栗潇远

(1.同济大学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上海 200092；2.复旦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 200433)

一、问题的提出

广大后发展国家(late-developing countries)的减贫绩效除了依赖跨国转移背景下的国际援助或非政府力量的参与，减贫资金分配和项目运作都离不开本国力量及其基层政治代理人的介入。为此，有学者认为国家内部的减贫政策或项目值得更加深入的讨论。(1)[法]克里斯蒂昂·莫里森，王新霞：《不平等、贫困与全球化》，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年第6期。我国政府主导下的减贫政策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演变，相继经历了开发式、参与式和整合合作式这3个阶段，实现了从传统减贫到精准扶贫的政策转向。(2)其中，开发式阶段为处于垄断地位的国家专职扶贫机构自上而下地制定扶贫政策制定。参与式阶段更强调自下而上的后理性执行模式，注重政策执行者的意见，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基层政府或地方机关在执行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参见向德平，高飞：《政策执行模式对于扶贫绩效的影响——以1980年代以来中国扶贫模式的变化为例》，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在总结“二六越温达标”(1987—1990)、“八七扶贫攻坚”(1994—2000)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的经验基础上，我国减贫政策从2013年以来步入全面攻坚阶段，确立了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总体目标，(3)要求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扭转发展差距扩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