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子维

成都一连数日都窝在初夏的太阳下，何多苓捡了便宜。

他的“带工作室的花园”热闹起来。花、草、树木肆意呼吸，自顾自地野蛮生长，根本不理睬什么疫情。

只是湿热难消，何多苓顾不上手指还沾着绿意葱葱的颜料，把他如古希腊雕塑般自然卷的头发捋到耳后，赶忙把画架和画布挪回了室内。

空调的冷气让何多苓冷静下来，半小时前以为就要中暑的担忧，变成了对刚刚完成的作品的欣赏。花园虽然被遗弃在室外，但花园的梦皆欢喜地转移到了画布上，静谧而壮硕。

郭熙？我指了指墙上的《早春图》。

何多苓点点头：“我很喜欢这幅画。”

《早春图》旁边是苏轼的《功甫帖》。这两件东西，算是这个工作室中最考究的装饰品了。

相比墨色的单一，挤满了画室的油画如画布上的颜色一样重重叠叠，浓烈而醒目。

這是何多苓的标志。这个被美术界后辈呼为“辈分太高”的画家，用这样的对比，暗示自己对中国字画的“喜欢”是不能一笔带过的。

但凡接近何多苓的人，都会觉得这是一个谜，都有解谜的渴望，但何多苓不在乎。他的视线追着光的迁移，落在室外枝头的一只小鸟身上。

那只鸟回头瞄了我们一眼，抖了抖羽毛，腾空而起，翅膀翻卷着一道光，在花园的上空画了道无痕的轨迹。

何多苓说，为了起飞，小鸟几乎用尽了它全部的能量。

他总是这样述说，不论是说落在这个他自己画图建设的花园里的鸟，还是说半个世纪前掉入他的夜的彗星。

1969年，青年何多苓躺在大凉山的群峰之间，耳听松涛，仰望天空。即使在严冬，大凉山的草地仍然茫茫荡荡生长着，不枯萎。

多年以后，何多苓意识到，就在那无所事事、随波逐流的岁月中，他的生命已被不知不觉地织入那片草地。

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届考入美术学院的学生，何多苓在自己的研究生毕业作品中，把那片草地画进了《春风已经苏醒》里，画进了1980年代的中国。

“解冻”的烟气从这幅画的名称里冒出，盲目地簇拥着何多苓。人们擅作主张地把画中彝族少女的喃喃自语，解读成自己的青春，解读成梦想与初恋，以及为梦想与初恋所准备的迷茫与忧伤。

伤痕艺术的代表人物，被强行冠名的何多苓拒受这一称呼。

春风已经苏醒，不过是何多苓喜欢的舒伯特的一句歌词罢了。

无伤，又何以有痕。

当别的知青在想尽办法离开的时候，何多苓却把生活在大凉山的日子，视作一次意外，视作一场逍遥游，尽管其时他不过是一个中断了学习的高中生。

要说回忆，何多苓顾不上“拉仇恨”，他更喜欢搬出那段浪漫—彗星划向自己的夜晚。

大凉山的1970年，空空荡荡，并不舒展。当白天的劳作者晚上到床上躺平的时候，22岁的何多苓的夜生活却是爬上山坡，追着彗星一天天坠落。

在何多苓看来，他在瞧彗星，彗星也瞧见了他。

那个坠入黑暗的光明，足以令人惊心动魄。从那一刻起，何多苓觉得这些茫无头绪的东西，在教他认识宇宙的美丽。

何多苓认定，上天没有亏待他，并且坚信宇宙并不是只能如此，只是现在如此。

正值长身体的何多苓，开始对粮食如饥似渴，包括精神食粮。不管谁从家里带来了什么书，他都要翻个遍。

文学、音乐、绘画，尤其是那个从黄金时代奔向白银时代的俄罗斯，简直是在与何多苓做无意识的较量。

雨果、巴尔扎克、狄更斯、契诃夫、托尔斯泰这些大人物，被镌刻在何多苓的记忆中，到今天他都如数家珍，包括那批翻译这些大人物作品的翻译家的名字。

要说最喜欢的，当属安东·契诃夫。

何多苓偶然读到《带阁楼的房子》，就深深迷上了那种不留痕迹的诗意。他手不释卷，仿佛要把每一个字烙在心里。

“米修斯，你在哪儿？”

