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共有性：犬吠工作室的行为学之道

2022-07-13谭大雷

建筑师 2022年1期

谭大雷

王国光

引言

犬吠工作室（Atelier Bow-Wow）由塚本由晴（Yoshiharu Tsukamoto）与贝岛桃代（Momoyo Kaijima）于1992 年共同创立。二人均毕业于以强调建筑批判性著称的东京工业大学。尽管这对建筑师夫妻的大部分作品为住宅设计，但从设计实践到学术研究无不展现出其对于城市、社会的强烈批判性。延续了清家清—筱原一男—坂本一成这一脉师承关系的塚本，在受到前辈影响的同时，将筱原等人对于建筑本体的批判发展延伸至对城市环境、物质循环等社会学的批判。犬吠长期保持着优异的学术生产能力，在2001 年出版的《东京制造》一书，因其观察东京的独特视角与对城市现象背后的社会因素研究引起反响，之后又出版了以“行为学”为主题的著作Behaviorology。尽管早期犬吠的项目以小住宅设计为主，但他们学术研究和设计实践的关注点始终在公共领域，这从他们在早期住宅设计中就主张室内空间应向城市延伸的态度便可窥见一斑。共有性（Commonality）则是犬吠在行为学研究中探索出的目标与方向，本文试图挖掘出犬吠从行为学研究发展到共有性研究的来龙去脉，阐述并论证共有性如何通过行为学的设计方法得以实现，归纳其在当今时代的意义。

一、行为学之道

1.从考现学到行为学

1923 年爆发的日本关东大地震摧毁了东京、横滨两座城市的大量房屋。面对废墟上的城市，参与过“白茅会”①民居调查的日本建筑学家今和次郎开始了他的研究行动：手握纸笔穿梭在震后的废墟中，观察并记录下在艰难条件下人们发挥民间智慧自发建造的临时住所[1]。人们将身边能取得的材料尽可能利用、协力建造，这种面对窘迫环境而展现出的强大生存本能、渴求庇护而被激发出的创造力以及建筑作为绝境中希望的载体，深深打动了今和次郎。之后他所成立的相对于考古学的“考现学”（Modernology），旨在实地观察和记录所见之人或物的一切细节，从生活用物的放置，到路人的服饰发型，甚至是茶碗开裂形式都在其研究范围[2]。从物件到现象的研究中流露出考现学对日常的关注，这对日本整个文化学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如此，无论是今和次郎的考现学，还是之后1986 年诞生的“路上观察学会”②，其研究对于现象的背后逻辑溯源是忽视的，对于观察后的再创作是主观拒绝的，这也注定了这些观察与记录一直以来难以被建筑师所利用。[1]

1990 年代末，塚本与贝岛采用着与考现学相似的方法，对东京的建筑奇景进行了实地考察与记录。从《东京制造》中的“滥建筑”③，到《宠物建筑导览》中的“宠物建筑”，体现出犬吠对于在东京这座寸土寸金的城市，人们利用建筑狡黠而高效地向城市争取空间的称道。正如记录震后重建的今和次郎，两者同样表达着对于限制条件下建筑“不择手段”地生长以及面对现实约束时民众高超创造力的高度赞扬。[3]但不同的是，塚本与贝岛在这种自下而上的观察中，发现了考现学中“身体性”这一能与建筑学发生直接关联的特性，进一步通过建立“行为”这一理念，成功将观察日常与空间设计紧密联系在一起。犬吠观察到日本的路边摊以室外餐厅的形式让陌生人能够开启对话交流，拥有使人亲近的不可思议魅力，因此他们参加“越后妻有三年展2003”的作品“白色小巴饮食摊”（图1）效仿了路边摊的行为模式，将这个路边摊重构至10米长，以便聚集更多的参与者，从而构建出一个可移动的微型公共空间，这是犬吠以身体性为方法，力求将行为从观察走向重塑的体现。这辆被延伸的路边摊能在公共空间中为陌生人创造聚餐般的体验，它的移动也需要数人的合力协作，犬吠用这种方式试图为人们建立纽带，同时也印证着藤森照信对犬吠设计手法的评价：通过安排人体重复与微小的日常活动来组织空间关系[4]。

