城外出的行为非常不解，他认为古格在完全可以做到长期坚守的情况下，不应该主动放弃抵抗，去跟拉达克人议和，更不应该答应拉达克的要求离开城堡去缴纳贡品，以致中了拉达克人的圈套。拉达克的胜利采用的是相当不光彩的卑鄙伎俩，连阿则维多都直斥拉达克先诱和，然后再背约的行为太过“背信弃义”。不过比替古格王的悲剧命运惋惜更有意义的是，古格王为什么会在两军相持不下之际做出如此奇怪的“ 谜之操作”呢？

安奪德在书信中有意无意地暗示拉达克与古格虽同出阿里王系，却长期不和。其中最具有传奇性的故事是双方交恶的过程中“ 结亲不成反结仇”的经典桥段：十八年前古格王与拉达克公主缔结了婚约，当古格的新王后（拉达克王的姐姐）在去跟她丈夫成亲的路上，离扎布让只有两天路程的时候，古格王突然下令不准她再往前走，命她返回拉达克。安夺德虽然不知道古格王的动机是什么，却很肯定地说，这次事件是古格亡国的主要原因。因为拉达克立即发动了战争，这场战争断断续续地持续了十八年，使得古格的农业和矿业生产都无法进行，古格渐渐陷入了贫困之中。安夺德的这封信写于一六三三年，上推十八年的话，古格与拉达克这次失败的联姻应该发生于一六一五年。

安夺德讲的这个故事，暗示了古格的悲剧有着某种咎由自取的宿命，大大增加了古格亡国的戏剧性，但也夸大了局势的严重性。显然，双方紧张关系导致的边境上断断续续的冲突，并没有给古格带来“灭国”的压力，这时的古格人绝不会想到自己已经到了毁灭的前夜，因为所谓的双方“开战”三年后的一六一八年，据《四世班禅传》的记载，古格举国上下还精心安排了四世班禅的到访，古格人都沉浸在对班禅大师的隆重接待中，班禅驻锡古格期间，拉达克王室和僧俗大众也都派人前来参拜，并邀请班禅顺道也去一下拉达克。在四世班禅到访古格的经历中，完全看不出来拉达克与古格之间正在“生死相拼”。

由于拥有共同的历史渊源，又毗邻而居，拉达克与古格的关系一直“相爱相杀”多年。双方既同气连枝，又经常兵戎相见，特别是在对方发生内乱时进行军事干涉，但其目的并不是要吞并对方，而是为了保持地区的稳定，因而双方即便是在交战中，也绝不是那种“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如《阿里王统记》记载，土兔年（一三九九年），拉达克的玛域王赤赞德由于横征暴敛，引起民怨，两大诸侯列叶觉卧拉尊（列叶可能就是列城）和谢叶瓦（其统治中心可能就在拉达克的早期王城谢城附近）联手发动叛乱，赤赞德退守徐域（即古格西北部与拉达克接壤的纯牧区—茹宿）。这时古格国王南杰德出兵击败了拉达克的叛军，在古格的扶持下，赤德赞恢复了对拉达克全境的统治。另一方面，当拉达克强大起来之后，也会对古格进行军事征服，但也不会“灭亡”古格，如《拉达克王统记》记载，其王才旺南杰在位期间（约一五七五至一五九五年间在位），曾遣军攻占古格和日土诸地，但战后古格并没有被拉达克“吞并”，只需向拉达克缴纳重税即可。所以当拉达克军队围攻古格王城不下之际，古格王最后同意请降议和，也在情理之中，阿则维多的报告《从阿格拉到西藏》中提到，古格王接受的出降议和的条件是：古格只需要每年给拉达克进贡表示臣服，至于古格王本人，可以继续留在古格。只是拉达克要求，为了显示古格的诚意，古格王必须亲自出城敬献贡物。这意味着从此古格虽然会成为拉达克的附庸，但古格仍然可以保留内政自主，特别是古格的王统不会中绝。只是这一次，拉达克背弃了几百年来吐蕃王朝后裔政权相互之间“兴灭继绝”的传统，这对古格而言确实是始料未及的。

