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昏编钟研究述略及主要问题探讨

2022-07-14张维杨挚怡

老区建设 2022年11期

张维杨挚怡

[提要]关于乐钟的编列组合及其音樂性能是目前海昏侯墓出土音乐文物研究的重要方面，其中编列组合问题更是成为学术争论的焦点。编钟的尺寸、出土时的倒伏范围等因素为我们阐述编钮钟与编甬钟的编列及其组合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另外，关于钟、磬等文物的“盘活”实践也逐渐受到业内学者的关注，其研究与实践具有极大音乐史学意义，也是我们保护、利用这些音乐文物的有效手段和根本目的。

[关键词]海昏侯墓;编钟;编列组合;保护利用

[作者简介]张维，江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美国肯特州立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音乐史论;杨挚怡，江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音乐史。（江西南昌 33007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海昏侯墓考古发掘与历史文化资料整理研究”（16@ZH022）;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基于海昏侯墓出土乐器之海昏侯国相关用乐制度研究”（16YS07）;2016年江西省普通本科高校中青年教师发展计划访问学者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是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好、出土文物最丰富、布局完整清晰的汉代列侯墓葬，是我国汉代考古中的重大发现之一。墓葬的发掘对研究西汉侯国历史具有独特的意义，为西汉列侯研究提供了典型案例，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

目前包括主墓在内发掘的几座墓葬共清理出土文物一万余件（套），其中乐器和乐俑等音乐文物近百件。这些出土音乐资料组合规范、风格明晰，真实再现了西汉时期高级贵族的豪奢生活，更是体现了西汉初期礼乐制度方面文献失载的某些特点。

随着墓葬陆续发掘，各项研究如火如荼展开，学术成果不断推出。据中国知网平台统计，截至2022年年中，已有学术期刊及学位论文五百七十多篇。但是，在丰富的海昏文化研究中，音乐研究仅有一、二十篇，而且音乐研究多聚焦于出土编钟的编制及音列结构，与音乐文物在墓葬中的分量不相匹配。不过，这些研究揭开了海昏音乐文化研究的序幕，相信后续会有更多的学者参与其中。本文力图对海昏编钟的已有研究进行初步梳理，对主要问题再作进一步探讨。

一、研究概述

（一）乐钟编列组合

乐悬制度是礼乐制度的重要表现形式，海昏侯墓出土了的两架编钟、一架编磬，符合诸侯三堵用乐的规范，体现其对先秦乐悬制度的继承。但海昏侯墓出土的编钟配置又区别于其他三座王侯墓葬（洛庄汉墓、大云山汉墓、南越王墓），由此引来众多关注和讨论。

王子初曾在《西汉三王墓编钟音律分析》一文中，通过对“三王墓”出土编钟音律进行分析，提出三套编钟音列具有明显的规范性，这不是巧合现象，而是西汉礼乐制度在乐悬上的体现。[1]2016年3月他发表的《海昏侯时代的编钟──它们见证了“礼乐”的复古与没落》中也保持了原有观点，并认为：“刘贺等‘四王墓’的共同特点是：墓中都出土了一套完整的编钟，而且都由一组钮钟14件和一组甬钟5件（注：唯刘贺墓为2组10件，多出甬钟5件）组成，与一同出土的编磬等乐器，构成了完整的‘礼仪乐悬’……西汉的‘乐悬’制度，曾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实施过。这四座王墓出土的编钟，就是较直接的实物见证”[2]。

2016年6月，张闻捷在《试论海昏侯墓的乐钟制度》中对王子初的观点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他通过现场勘察后提出，这些甬钟大小尺寸与纹饰风格都不尽相同，应该并非同时铸成，而是丧葬时刻意拼凑而成，而且并未将10件甬钟分两处摆放，所以不能明确地平均分成两组。张闻捷提到汉代编钟并不存在统一的使用规范，而且早在先秦时期，就有10件编钟悬于一肆的先例，并且是一种较为固定的乐器制度。且战国时期各地乐制并不统一，汉代制礼作乐时也可能遵循不同的版本，如果拘泥于统一乐制的观念，似乎不太严谨，而且随葬用钟与宗庙礼乐用钟可能并不完全相同。[3]