图1： “白色小巴饮食摊”将城市街头行为进行重塑

塚本强调，犬吠工作室提出的行为学（Behaviorology）不同于20 世纪70年代被认为是通过特殊的物理环境来控制人们行为的行为主义（Behaviorism），是一种用生态学的视角研究空间、鼓励行为产生的方法。其研究对象也不仅限于人类，还推广到自然元素与建筑上。对于行为的观察，也并非像考现学派那样事无巨细地全盘记录，而是注重观察研究介于个体与群体的对象之间的共性行为[4]。而延伸出的利用自然元素的行为与分析归纳建筑的行为，体现出犬吠希望将建筑视作可呼吸的生物的态度，这一思路也正是延续着20 世纪受到生物学影响的日本新陈代谢派。

2.从建筑的行为到共有性

塚本认为，环境中存在着共同属性，能使建筑在形式上呈现出一定的秩序，久而久之形成建筑的某种类型，而这种现象可以被称作建筑的行为。在他的观点中，建筑的形式被视为其对于环境的主动回应，而环境中需要被回应的对象，用“通量”（Flux）予以描述：在该环境中会不断涌现出来或抽象或具象的常态化问题。塚本将其比作男性的胡须：成年男性都会面临打理胡须的问题，尽管不同的人会选择不同的方式处理，但这一问题是他们所共有的。在该过程中，成年男性被联系成一个共同体，将胡须修整得美观的人会引起他人的认同与共感，并被效仿。若将语境换作威尼斯，“水”就成了通量：各个建筑的形态虽然不尽相同，但它们一定具有与水和船紧密联系的特征[5]。这些建筑在一定范围内表现出相对的差异，却又不会偏离他们共有的语汇。一个能够既恰好支撑建筑的行为又能适应所在环境条件的形式，是可能会被不断重复和积累的。因此，单个建筑的存在也被视为对城市空间质量重要的潜在影响。犬吠在这一理论框架下，进行了对于“窗”这一建筑元素的考察调研，出版了《窗，时间与街景的合奏》一书。由于窗户是沟通建筑室内与室外的媒介，其形态背后隐藏着的是当地气候、政策法规、文化习惯等诸多因素，所以犬吠将“窗”这一属于个体建筑的构造，置于街道环境中进行观察，把其中反复出现的元素视为这一地区的共有行为（图2）。而促成共有行为的环境要素，塚本将其分为三类，一是代表历史维度的“系谱”，建造的经验与方法会逐代传承并演变；二是代表社会共同意见，即被明文规定的“制度”；三是使建筑脱离孤立，由标准化技术带来的“生产”。[6]

图2：犬吠对阿姆斯特丹皇帝运河街景的立面观察研究

在设计阶段，犬吠对于影响建筑的这三类社会因素向来抱着照单全收的乐观态度，例如：在阶梯町屋（TREAD MACHIYA）的设计中，形体与屋顶形式延续了日本传统町屋的“系谱”，遵循着所处街道其他传统日本町屋的韵律，并将这一原型简化成纯粹的坡屋顶与大开口，来强化建筑的这一类型学特征；而楠家屋（KUS HOUSE）层层退台的形态则是为了满足当地建筑高度和退让距离的规定，并为室内提供尽可能充足的采光，从犬吠将其视作为了光合作用而向上生长的植物的比喻中也能够发现他们赋予建筑的主观能动性；为森林滑雪场而设计的川西町度假小屋B（Kawanishi Camping Cottage B），则是在“生产”上学习当地民居防止积雪的做法，用L 形钩来支撑木板，并将这些木板与墙体的薄肋交替排列，形成覆盖着整个建筑的一体化立面形式（表1）。

不难发现，犬吠关于建筑的行为理论，与阿尔多·罗西在《城市建筑学》中阐述的类型是高于形式的逻辑原则、集体记忆相关理论的观点基本一致。这一阶段犬吠所论述的建筑的行为，可以说是对建筑类型学的拟人化表达。尽管这一理论创新性不足，但它作为犬吠之后提出的共有性（Commonality）的前身仍具有重要意义。在行为学这一建筑理论框架中，虽有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唯独不够明确的是研究目标，对于建筑师来说便是设计理念。而在一系列实践与思考之后，基于塚本与贝岛的文化经验和所处的时代背景，犬吠终于在建筑的行为这一基础上发展出“共有性”这一理念。