何多苓默念这句画家最后的呼喊。虽然英雄主义和激情澎湃归于沉寂，但身处大凉山的青年由此从有限走向无限，开始了一生的追求。

除了契诃夫，在成都，何多苓还偷偷听了不少黑胶唱片，读了很多极其专业的音乐书。尼古拉·里姆斯基—柯萨科夫的《配器法》、柏西·该丘斯的《曲式学》，配上一把破的手风琴，就是当地一位准音乐家。

“前段时间，我的学生还给我淘了两本乐谱，就是那个时候读的。在车里，我去拿给你看。”

起了毛边的《红色娘子军》与《智取威虎山》，封面红得耀眼，内页黄得陈旧。

“你看，长笛、小号、大提琴、双簧管，它们各自为行，分配得多么漂亮，合起来又多么美妙。”

这些褪了色的五线谱，没有任何歌词辅助，在何多苓的眼睛里，却是一种心醉神迷。他喜欢它们，享受它们，结构复杂且效果丰满，尽管乐谱默不作声。

这些令人迷恋的声音，在思绪里翻滚、沸腾，捂热了何多苓的大脑，诱惑他想变得和大人物一样好，即使眼前只是一本本粗制滥造的印刷品。

或许可以说，像何多苓一般天生审美的人，不需要任何榜样的影响，就能符合“老庄”自然之旨：只消遇到一点范例，向他们展示自己一直渴求的不加雕饰的美，他们本身已经足够具备欣赏和再创作的能力。