同年，金隐村在《海昏侯墓出土编钟对西汉乐悬制度的启示》一文中，从纹饰和铭文两个方面对10件甬钟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并否定了张闻捷的观点，一是认为拼凑编钟使用是一种普遍现象，并不一定是为了随葬;二是钟体铭文上分别标明东西方位，说明这10个甬钟并不悬挂在一起，而是分为两套。他认为海昏侯墓的编钟配置与已出土的南越王墓、洛庄汉墓、大云山汉墓的编钟配置并非完全不同，仍旧是西汉乐悬制度的体现，他从刘贺的废帝身份、李氏音乐世家的背景、自身音乐素养等几个方面对海昏侯编钟在乐悬制度上的不同提出了自己的推断，认为从出土实物良好的音乐性能来看，海昏侯编钟很可能是一套从先祖那里继承过来的传世品。[4]

之后，王清雷发表文章《也谈海昏侯墓编钟》，就王子初与张闻捷的分歧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张闻捷《试论海昏侯墓的乐钟制度》的论证材料不够全面、有失偏颇，通过罗列考古资料和已有的研究成果，他一步步对张闻捷文章的材料和逻辑提出质疑，并认同王子初先生提出的“西汉的‘乐悬’制度，曾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实施过”的观点。但是，王清雷认为海昏侯墓编钟最特别的一点不在于多了5件甬钟，而是相较于其他“三王墓”多了由10件甬钟组成的一堵，并认为海昏侯墓出土的4件钟簴和2件磬簴即可以证明这两堵编钟和另外一堵编磬（14件）均为完整编列。[5]

张维、柯黎《从海昏侯墓出土音乐资料探讨海昏侯国的用乐制度》提出一个新的设想：出土的钟簴体积过小，无法承载10件甬钟一起悬挂，所以与14件钮钟配合的应该只有5件甬钟。另外5件甬钟一同出现在墓葬中的原因暂且还不得而知，有可能是作为父亲遗物留存下来，而看似僭越的5件甬钟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作用。[6]

（二）乐钟音乐性能

目前，海昏侯墓的文物还在整理、修复、勘测中，对音乐文物性能研究的论文不过数篇，主要从考古学的角度对出土编钟的音律及音列结构进行了探讨。

王清雷《海昏侯墓音乐文物首次考察述要》一文，记录了作者首次赴江西对海昏侯出土的部分音乐文物进行考察的过程，并就编钟的编列结构、正侧鼓音、音乐性能及乐悬礼制等问题提出了个人的看法。通过自己的观察及对部分编钮钟、编甬钟的测音，他发现铭文为“宫”的甬钟其音高恰好是中央C，还发现编钟在演奏侧鼓音的时候，并非只能敲击右侧，而是根据实际演奏需要，左右鼓部均可演奏。[7]

2018年王清雷再赴江西进行第二次考察，发现海昏侯墓出土的14件编钮钟是以1件二式钮钟和13件一式钮钟拼凑而成，在《试论海昏侯刘贺墓编钮钟的编列》一文中，王清雷通过与目前所知的其他编列完整的西汉编钮钟的对比，专门对海昏侯墓编钮钟的器型与纹饰、二式钮钟的功能以及编钮钟的编列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自己的学术主张。并利用现代歌曲的演示来论证二式编钟是整套编钮钟的音列补全，是“不可或缺、至关重要的角色”[8]。