二、共有性

1.共有性的来源

对于犬吠提出共有性的来源，可以从塚本与贝岛自身文化经验和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两方面进行分析。

20 世纪60 年代之后，以矶崎新和筱原一男为代表的日本建筑师开始通过建筑自身的语言和文化结构，寻找一种自主性和永恒性对消费主义进行批判，这种批判对日本建筑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塚本在东工大的老师坂本一成作为筱原的门下学生，并没有继续前辈自主性的道路，相反，当时的坂本研究室里有着“基于个体性的建筑创作已经发展到了尽头”的讨论，坂本也提出“作为环境的建筑”“建筑的社会性”等理论[7]。受其影响的塚本认可并延续了老师的思考，认为前人基于住宅自主性的研究已经到了极限，现在需要立足于社会、自然等更广领域的建筑研究，需要在批判中将城市运转背后的各种元素化作设计资源[8]。

不同于对坂本的继承与发展，塚本对于20 世纪日本新陈代谢运动保持着批判继承的态度。1960 年代的新陈代谢派设想的城市是围绕不变的核心进行新陈代谢（Core Metabolism），其更新依靠的是集中的权力与资本，而他们的失败也宣告着核心新陈代谢与现实的不适应。基于对前人观察的后见之明，犬吠发现了围绕着空隙（东京居民区建筑物之间剩下的空隙空间）进行新陈代谢（Void Metabolism）的现象[9]。同时被犬吠批判的是新陈代谢派设想的可更替胶囊式空间所带来的“无根性”，这种使每个家庭/个人成为原子化的个体（Atomic Individual）的特征，被认为令人们互相失去联系，成为被消费主义裹挟的个体[10]。犬吠对于公共领域的追求，很大程度受到汉娜·阿伦特的《人的境况》的影响，该书强调，只有他人的在场才能保证人的实在性，人只有在与他人共同拥有、分享这个世界，且在其中积极行动，才能获得人的意义[11]。犬吠指出，具有共有性的公共空间应允许不同行为在公共视线下和谐共处，也对应着阿伦特提出的“显现空间”④理论。

犬吠对于三类共有行为环境要素的回应表1

塚本也曾坦言亨利·列斐伏尔对犬吠的理论框架构建起到了重要影响。列氏指出，日常是社会生产与社会关系的基础，帮助个体建立社会联系。但是随着日常生活元素（工作、家庭、闲暇活动等）的分化，日常的异化出现了，伴随着消费主义的兴起，个人变得只关注自己，致使原子化趋势加剧[12]。因而日常生活应向公共生活开放，公共领域的复归能克服日常生活的异化状态，恢复人的总体性生存。这一点在犬吠早于共有性提出的“第四代住宅”⑤中便可发现踪迹：犬吠希望房屋的居住功能应向社区化和集体化发展，通过加强人们之间的交流，使得房屋空间更加开放，与城市融为一体[13]。犬吠的自宅兼工作室处在东京逼仄的旗杆形场地，一、二层是工作室，三、四层则是塚本和贝岛的住房，两者之间没有设置明晰的边界，正如他们没有为了隐私性急于同近在咫尺的相邻建筑隔绝开，而是精心回应着场地环境：在没有直接对望的界面大胆设置从上到下的玻璃窗，三层则内切形成一个半室外露台空间，把周边建筑的外墙当作自家的壁纸，模糊室内外空间，使周围环境也成为室内空间的一部分，实践了第四代住宅中“将陌生人邀请进室内空间”的尝试。而室内丰富错落的空间构成则是对周边回应后产生的结果（图3～图5）。

图3：犬吠自宅兼工作室剖透视图（一）

图5：犬吠自宅兼工作室对室内外空间界限的模糊

列氏也指出，现代化进程中，主导城市空间的价值已从人的“使用价值”被资本主义的“交换价值”取代，并通过与政治意识形态相联系的都市开发蓬勃发展，使人们的居住范围和活动范围被限制，并被社会阶级重新定位[14]。受其影响的塚本和贝岛在社会观察中所发现的现实问题令他们认为提出共有性这一概念迫在眉睫。因为共有性的意义便在于它是对抗资本主义生产的“抽象空间”⑥，帮助人们从商业与消费中解放，从而恢复人的“使用价值”的良方。20 世纪下半叶的日本，各领域的产业化使得GDP 飞速增长，与此相伴的是原本在街道上的休闲和娱乐活动被转移到服务产业，他们发现当下的年轻人似乎只有在充满消费的商业性空间才能获得快乐。3·11 东日本大地震后，本应发挥协作互助的社区力量不复存在，塚本认为这正是现代产业化带来的生活碎片化导致的个体原子化恶果。战后面临住宅短缺的日本建造了大量集合住宅，在他看来也加剧了这一趋势，集合住宅形式以尽可能为更多家庭提供居住空间为设计依据，不免将居住者异化成没有行为与技能的“空壳”⑦，使建筑设计沦为人口与规模的机械换算[7]。

