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杕

“海龟”不入“海”，还能去哪？

最近，上海为了吸引留学生，给出了放宽落户的大招：只要是世界排名前50院校的留学生，毕业两年内都可以直接落户，世界排名51—100的留学生也只要累计交半年社保，就能拿到上海户口。

而在此之前，留学生要落户上海，还得连续交足6个月以上的社保。

上海“满血回归”，一出手就是强势“抢人”，但其他城市也不甘示弱：同为一线的广州放宽了郊区落户，大专学历就能入户花都、从化、增城。武汉、大连等省会城市相继宣布“先落户后就业”，大拆落户门槛。

2021年方有些许降温的“抢人大战”，又要开启新一轮角逐了？

有人形容，上海和北京的“抢人”，就像挤牙膏，每次只略微调低门槛，发力极其精准—高学历、高精尖领域的人才，才能拿到一方户口簿。其他人都只能“用时间换户口”，耗上数年时间攒积分来落户。

这种“抢人”的高冷，既源于户口附加的房票、教育及医疗资源，非普通城市所能比拟，同时也受限于常住人口逼近规划上限，两大一线城市不得已设置进京、进沪门槛。

而且，上海的人口“余额”比北京还要紧张。考虑到人口的流入需要和城市承载力相适应，两城都设置了2035年的人口天花板，上海是2500万，北京则是2300万。但在2021年，上海的常住人口已经达到2489.43万，北京也有2188.6万，相当于未来3年上海的人口增量只能控制在10万左右。

于是，怎么抢人、抢哪些人，都成为两大最强一线需要谨慎考虑的问题。

而争夺留学生，正在于缓解上海的燃眉之急。按照国际标准，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比达到14%，即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七普的数据显示，上海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6.3%。

而且外界印象中“最老”的东北，可能也不及上海。同样是七普数据，沈阳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23.24%，上海的这一数据达到23.38%，老龄化程度在全国21个超大、特大城市里排到第一。对比之下，深圳的老龄化水平只有5.3%，单是人口结构年轻就赢在起跑线上。

吸引毕业两年内的留学生落户，显然是上海想为城市注入更多年轻血液。

同时，近年能直接落户上海的都是大众眼中的“最强大脑”—从清华、北大，到上交、复旦、同济、華师的应届本科生，还有世界排名前50院校的海归。紧盯高材生，是因为人才的集聚不仅仅是加法，而是会产生乘数效应。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周其仁曾提出这样一个观点：知识是一种有结构的信息，天才聪明的大脑很重要，但是只有孤立的聪明的脑子并不能推进科学。科学研究的规律，是聪明的大脑和聪明的大脑在一起碰撞。

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结构，追求人口密度，但要往知识型社会转型，特殊人才的浓度才是关键。所以这一次，上海依旧没有选择“广撒网”。

而且最近，上海又添一层危机感—其他城市已经开始“抢”自己的人。近几个月，对于上海返乡的大学生，山西、甘肃、成都、武汉等省市都宣布免收隔离费用，没有收入来源的大学生得以省下数千元的隔离费用。抢上海大学生，这些城市先得了个不错的印象分。

芜湖、绍兴、宁波等长三角城市，有着“近水楼台”的区位优势，拉拢返乡大学生更是不遗余力。宁波不仅提供免费隔离住宿，了解大学生抢票不易，还开出免费专线来接送。芜湖、绍兴的营销力度更大，大派几千万的人才专项消费券，上海过来的大学生可以免费享受住宿、餐饮、旅游。让年轻人切身感受城市氛围的同时，两市还不忘安排企业参观、招聘对接，抢人、留人之心显而易见。

因此，6月初上海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抢人”，也可看作是对前几个月人才外流的快速回应。当然，也有声音认为，留学生群体往往也是高净值人群，上海此次放宽落户，相当于精准发出成千上万张房票，对房地产市场也是一大刺激。

人口流动总和地产市场密切相关。

2017年，因大力度“抢人”出圈的西安，一年内就“抢”到了78万的新增常住人口，20万新西安人落户。人来了，自然需要住有所居，当年西安的房价首次破万，同比涨幅高达43%，2018年延续“抢人”的热情，西安新房市场一房难求，平均中签率仅为23%。

西部中心城市成都，同样在2017年放宽落户、实施人才新政，罗永浩也抵挡不了2万一平的“诱惑”，45岁在成都买下人生第一套房子。成都也在当年迎来楼市高涨行情，二手房价格上涨超过70%，领跑全国。

2018年五一期间，住建部约谈西安、成都、海口、大连等12个楼价上涨过快的城市，其中10个城市在此之前都发布过人才落户的新政。

此前曾有观点认为，房地产的走向，短期看金融，中期看土地，长期看人口。但在人口流动愈加自由、“抢人”政策不断升级的背景下，人口这一因素对房地产的影响变得短期可见。当然，买房大军中有在城市打拼、立足的刚需客，也有纯粹为了补贴和房票前来落户的投机客。