（三）编钟的“盘活”实践

为了改变中国古代音乐史几近“哑巴音乐史”的现状，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始，杨荫浏等前辈开始想尽各种方法，试图找到音乐历史长河中的诸多活态音乐。随着音乐考古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学者们也开始关注起音乐文物在这方面的价值，特别是音乐稳定性极高的钟磬等金石之乐。让躺在冷冰冰博物馆里的这些乐器“活”将起来，让现代人们能听到几千年的回响。正是基于以上原因，王清雷等音乐学者也开始对海昏侯墓出土的编钟进行实物试奏及创作录音研究工作。目前，这方面研究主要有两个成果，分别是《从三例新出土钟磬实物的试奏谈“金石之乐”的创作》《编钟、编磬文物的试奏——以海昏侯刘贺墓编钮钟和澄城刘家洼M1钟磬为例》，前者对海昏侯墓等三个墓葬出土编钟和编磬实物进行试奏，通过试奏经历，总结出“金石之乐”的创作坚持传统和科学的原则。[9]后者主要谈试奏工作的学术价值，强调试奏工作的原则、试奏曲目的选择、作品的配器、文物乐器的演奏方法，特别强调了文物安全的重要性。[10]

以上研究，突出问题还是编钮钟与甬钟的关系问题，整体来讲，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以王子初为代表的14+5说，认为是14件编钮钟与5件甬钟组合，类似于“三王墓”编钟结构，但是关于剩下的5件甬钟没有给予太多关注;再一种就是以张闻捷为代表的反“王”说，认为10件甬钟不甚统一，实为拼凑的一套，当然也不可能有14+5这种配置的存在;最后一种是以王清雷为代表14+10说，但是他认为14+10并不是“三王墓”一堵的编钟乐悬规格，而是两堵的编钟乐悬规格，即一堵为14件编钮钟，另一堵为10件编甬钟。在当时的材料背景下，这三种研究都不无道理。目前，笔者就新收集的资料重新进行了分析，如果多关注几个角度，例如编钟的尺寸、出土时的倒伏范围等信息，则会得出不同的結论。

另外，以王清雷为代表对编钟的“盘活”实践研究很值得关注，因为这种研究直指我们古代音乐史研究的困惑，将“哑巴音乐史”变成“活的音乐史”可以说是我们几代人的理想，这种实践研究对编钟等文物资源的传承保护及有效利用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此，笔者也想表达自己的一些看法。

二、主要问题再探讨

（一）乐钟编制问题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据网络及各种纸质媒体的报道，得知海昏侯墓出土了14件钮钟、10件甬钟，但最近经过笔者多方确认，其实在甬道的乐车库里还有一件甬钟，该甬钟发现于其中一辆偶乐车上，钟体形制与其他甬钟类似，装饰纹样、风格则同于编钮钟，且周身鎏金。由于出土时摆放的位置突出，显然该件甬钟不属于前述编钟之列。那到底海昏侯墓编钮钟和编甬钟如何配置呢？我们还得从14件编钮钟说起。14件编钮钟出土时原样悬挂于同一钟簨上，可以确定这14件编钮钟当成一肆，但是它们的式样不统一，13件为同一式，器表均饰鎏金龙纹，1件则为另一式，是这套编钮钟里面尺寸最小的一件，周身未饰鎏金，纹饰也不同于前者，显然这件钮钟原本不属于该套编钮钟之列，可能由于某个原因，原来的编钮钟缺了一件，于是找来这件补上。虽然成两种式样，但14件编钮钟整体上形制统一，大小相次，看上去就是完整的一套。经王清雷的测音，虽然这件最小的钮钟正、侧鼓音音高反而比紧邻的那件钮钟对应鼓音还低，但是，它对构成这套编钮钟的完整音列不可或缺。正如他在对编钮钟的音列关系分析后谈到：“二式钮钟（按：指另一式钮钟）的功能绝非仅仅是使海昏侯墓编钮钟的编列凑成14件一肆的西汉乐悬常制，而要将整套钮钟的音列补全才是最重要的……如果缺少了这一件二式钮钟，那么海昏侯墓编钮钟高音区的音列肯定不完整，将无法构成五声音阶或七声音阶，其表现力无疑会大打折扣，甚至整套编钮钟都会蜕变为一套仅能用于摆设的礼器，而不能用于音乐演出活动。”[11]