与个体空壳化相伴的是公共空间的空壳化，成长和实践于泡沫经济破灭时代的犬吠对一切大而不当的空间形式保持着高度警惕，他们对将工程本身的建设作为项目的目的，对在规划和运营中没有充分考虑如何使用“方盒子行政”⑧中因功能不明确而造成浪费的无用空间始终表示批判。尽管东京也存在相当数量的公共空间，但在他们看来，由于根本没有考虑过人可能的行为与技能，这种把公共空间粗暴视为个体之和的设计是漠然而乏味的，对市民来说反而是一种压迫。20 世纪受到欧洲城市影响的日本建筑师们设计了许多临近政府的市民广场，但实际使用情况不佳，对此塚本指出，欧洲的广场之所以能产生活力，是因为与城镇中心的教堂、居民聚集的社区、沿街的商店、游客交织的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在日本仅仅模仿一个广场的形式注定是空洞无力的。犬吠的“微型公共空间计划”可以视作对这种现状提出的批判与改善的计策：通过参与世界各地的国际艺术节，去探寻各地区人群聚集的公共空间，研究当地文化习惯与其支持的自然环境之间的不同关系，并根据这些研究设计出不同形式的“微型公共空间”，如人工地形、小型建筑物、可移动构筑物、大型家具，等等。例如犬吠在2002 年上海双年展的参展作品“家具自行车”，便是将上海街头随处可见的自行车和市民外摆的家具结合在一起从而塑造公共空间的尝试。他们认为上海高强度的开发正在消灭街道上充满活力的生活化行为，因而通过将人们再亲切不过的元素重组开发，在飞速发展的当时表达对于城市生活的反思（图6）。

图6：犬吠通过家具自行车对重塑公共空间的尝试

2.共有性的定义与意义

共有性是犬吠提出的一个集合性概念，其含义不断被发展和丰富。从其命名便能看出塚本与贝岛深受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的影响，相对于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社群主义认为自我、社会认同、人格等概念都是由社群建构的。共有性最初来源于行为学研究中“建筑共同的行为”，犬吠在京都一排排传统町屋、威尼斯与水为邻的民居构成的城市景观中发现了这种共同行为的意义。建筑作为文化人类学中“文化”的载体，与当地人类的生存发展息息相关，因而共同的行为（或者说类型学）是历史的时间轴上几代人反复实践传承的结果，它不仅回应着日本在20 世纪晚期遗产保护运动中对历史价值的呼唤，更强调其带来的对于个人和集体的情感与象征价值，使人们对自己所处的地域保持认同感。

在建筑学领域，路易斯·康曾提到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共识感，它是不同的人相互理解和产生共鸣的基础。塚本将这种共识感也纳入了共有性的范畴[7]。而当共识感被给予场所的限定，那么共有性的概念便与乔丹·桑德在《本土东京》中描述的本土性非常相似，是一种“关于形式、空间以及在当地生活体验的话语系统”，而本土性“并不是必须被遵守的传统规范，而是具有创生性的语法规则”的特点[10]，恰好呼应了《建筑的诗学》中对共有性“既包含着对内部个体的关爱，又始终应对这外部社会的各种变动”的解读[15]。不难发现，犬吠赋予了共有性在个体与公共之间建立沟通的使命与价值，试图借此消弭人与场所之间的障碍。