但审美果真是天生的吗？

表达对象之形貌，其法有限，需要学习；表达对象之神韵，其道无穷，需要幸运。何多苓认为，自己的幸运不外乎两点。

一，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二，知道怎么去达到它。

从大凉山归来，何多苓考入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

美术，美术，是探索美与术的关系。画是靠整理的，要把对于自然的感受与思想呈现出来，需要将技法的惯例与责任，编织在一种较为正式的秩序里。

比如想到某种颜色，要迅速把它调出来，放在合适的位置。这需要激情。

但不能依靠激情。当初与何多苓一起画画的人，当初的一腔热血消失后，他们也消失了。

秩序有了，绘画的肌肉记忆有了，那些被常人熟视无睹、又惊扰何多苓多年的元素，终于在这一刻得到安顿。

彝族、女性、婴儿、庭院、建筑、花和草……它們让何多苓有一种渴望描述的激情，却又多年与他若即若离。

何多苓在渴望中等待，在等待中渴望，终于爆发了。

尤其2014年的俄罗斯系列，诗人翟永明说，是岁月一直在等待何多苓的爆发。

在俄罗斯森林面前，巨大的树无穷无尽，一直到天边，像一面一面的墙，让何多苓肃然起敬。

透过这些雾气重重的森林，何多苓看到了托尔斯泰在流浪、阿赫马托娃在忧伤、肖斯塔科维奇还在等待。

岁月就这样顽强地控制何多苓，让他身不由己。

如今，收藏界等着他卖画，教育界叫他去做教师，学生为了上他的课去考川音美，大众为了目睹他的画把美术馆塞得满满当当。

但何多苓始终记得1990年代，随着那场宏大的出国潮，在大西洋彼岸，画廊提出让他画印第安人而不是彝族人，否则画就卖不出去。

印第安人题材虽然不乏趣味，但当Arts与Business招而摇之地结姻，何多苓竭力握住自己的画笔，不苟同这种趣味，一声不吭地回了国。

作为当代人，何多苓也是焦虑的。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同样困扰他的创作。

幸运的是，何多苓在美国的博物馆看到了很多中国画真迹，尤其是宋代文人画的真迹。中国传统文人的气韵，仿佛突然在何多苓身体里调了个头，打通了任督二脉。

何多苓惊觉，古代东方和现代西方不仅并不遥远，相反，它们是一见钟情的关系，并且必然要培育出一代新人。

创造力的一个秘密，就是毫不留情地自我批评和重塑。改良主义者而非革命者的何多苓，到来了。

从生活态度、精神世界到艺术实践，何多苓都意识到一种新的技艺：画，理应长这般模样，像诗，像音符，聊写胸中逸气。

何多苓的艺术语言开始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传统油画喜欢厚薄的对比、肌理的对比，何多苓逐渐放弃了制造这样的对比，而追求起伏有致，呈现出虚化、扁平、冲淡的味道，不可言说。

八大的用笔、石涛的构图、徐渭的笔触，也皆被何多苓用油画的平头大排刷实现着，甚至带着一种打破规则的趣味。

“你看那幅画的右下角乱七八糟的线头，是地上的杂草，也是我看中国书法胡乱弄的。”

“你看那幅画中的白色立方体，是我看到的远方的房子。我想简化成建筑学中的基本符号，又想到了中国山水画中的亭台楼阁。”

谈起这些天马行空的技法，何多苓呈现出少有的强烈情绪。

多层画法的油画训练，加上皴、戳、揉、点等中式技法，让何多苓的笔长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劲。随繁而繁，就枯而枯，骨气十足。

但江湖，这个硕大的艺术江湖，却仍打算将何多苓摁在大凉山的冬天。

说不清是“新的何多苓”“新的技艺”让江湖没有准备好，还是艺术家之间紧张、竞争的状况，让不爱抱圈子但画功了得的何多苓，令江湖有些忌惮。

“何多苓到此为止了？”很多人发问。

“何多苓是谁？”很多人开始遗忘。

何多苓只身一人，单单地呆在西南一隅，仿佛不知有贰念。他把画笔绑在手上，打了个死结，就低头作画，从未成为任何潮流的主将或附庸。

对于宇宙来说，画布很小。对于画家来说，画布还是太大。

50年，悠哉悠哉，哪怕平面绘画的黄金时代已经远去了，已经74岁的何多苓依旧过着他的欧洲时间，半夜睡觉，第二天中午醒来，依旧每天去“带工作室的花园”画画，依旧每天画6个小时。

这是何多苓的工作，跟上班族没什么两样，除了必要的外出，从未缺席。

下班后，他尽量拒绝社交，把时间交给跑步机，快走3公里；

把时间交给建筑，思考人与空间、自然、功能的流转；

把时间交给音乐，在电脑上用作曲软件作曲。虽然谱一首曲子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但他把作曲当作闲暇时的一种冒险，轻易不予示人。

这样的节奏会让人穷追苦克：你为什么没有走向主流？

何多苓哈哈一笑，回答：我是一个梭边边的人。

各位看官，梭边边，成都话也，亲爱的你们去度度吧。

它，散漫，也浪漫。

它不消过分说明，只是以自我打趣的力道，精准传递出说话者的松弛。它实在太适合一个潮流的旁观者了。

何多苓这个顽固的手艺者，从来都不打算走入所谓的主流或潮流，而是将时间私有化。巨大的社会变革在他的世界中，最多是一个很模糊的轮廓。

这样的模糊一直贯穿在何多苓的绘画技艺中，一如他在画册自序中夫子自况：“回顾这些年来，我发现我关注的仍然是技艺。技艺意味着把自然、社会、个人、思想与行为在画布上—表面与深处—融为一个伟大整体的能力。这是一个不可企及的目标，执着于这一目标就不可能误入歧途。”

但命运，它又总给人制造种种歧途。

你若不知道如何光荣地战胜它，如何取舍它，便无法解放，无法纯粹地抬头看到彗星。

这就像枝头上要起飞的小鸟，脑袋如两倍豌豆般那么小，体内的能量就那么多。

要怎么分配，该怎么消耗，是很讲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