由此可见，海昏侯墓为了配齐14件为一肆的编钮钟，而且让其成为真正能演奏的乐器，可谓煞费苦心。洛庄汉墓、刘云山汉墓和南越王墓均已出土14件为一套的编钮钟，海昏侯墓14件编钮钟的出现，再次充分证明当时14件为一肆乐钟制度的存在，以及海昏侯对这种制度的强烈认同和尊重。

海昏侯墓编钮钟14件为一肆的制度可以得到确证，那么与这14件编钮钟匹配的是几件甬钟呢？前述墓葬共出土11件甬钟，由于一件发掘时就在偶乐车上，故可排除此件甬钟与其它甬钟构成一个编列的可能。剩下的10件甬钟到底如何与14件钮钟进行配置呢？让我们先来了解这10件甬钟具体情况。10件甬钟整体造型一致，其中鎏金甬钟3件，最大的高为52.0cm、腹径21.3cm，最小的高为38.5cm、腹径17.5cm，钟身龙纹，装饰纹样、风格与13件编钮钟相同;非鎏金甬钟7件，其中2件钟身饰蟠虺纹，无铭文，且与3件鎏金龙纹甬钟一起出土于编钮钟架倒伏范围内，其中最大的一件通高46.5cm、腹径20.4cm。其余5件甬钟，最大的高为73.0cm、腹径31.5cm，最小的高为55.8cm、腹径22.5cm，五件甬钟装饰的主要纹样有所不同，一为几何纹，另为蟠虺纹，但是5件甬钟大小相次，一同出土于钟架垮塌范围内，钟身造型与前述龙纹甬钟相近，均有铭文，且依次能找到标识有“宫”“商”“角”“徵”“羽”表示该钟音名的字样。[12]

综合以上信息，并结合我们以前的研究成果，由于出土的钟簴相对单薄，不可能10件甬钟都悬挂于同一钟簴上，由此，我们可以判断这10件甬钟应该是以两组不同的形式摆放。从有无铭文来观察，可以判断5件有铭文的甬钟当为一组，而且这五件甬钟大小相次，表示音名的铭文依次标识，组成一个完整的五声音列，而且摆放位置都集中于钟架的垮塌范围内。另外5件甬钟，含3件鎏金甬钟与2件非鎏金甬钟，都无铭文，大小相次，而且出土时可见一同倒伏于编钮钟范围内，也当成为一组。另外，从乐钟的尺寸来分析，5件有铭文的甬钟，最小的一件都比另外5件中最大的一件还大，10件甬钟分成两组当是自然之事。

解决了10件甬钟的分组问题，再来看其与编钮钟的关系，5件有铭文的甬钟由于与编钮钟的尺寸相差太大，与编钮钟组合成套使用的可能性不大。另外五件甬钟尺寸由于与编钮钟（编钮钟最大的一件通高为27cm）相差不大，衔接正好，而且5件甬钟有3件都是鎏金纹饰，与鎏金纹饰的编钮钟则形成了一个整体样貌。由于这5件甬钟体积不大，又发现于编钮钟的倒伏范围之内，5件甬钟组成一肆，并与编钮钟共一套钟簴，便构成了14+5配置的一堵编钟。

上面已经谈到海昏侯墓为契合当时14件编钮钟为一列的乐钟制度费尽了心思，同样，这种“照章办事”的严谨态度在关于乐钟所谓14+5的配置问题上绝不含糊，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海昏侯与其他同等级王侯共同维护汉代乐悬规范与制度的强烈愿望。