如此胜之不武，拉达克何以“堕落”至此呢？在灭亡古格前的几十年中，拉达克经历了一波又一波军事灾难的磨砺。彼时拉达克的西边和北边都已经全面伊斯兰化，从一五三0到一五六0年的三十年间，仅著名的《赖世德史》的作者米尔咱·海答儿就参与了多次对拉达克的袭击和侵扰。一五三二年，当时还在喀什噶尔的赛德·汗帐下效命的米尔咱·海答儿随军攻入了拉达克，在“圣战”热情的鼓动下，战况异常激烈。在围攻拉达克北境努不拉的守将布尔·喀巴时，他写道：“伊斯兰的鹰爪抓住了异教徒之手，将其击走。他们弃城仓皇逃窜，穆斯林军追之，至于绝境，把这些迷惘的异教徒全歼，无一逃脱。布尔·喀巴及其部属全部被杀，他们的首级被堆成高塔。—异教徒的脑浆喷射如同烟雾，直冲云霄。”

最受重创的一次大约发生在一六00年前后，拉达克遭到巴尔蒂的穆斯林统治者斯卡都“ 马本”（意为将军）阿里·米儿的重创，《拉达克王统记》甚至认为这时的拉达克开始进入衰落期—“衰败期来临了，王政破败了”，阿里·米儿的军队用计将拉达克王绛央南杰率领的军队主力诱困在冬季的大山之中，并切断了拉达克主力部队的退路，拉达克军的主力可能被聚歼于山中。巴尔蒂军队把拉达克的佛教经书或用火烧，或投于水中，还捣毁了拉达克的佛教寺院，拉达克王绛央南杰及其贵族大臣被迫向巴尔蒂人投降，投降后他们被巴尔蒂军队押回了斯卡都，绛央南杰遭到了软禁，其属臣则被收监囚禁。这时的拉达克几近亡国。但巴尔蒂的穆斯林统治者似乎并没有直接管治拉达克的兴趣，阿里·米儿在对绛央南杰进行一番“改造”之后，竟然释放了他。

拉达克人自己的历史叙事中，把这次“改造”的过程浪漫化为落难国王和天真公主之间的一场爱情故事。《拉达克王统记》记载，阿里·米儿的一个女儿在绛央南杰被软禁期间经常去照顾这位落难的国王，结果这位斯卡都的公主竟然与之日久生情，不但私订终身，甚至珠胎暗结。阿里·米儿在发现女儿怀孕后，只得把女儿许配给了绛央南杰，然后让他们一起返回了拉达克，重登王座。这位公主后来成为拉达克最有权势的王后“杰可敦”。阿里·米儿在为二人举办的婚宴上说：“昨天在梦中，我看到一头狮子从王宫前的小湖中跃出，进入了杰可敦的体内。就在同一时间，她怀里拥有了生命，此女必定会生下一个儿子，给他取名为森格南杰吧！”这位穆斯林公主的儿子正是后来的拉达克王森格南杰，而这个“狮跃入胎”的故事则预示着未来的拉达克将非复从前。

拉达克在与喀什噶尔、巴尔蒂和克什米尔等穆斯林的频繁而激烈的战斗中，锻炼了军事能力，特别是要在穆斯林入侵的大乱之后稳定局势的拉达克王，必须有突出的军事才能方能稳定政局，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得这一时期能够脱颖而出者自然走上军事扩张的道路，渐渐突破了阿里王系的政治文化传统。这一点从穆斯林入侵之后的拉达克王的上位过程中就能看得出来，这些拉达克王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是“篡位者”—这意味着拉达克的王政，从“正统政治”滑向了“强人政治”，只有竞争中的强者才能成为拉达克的新君。森格南杰正是在拉达克政治传统突变中成长起来的一代英主，与以往的军事干预不同，森格南杰的军事扩张都具有“兼并战争”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古格最后“中计”猝亡，正是因为还没有适应已经进入了兼并时代的拉达克。