不仅如此，共有性同时还强调建筑作为公民意志的集合体，将不同身份、不同利益的群体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构筑性。这一特征的捕捉最早来自于2007 年犬吠在东京宫下公园的改造设计经验。这一项目作为日本政府实现公私合伙制（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的率先尝试，由涩谷区政府与日本耐克公司合作，企业提供公园改造的建设资金并获得冠名权。然而由于信息没有及时公开，公众误认为该项目目的是企业将公共空间私有化，并赶走原本居住于此的流浪者，结果引发了一系列反对建设的人权抗议活动。为了重新取得民众支持，除了依靠政府的宣传公示之外，犬吠采用了费时费力但却有效的设计方法，即对场地周边的现状问题与人群需求反复调研。他们的发现包括：明治大道沿线的居民曾多次投诉滑板场的噪声，攀岩爱好者一直在要求提供攀岩设施，年轻人在附近建筑的玻璃幕墙前练习跳舞，等等。通过尽可能多的采访，从而确定公园的服务人群与改造措施，使其成为一个能够容纳不同行为共存的包容性空间。除此之外，为了吸引到涩谷购物的人们，在公园的中央还修建了与明治大道相连大型楼梯、凉棚和电梯；为了让不运动的人群也能在这休息，清掉了阻碍视线的树枝并设置了能够观看运动场的长椅[7]。宫下公园从设计到建成共历时4 年，在犬吠的努力下它最终赢得了当地居民的喜爱，成为一个具有共有性的城市公共空间（图7）。

图7：东京宫下公园为不同人群塑造不同形式的空间

塚本曾在与老师坂本的对谈中提到了从这一波折中感受到建筑的社会构筑性，他引入肯·弗兰特所著的《圣殿春秋》（The Pillars of the Earth）进行类比：书中菲利普院长所提出“要建造大教堂”的想法，为公众树立了一个宏大的目标，使中世纪处于混乱中的人们开始自律并逐渐形成社会秩序。犬吠对于公共建设抱有一种巴别塔式的期待，这种期待并非单指使用者参与建造活动，其重点在于通过建筑把公众定位在一个相互关联难以割裂的系统中，让公众感受到维护这一系统的重要性，从而赋予每个个体对整个共同体的责任感[15]。这种关联不同于现代城市居民通过依附在消费形态或某种制度上的弱连接，而是依附于空间的强连接。至此，共有性与人类学家项飙所描述的用于构建人与周边世界关系、感知自身所处位置的“附近性”不谋而合。项飙认为，新自由主义下的市场将“附近”视为阻碍交易的摩擦，并通过技术将人类身体感知到的附近逐渐转化成数据化的附近。这一过程中，身体性逐渐被消灭，个体逐渐原子化，而共有性的根本目的就是对抗这一趋势，重新建构人与人、人与场所的多层次关系。犬吠在宫下公园中对附近人群以及环境的详细调查与回馈，可以视作在设计中试图实现附近性的复归。

三、通过行为实现共有性

1.行为的共有性

早在20 世纪50 年代，史密森夫妇就意识到现代城市规划可能带来的问题，并试图通过“簇集城市”这一城市形态构建紧密联系的社区。塚本认为，史密森夫妇的理论同样是对于共有性的回应，但其局限性在于把共同体简化成建筑形态，这种自上而下的理想化设计难以实现共有性。而雅各布斯指出，人口集中与功能混合所带来的小型经济为城市居民相互联系提供了条件，通过街道上的商业活动，居民相互帮助，维护社区这一共同体[16]。这一方法并非直接用设计回应共有性，而是通过理解“小型经济体”作为媒介的重要性，间接恢复城市的共有性。犬吠同样认为共有性的实现需要媒介，它必须能引起不同个体的共鸣从而将公众联系在一起，于是“行为”重新被聚焦。之所以意识到行为对其的重要意义，也是因为犬吠受到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影响。这一理论旨在“批判地提出人们如何生活的问题，或他们的生活如何不好的问题，或他们如何完全没有生活的问题”[12]，从而改造日常的结构和组织。而犬吠对于行为的观察和重塑，可以说是日常生活批判在建筑学领域的实践与运用。行为学研究中发现的行为所具有的空间性与时间性也对应着列氏对“身体”和“节奏”的关注。列氏提出“身体是空间中无法消除的组成部分”[14]，而犬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指出每个人的身体内置着各种技能，技能所对应的行为同样占有着一定空间，从而使行为也具备空间性。同时，犬吠也将列氏的节奏分析理论运用至行为学，提出不同主体（人、自然、建筑/城市）有着不同的时间尺度，行为会根据所讨论的时间尺度的不同而改变，进而影响对空间的设计[4]。贝岛曾提出，人对空间的占有（Occupancy）才使空间中独特肌理变得有趣[5]，即强调行为的时间性。