这样一来，海昏侯墓也就形成了包括14+5编钟为一堵、有铭文的5件编甬钟为一堵，以及10多件编磬为一堵，共计三堵的金石乐悬规模，刚好符合海昏侯刘贺诸侯的身份等级，同时印证了先秦乐钟制度在西汉的延续。值得大家注意的是，5件有铭文的甬钟中，标示有“宫”的那件甬钟经王清雷测音发现，其音高竟然是钢琴上“中央C”，即在这一堵编钟演奏实践里是以C为宫音的。王子初在《西汉三王墓编钟音律分析》一文中，通过测音研究发现，“三王墓”在音列上应该都是以#G为宫音的七声下徵音阶，即在“三王墓”的演奏实践中，都是以#G为宫音来构成音列的。[13]王清雷曾对海昏侯墓编钮钟中的8件进行了测音，并将8件编钮钟的音列与山东章丘洛庄汉墓14号陪葬坑编钮钟的音列对比后发现，受测试的8件海昏侯墓编钮钟的正鼓音和侧鼓音的音高与序号相同的8件洛庄汉墓14号陪葬坑编钮钟的正鼓音和侧鼓音的音高居然是一样的。[14]也就是说海昏侯墓编钮钟的音列结构与“三王墓”编钮钟结构都是以#G为宫音的七声下徵音阶的可能性很高。既然是这样，再次可以证明有铭文的5件甬钟与14件钮钟不能配成一套。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判断这5件甬钟不能与14+5的成套编钟合乐，这种从先代留存下来的重器，只怕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作用。

（二）编钟等文物资源传承保护及利用思考

目前对海昏侯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学术理论研究方面，在資源保护及开发利用方面，虽然近年来逐渐成为专家学者关注的焦点，但在文旅融合的大背景下，后者远远不足，还具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在以上两方面的研究中，海昏音乐文化方面的学术研究虽然已经展开，但也只能说是刚刚起步，而海昏音乐文化资源的保护及开发利用研究几乎为空白。王清雷对出土钟磬的试奏、创作、录音和网络传播，可以让现代人们能听到两千多年前的金石雅声，这是在音乐实践层面对音乐文物价值进行必要的开拓。其他学科的学者也开始关注海昏文化的传承保护及开发利用问题，他们的研究也为音乐文物的保护和利用以有益的启示。例如，刘爱华《文化产业视域下海昏文化的传承、传播与创意开发》一文，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深度剖析了海昏文化发展的客观基础、媒介条件以及大众的需求，认为海昏文化发展不应仅仅停留于“博物馆式”的静态研究，应将传承、传播与开发结合起来，强化其现实服务功能，让海昏文化真正进入大众的视野。可以对出土文物像编钟、琉璃磬、偶乐车等进行简单的仿制并开发成文创产品，对海昏侯墓出土文物纹理、色彩、造型、符号等元素与现代生活用品巧妙融合，依托历史史料与海昏文化打造海昏侯主题的歌舞艺术等。[15]再如，南昌市歌舞团编排演出的歌舞剧《汉风·赣韵》，通过九个篇章将海昏侯刘贺的生平与西汉文化、江西风情通过歌舞表演的形式展现给观众，在音乐上，也将出土文物的各类乐器进行了融合运用。[16]

海昏侯墓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又是区域历史文化的集中体现，而海昏侯墓中的音乐文化是海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对其音乐艺术进行研究和文化挖掘，不但可以发现并解决音乐艺术本身的很多问题，而且可以帮助重塑这一特定时期的整体文化、丰富其历史文化内涵，并逐渐形成文化符号和品牌，对传统文化的弘扬光大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对海昏音乐文化资源进行整理并开发利用可以将海昏文化实行极大的成果转化，打造更丰富、更具特色的文创产品和产业，从而惠及人们的精神和物质生活，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海昏音乐文化是整个海昏文化的响亮品牌，是开发利用的敲门金砖，对它的整理和利用，不仅很快能让海昏文旅成为热点，而且还能持久绽放。

