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奎元， 刘卉， 丁伟

（东北农业大学农学院植保系，哈尔滨 150030）

自1996年转基因抗草甘膦大豆商业化种植以来，草甘膦因其除草效率高、安全性好、成本低等特点成为全球销量第一的除草剂[1]。草甘膦施用后约70%进入土壤，极易被土壤吸附[2]，严重影响土壤酶活性[3]。土壤酶活性直接关系土壤养分的代谢，其中土壤脲酶及大豆根瘤固氮酶是参与土壤氮素循环的重要组分，土壤酸性磷酸酶与土壤磷素循环关系密切，土壤纤维素酶在土壤碳循环中起着重要作用[4]。因此，研究草甘膦对土壤养分及其功能酶活性的影响可为未来抗草甘膦作物在中国应用提供土壤环境安全基础数据。

已有室内模拟研究表明，向不同土壤中加入草甘膦后，土壤有效磷、速效钾含量显著升高[5]，土壤脲酶、蔗糖转化酶和脱氢酶活性升高，磷酸酶活性降低[6]。然而，实际生产中因受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不同水平草甘膦对不同土壤的影响远比室内结果更复杂。研究表明，低水平的草甘膦在6 d内对水稻试验田耕层土壤蔗糖酶和过氧化氢酶的活性有促进作用[7]，而高水平的草甘膦会抑制土壤中的过氧化氢酶活性，水平越高抑制作用越强[6]，当草甘膦在土壤中降解后，这种抑制作用会逐步减弱[8]。草甘膦会抑制转基因抗草甘膦大豆的根瘤固氮酶活性[9]，并与土壤氮含量呈显著负相关[10]；有研究表明，草甘膦施用后，对棉花田土壤脲酶活性先抑制后促进[11]，桉树林表层土壤纤维素酶和磷酸酶活性降低，土壤全氮全磷含量降低，不利于土壤养分循环[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