基于行为的空间性与时间性，塚本提出，行为无法被个体垄断，它是生活共有性的基础，在公共领域的行为一定会被他人感知，成为一种开放的资源供人学习参考，因而行为无法明确分成个人的与集体的。而当不同个体在同一公共领域进行着某种类似的行为，那么他们便在那个空间被联系成一个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形成的条件，在于犬吠认为每个身体都内置着若干技能，这些技能只要被掌握就会成为身体的一部分，合适条件下便会被唤醒过来，它使得个体不再是空壳[7]。犬吠希望通过这一观察视角，使个体摆脱原子化，将空间的使用者视作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行为产生者。犬吠在Commonalities中记录了北京天坛公园晨练的场景，进行不同锻炼的人们在树林中自然而然地分成了不同团体，各自占据着不同位置进行活动与社交，而公园不存在物理上的分隔，使得每个团体的行为又和相邻团体的行为、自然的行为交叠在一起，令整个公园成为一幅行为丰富的画卷（图8）。这种不同行为被激发又被整合在一起的场所，在日常生活中赋予每个主体参与感和归属感，即是犬吠认为具有共有性的理想公共空间。

图8：犬吠对北京天坛公园的行为观察记录

犬吠在布鲁日的运河游泳俱乐部设计中为他们的理论做出了有力证明：这座城市曾因运河水体污染禁止了游泳活动，即使今天水质已经恢复，但人们对下水游泳仍有心理障碍。在塚本看来，运河这一亟待利用的公共资源就是恢复公共空间活力最好的媒介，建筑的作用就是让这些公共资源能被人们所触及、享用。为了鼓励人们下水游泳，犬吠利用漂浮码头技术设计了一个贯穿了步行桥的水上游泳平台，希望用它唤醒当地人下水游泳的技能（图9）。为了能使更多人与其产生联系，不但从地面到平台设置了桥梁和残疾人坡道，更是采用了钢丝网对坡道、楼梯和桥梁进行安全防护以保持平台空间与城市街道的视觉联系。在这个项目中，犬吠成功将人的行为与当地的公共资源联系起来，体现出对生命政治式规训的批判与对公共空间共有性的追求（图10）。

图9：运河游泳俱乐部总平面图

图10：运河游泳俱乐部为当地公共空间带来活力

2.介入行为的生产线

犬吠提出，行为是被生产出来的，每座城市有着专属的行为生产线，当每一个个体参与到生产线上时，行为的重复性超越了主体之间的差异，从而生产出具有某种共性的行为。这条生产线由气候、自然环境、生产技术、交通工具等物质，体育、音乐、饮食等文化技能，以及所处的社会基础设施和建筑的相互联系构成[7]。反过来，行为也将属于这些不同维度的事物联系起来，通过参照城市的行为特征，可以从行为的侧面来追溯这种相互联系，从而进一步解读自然、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在这一观点中，行为这一概念被犬吠发展成将一定范围内物质与非物质元素联系在一起的媒介与载体，它引导建筑设计朝“设计事物的关系整体”发展，也清晰体现出犬吠的系统论思想。塚本认为，关系的整体性是对抗生活碎片化的有力武器，要重建共有性就必须重建事物之间关系的整体性，而建筑作为社会构筑的产物就应当介入到当地的行为的生产线中，帮助构建出一个行为生态来强化整体性。关于介入的方法，犬吠引入了法国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在社会关系中非人类和人类同等重要，它们相互作用并形成异质性网络。塚本也在采访中提到，建筑设计需要在民族志网络（Ethnographical Network）与工业社会网络（Industrial Society Network）探寻一种新的“批判性空间”⑨，将建筑与城市和社会的发展连接在一起，寻求自然与工业的平衡，以及资源利用与人类需求的平衡。犬吠的设计理念是先通过田野调查认识当地特有的行为模式，再用建筑介入建筑空间背后的行动者网络，来构建可持续的行为生态。在2011 年东日本大地震和海啸发生后，犬吠参与了一系列日本东北村庄灾后重建项目，在三陆沿海地区的环境重组计划中，他们并没有急于设计建造房屋，而是用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对当地的土地利用、产业发展、生活环境的演变进行尽可能还原，从而掌握村庄在不同时代的生活模式[17]。犬吠一方面通过绘制建筑与海洋关系的剖面图，发现由于工业发展和政策规定，人与自然的环境由相互渗透变得疏远对立，原本山林、住宅和渔业之间的联结被逐渐遗忘（图11）；另一方面通过绘制同鸟瞰图结合的桃浦地区行动者网络图，发现村庄生活模式在动力船的引入后，人、技术与自然资源的关系变得更复杂并向周边延伸，而当地关系网络的中心是渔师这一群体（图12）。犬吠独到的视角使他们将与渔业相关的行为视作与海洋、森林同等重要的公共资源，意识到复兴这一产业对于村庄灾后重建的意义。对此，塚本曾在采访中提到，重建人与当地资源之间紧密关系的关键在于恢复当地人所特有的技能，这些技能的培养就是构建社群与共有性的基础，这些工作被犬吠视为建筑设计流程中重要的一环。因而在设计建设房屋之前，贝岛亲自投身并与当地政府共同策划渔师学校、编写教科书，重新强调渔师的日常技能内置于村民身体的意义（图13）。