基于以上意义和价值，我们首先要通过纵向和横向两个大的维度来解决海昏音乐文化的传承与传播问题。国家文物局把海昏侯墓的发掘保护、文物修复作为一项国家工程，江西政府着力打造的遗址博物馆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以及极力创建世界文化遗产的初衷就是从文化传承这一历史维度考虑的。传承是在着力做好音乐历史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尽可能客观全面地恢复历史原貌。但是传承应着眼于现在和未来，音乐历史文化不仅为学界而且为世界所共享，进而满足人们生活需要，音乐历史文化的持久传承绝对少不了有效传播。在传播途径上应注重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努力形成馆内、馆外，社会、学校，国内、国外，线上、线下多维立体交叉的传播格局。王清雷通过对海昏侯墓等墓葬出土编钟编磬的试奏录音并在网络传播，这正是海昏音乐文化活态传承、传播与动态开发的有效尝试。

其次，关于海昏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实际上正是解决我们目前海昏文化学术研究及资源整理的目的，即大众所需的问题。让音乐文物不再躺在冷冰冰的博物馆里，让它们与大众亲近，“活”将起来，并渗入到人们的精神和物质享受中去。这里面有几个大的问题需要讨论，首先应该是开发利用的必要性及可行性讨论;其次是有关开发利用的各项保障问题讨论，例如，政策保障、法律保障、资金保障及其它保障等;再次是关于开发利用的原则问题，例如开发利用避免脱离历史文化，避免金钱至上、铜臭味充斥等问题;最后就是开发利用的途径及产品类型问题，例如可以通过动态仿古展览，音乐文物赝品的馆地演出，AR、VR等高新数码技术的仿真体验，网页浏览，音乐动漫，互动游戏，影视音响，图书出版，文创小产品等途径和类型进行开发利用。

三、结语

海昏侯墓出土音乐文物的研究目前算是刚刚起步，主要集中于出土编钟的研究，特别是关于乐钟编列组合及其音乐性能的研究，其中编列组合问题更是成为争论的焦点。不论是王子初的14+5说、张闻捷的反“王”论，还是王清雷的14+10的两堵观，在当时的材料背景下，这三种研究都不无道理。笔者就新收集的资料重新进行了分析，试着从编钟的尺寸、出土时的倒伏范围等角度阐述了编钮钟与编甬钟的编列及其组合关系。海昏侯墓形成了包括14+5编钟为一堵、有铭文的5件编甬钟为一堵，以及10多件编磬为一堵共计三堵的金石乐悬规范，刚好符合海昏侯刘贺诸侯的身份等級，同时印证了先秦乐钟制度在西汉的延续。

另外，关于钟磬等文物的“盘活”实践也逐渐受到业内学者的关注，让躺在冷冰冰博物馆里的这些乐器“活”将起来，它的研究与实践具有极大的音乐史学意义，也让现代人们能听到几千年前的回响，继而惠及人们的精神和物质生活，是我们传承、保护、利用这些音乐文物的有效手段和根本目的。

[参考文献]

[1]王子初.西汉三王墓编钟音律分析（下）[J].中国音乐，2017，（2）.

[2]王子初.海昏侯时代的编钟──它们见证了 “礼乐”的复古与没落[J].中国国家地理，2016，（3）.

[3]张闻捷.试论海昏侯墓的乐钟制度[N].中国文物报），2015-05-06（06）.

[4]金隐村.海昏侯墓出土编钟对西汉乐悬制度的启示[J].首都博物馆论丛，2016，（00）.

[5]王清雷.也谈海昏侯墓编钟[J].中国音乐，2017，（3）.

[6]张维，柯黎.从海昏侯墓出土音乐资料探讨海昏侯国的用乐制度[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9，（3）.

[7]王清雷.海昏侯墓音乐文物首次考察述要[J].人民音乐，2017，（8）.

[8]王清雷等.试论海昏侯刘贺墓编钮钟的编列[J].音乐研究，2018，（5）.

[9]王清雷.从三例新出土钟磬实物的试奏谈“金石之乐”的创作[J].音乐探索，2020，（3）.

[10]王清雷.编钟、编磬文物的试奏——以海昏侯刘贺墓编钮钟和澄城刘家洼M1钟磬为例[M].音乐文化研究，20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