为了防范泡沫，2021年就成了人才政策降温、打补丁的转折年。5月，一向以“来了就是深圳人”闻名的深圳发布公告，调整人才落户政策，一方面收紧学历要求，由专科改为本科，另一方面也调低了落户的年龄限制，还要求拿到户籍满三年才能买房；同时还退出了人才补贴大战，2021年9月开始对新引进的人才不再发放租房和生活补贴。同在大湾区的广州紧随其后收紧政策，黄埔区还直接宣布取消人才购房政策。外来人口占比1/3的杭州，也收紧了高层次人才的购房条件，落户满五年方能购买二套房。

但到今年，人才购房政策又比拼出了新高度。据不完全统计，5月以来就有近30城出台了人才购房的优惠倾斜政策，地域之广既涵盖广东、江苏、浙江等东南沿海强省的城市，也不乏大连、厦门、海口、太原等重点城市。面向被引进人才的购房政策包括放松限购、降低首付比例、契税减免、发放购房补贴等；重庆的人才购房补贴新政里，最高一档还定在了1000万，创下史上最高的购房补贴记录。

如此大手笔的政策优惠，显示城市瞄准的已不仅仅是人才。早前发布的4月公共预算收入数据让不少人诧异：受到1.5万亿留抵退税的政策影响，大量城市财政收入锐减，南京、苏州、杭州、武汉等多个城市还出现了两位数的降幅。

地方财政承压，那么，卖地还是吸收资金最主要的方式。2019年，易居研究院发布土地财政依赖度报告，显示近九成城市的财政资金中，超过50%来源于土地出让，且随着时间推移，这种依赖度有增无减。中指研究院2022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主要大中城市里，13城土地财政依赖度超过100%。

从这个角度看，“抢人”，对应了地方政府的发展逻辑。但也要看到，2021年全国人口增量仅48万，对比之前每年数百万的人口净增长，这样的增量可以说是断崖式下降。抢人越来越难，也越来越考验地方的智慧。

有些城市擅长城市营销，比如成都把广告打到了武汉、杭州，地铁站广告牌随处可见“成都·许你一个美好未来”的标语。走在上海陆家嘴的天桥，也时常会看到南通、盐城等城市的户外广告。

有些城市明白人随产业走，抢人不如挖团队高效。比如武汉，2017年启动“百万大学生留汉计划”，也在同年说动雷军落户小米第二总部，从各地办公室抽调过来几百人。之后武汉照样复制，吸引科大讯飞、海康威视、小红书带着团队落户地区总部。

各城为了“抢人”费尽心思，而且它们也发现自己最近又遇到了一大“劲敌”—县城。

县城，似乎正成为不少人心向往之的热门目的地，而且当中不乏名校硕博生。此前，广东和平县、浙江遂昌县的人才引进名单流出，博士、硕士生占绝大多数，还有清华、上交、复旦、浙大等名校毕业生在列。

这也只是名校生挤进县城的一个缩影。继和平县、遂昌县之后，盐城阜宁县、滨海县公开的人才引进名单里，清一色为双一流高校毕业生。重庆云阳县、洛阳新安县等县城发布的招聘公告中，研究生学历基本成为选人标配。

不过，统计数据和网络世界中的县城，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比如，一些县城空心化的问题引发不少关注。

首都经贸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吴康曾做过长期观察，发现过去十年间，我国大部分的县城都处于人口流失的状态。根据七普数据，在已公布数据的2700多个县区中，2010—2020年人口出现流失的县区大概有1400个，其中近1200个为县和县级市。

此前，哈尔滨公布2021年常住人口数据，相较2020年人口减少11.6万，首次跌破千万人口大关，退出特大城市行列。细看各项数据，东北人口第一大市的人口流失，主要就发生在县域，2020年哈尔滨下辖9个县常住人口303.37万，比“六普”减少了89.77万人。

为了留住人、抢来人，县城也不是没有做过努力。不少县城也对齐城市，给人才发放数十万的购房补贴，还有每个月数百到上千元不等的租房、生活补贴。

效果如何，则要继续观察。2019年，湖南邵阳绥宁县的一位干部曾在一篇文章里，感慨县城留人之难，“2018年千方百计才引进了1名选调生，而近2年，我县有16名本科学历的公务员考调到上级机关”。县城终究没成为“终点”，而只是充当了一块“跳板”。

同时，南昌进贤县、郑州、南宁等地传出拖欠发放人才补贴的新闻，也折射出“砸钱抢人”带来的财政紧张。尤其对于县域而言，处于财政拨款体系的末端，可统筹的公共预算有限，要留住人才，给他们足够的发展机会，还需要下更多的功夫。

不可否认，县城回归人们的视野，对县城是一大好事，这意味着能有更丰富的智力资源去建设县域、振兴乡村。但也不能忘了，引人、留人的基础始终都只能是产业。县城单纯“卷”学历，实在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