图11：犬吠对桃浦地区海岸关系演变的研究

图12：犬吠对动力船引入前后桃浦地区行动者网络关系图的研究

图13：贝岛桃代（后排右1）亲自参与策划渔师培训学校

在完成一系列田野调查之后，犬吠方才设计建筑“桃浦村落”来介入桃浦地区行为的生产线，试图恢复以渔师为中心的行动者网络。其中，犬吠设计的主屋坐在山林中，面朝海洋水平展开，由中央的开放式公共厨房和两侧的榻榻米卧室组成，主屋与其他设计师设计的配套住房一同为当地人与游客提供出海捕鱼、伐木烹饪等培训服务，从而重构当地围绕资源-技术、材料-技能的民生生态。这个项目里，犬吠以重组村庄社群为出发点，在调研分析当地行动者网络后，发现建筑可能介入的关键部分来强化人与人/自然资源的关联，进而重建共有性（图14、图15）。

图14：桃浦村落鸟瞰场景图

图15：犬吠设计的桃浦村落主屋

四、结语

犬吠工作室名字的由来，正是塚本与贝岛提倡用一种自下而上的“狗的视角”去研究城市，反映出他们对于上帝视角“空壳”式设计的批判[18]。从对考现学的继承与发展，再到行为学和共有性的提出，犬吠在生活碎片化与个体原子化的时代尝试从建筑学的角度实践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与革命，构建人与物紧密联系起来的行为生态，从而恢复逐渐失落的公共价值。犬吠对于共有性的研究，扩展了建筑师的工作范畴，重申了建筑作为身体性与日常性载体的价值，能成为一种平衡建筑师与使用者距离的媒介和资源，也是为处在消费主义漩涡与自我中心主义时代的我们敲响了警钟。

注释

①柳田国男与今和次郎等人于1916 年共同创立的以调研乡土民居的学会。

②Dame architecture，指“憨直地对应周遭环境与内容，而非构成美学或形式为优先目标的建筑物”。③由受到考现学影响的赤濑川原平、藤森照信等人成立，旨在观察记录都市中各类日常细节的学会。

④Space of Appearance，阿伦特所论述的行动者在公共领域中通过行动与言说使得彼此从群体中相互显现出来的空间。

⑤犬吠基于三十年一代的住宅系谱学，提出的未来日本住宅模式，特征包括：1.有对非家庭成员开放的室内空间；2.有鼓励人外出的类外部空间；3.能重新定义住宅间的间隙空间。

⑥列斐伏尔指出资本主义与新资本主义生产了一个抽象空间，反映了商业世界以及货币的权力和国家的“政治”，它将时间视作一种抽象而予以抛弃。

⑦空っ（ⅴ）の身体，指没有器官而失去功能的躯壳，此处翻译为“空壳”。

⑧ttⅩⅤtìのぎょうRAⅩⅣ，日本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发展发起建造，却没有设法进行有效利用的公共建筑，20 世纪90 年代给日本社会和地方财政造成遗留问题而受到批评。

⑨Critical Space，以筱原一男为代表的东京工业大学学派运用批判法进行批判创造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