事实上，古格并非其时拉达克军事扩张的唯一“受害者”，森格南杰此后还兼并了另一个兄弟之邦桑噶尔。桑噶尔灭亡的过程跟古格高度相似。桑噶尔的灭亡表面上也是起源于一场失败的联姻，藏文文献《德钦寺二世雍增活佛自传》记载，森格南杰将他的姐姐杰宗嫁给了桑噶尔王卓吉杰波。然而不久之后，桑噶尔王与王后“反目成仇”，他在与王后争吵后逃亡到巴尔丹寺，而王后则占据了桑噶尔的首府帕登，卓吉杰波在外借兵反攻，企图夺回王城，但王后凭城待援，最后拉达克大军赶到，攻陷巴尔丹寺，桑噶尔王在寺院陷落前逃走，从此亡命天涯。桑噶尔被并入拉达克，时间大概是在一六三八年—古格亡国后的第八年。

古格亡国十二年后，清代西藏地方政府甘丹颇章政权建立，自吐蕃王朝崩潰以后西藏内部的分治割据局面逐渐得以终结;古格亡国五十年后，甘丹颇章政权出兵击败拉达克收复古格故地。《颇罗鼐传》记载，当时甘丹颇章政权还对古格王子进行过册封，“因广寒药乡之天七墀、中二顶、地六勒、八德、五赞等三怙主幻化的历代神圣藏王，与拉达克王臣结下怨仇，所以不再相认祖先。为了明确王子洛桑白玛是西藏的近亲，加以抚慰，赐千余户，封为王。这样，就在阿里翦除了反叛的部落，使之迷途知返，走上正道”。但这一封赏实际上有名无实，古格王子终于还是没能回到扎布让的王城，再践大位。甘丹颇章政权收复古格故地后，立即就将卫藏地区的宗谿制度引入阿里地区，建置了日土、扎布让、达巴和普兰四宗。宗谿制的引入，对古格故地有着润物无声的影响，甘丹颇章政权在各宗采用流官制度，将古格故地的行政管理权集中于拉萨贵族之手，经过宗谿的设置，甘丹颇章政权在阿里的基层地方行政体制基本确立了下来。宗谿制在阿里的推广，使古格故地与卫藏地区渐渐联为一体。可以说，古格后来既消失了，又并没有消失，“它”只不过是在清代西藏地方政府的治理之下，与卫藏地区越来越像，从而“泯然众人”而已。

古格是吐蕃王朝最重要的政治遗产，它的结局也意味着世俗君主体制在西藏已是明日黄花。古格的灭亡并不只是一个王朝的末路，而是一个旧时代的终结。古格的神秘，大概正缘于它与此后三百年西藏社会的那种在时代上的疏离感，过去的辉煌在不被理解中为世人所遗忘。此后的西藏史籍中，寺院掩蔽了城堡，活佛替换下君王，西藏社会与世俗政治从此渐行渐远。十七世纪初，随着贡塘王朝的覆灭，吐蕃赞普后裔建立的各大王系已日益式微，古格与拉达克成为诸王系中硕果仅存的两大支柱，但两王相争，无论胜败，其实都不代表西藏历史的新方向。即便古格没有被拉达克所灭，古格的神秘与独特也难以为继。事实上，古格与卫藏地区的一体化进程，早已根深叶茂，拉达克吞并古格的插曲，也无法改变这一历史进程。古格亡国前夕，四世班禅的到访，已预示着古格的命运终将与整个西藏的前途休戚与共。格鲁派和甘丹颇章政权的出现，是西藏政治文化传统的重大转折。此前，藏传佛教中某个教派总是与某个地区“捆绑”在一起，教派的“地方化”既是当时西藏政治的显著特点，也是一个重大缺陷。但格鲁派却在教派政治中闯出了一条新路，不再以某个特定地区为基础形成教派的核心竞争力，而是通过遍布各地的寺院和教团组织构建起的全域网络实现对西藏社会的新一轮整合。到古格亡国前，以王城附近的托林寺、洛当寺和哲丹寺为中心，以达巴扎什伦布寺、萨让南杰孜寺为东西两翼的古格格鲁派寺院体系已臻大成，彼时古格的王室成员多是格鲁派的高僧，古格的臣民也都归心于宗喀巴的教法，古格与西藏早已在深层的政治文化结构上连为一体。古格亡于拉达克，或许偶然，但古格最终消融于西藏历史之中，却早已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