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依然是根本对立的两大基本阶级，但他们之间的阶级差别不再清晰，两大阶级内部和阶级之间出现多层化、多元化趋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社会劳资关系相对缓和，阶级矛盾从对抗斗争缓慢转向“合作”状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彻底击碎了工人阶级的“中产阶级”梦幻。伴随危机后社会两极分化的日益加重和中产阶级的持续萎缩，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逐渐复苏，各种抗击资产阶级的工人运动此起彼伏。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从根本上说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根本性质，也没有改变工人阶级受剥削的地位，更没有终止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所代替，这是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关键词】唯物史观  资本主义  阶级结构  阶级矛盾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09.005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1]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新科技革命、全球化浪潮，以及工人运动和新社会运动的影响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其中，阶级结构产生了一定改变，阶级矛盾呈现出诸多新特点。在唯物史观视野下，科学认识与深刻剖析当代资本主义阶级结构和阶级矛盾的新变化、新特点，对于科学把握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坚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代资本主义阶级结构新变化与阶级矛盾新特点

资本主义同历史上的其他制度一样，都有一个产生、发展和走向衰亡的历史过程。就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历程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垄断资本主义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所谓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主要是指二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方面的发展和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当代资本主义曾在20世纪50～70年代经历过一段相对稳定与繁荣发展的“黄金时期”，之后在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滞胀期后，发生了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标志的经济和社会性危机。当代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都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其中，阶级结构和阶级矛盾的变化甚为明显。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差别不断淡化、阶级界限逐渐模糊。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阶级分析法，通过严密的逻辑论证，揭示出资本主义时代阶级结构的显著特点，“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2]。具体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常趋势和发展规律，是使生产资料越来越同劳动分离，使分散的生产资料越来越大量积聚在一起，从而，使劳动转化为雇佣劳动，使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3]其结果则是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4]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伴随社会物质财富的快速增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经济发展模式经历了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再到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转变过程。与此同时，社会生产重心亦从物质生产部门转向非物质生产部门。其具体的表现则是：第一产业不断缩小，第二产业由20世纪50～60年代的上升到之后的逐渐下降，第三产业发展异常迅猛。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和产业结构的改变使得西方国家的阶级结构日益复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依然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根本对立的两大基本阶级，但他们之间的阶级界限不再清晰;两大阶级内部出现多层化、多元化趋势，两大阶级之间的中间阶层日渐多样化;边缘阶层、流动阶层不断显现。不同阶层在价值信仰、生活方式和文化氛围等方面的交融，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两大基本阶级彼此的界限。

资产阶级内部出现分化，高级经理和专家阶层的统治大大增强。投资经营中小企业的创新型资本家阶层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新科技革命的爆发和第三产业的腾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投资经营高新技术和第三产业的中小型企业、掌握高科技知识并具有创新素养的新型资本家阶层迅速崛起，逐渐成为当代资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

资产阶级中食利者阶层日渐增大，高级经理和专家阶层的统治大大增强。在科技迅猛发展和生产力快速提高的背景下，传统行业的企业资本所有权与控制权出现了分离趋向，拥有所有权的资本家日渐改变了过去集所有权与经营权为一体的家族资本家风格，不再直接经营和管理企业，而是将其交给专业性更强的“金领”高管和技术人员负责打理。资产阶级内部分化为靠掌握大量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以‘剪息票’为生”的食利者阶层，和被稱为“行动的资本家”的高级经理和专家阶层。尽管食利者阶层的资产增长很快，但他们对企业的实际控制却不断下降，与此相应，高级经理和专家阶层对企业的实际控制则大大增强。在企业中担任首席执行官、财务总管、技术总监等要职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专家，成为大公司决策经营活动的实际控制者，在企业的战略决策和经营活动中发挥“职能资本家”的作用。这些“金领”职能资本家阶层通过享有优厚的薪金、获得不菲的津贴、分享企业的年度利润等方式，将自身利益与企业资本所有者的利益紧密捆绑在一起，实现二者经济政治利益的高度融合。

工人阶级的知识化、白领化趋势明显，“中产阶级”的比重越来越大。当代西方社会，伴随产业结构的调整，大量传统产业的工人阶级转移到了第三产业。到20世纪末期，传统产业工人在劳动力总量中的占比已降至30%以下，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在劳动力总量中的占比则上升到60～70%。在工人阶级队伍中，随着劳动方式由传统的体力型向现代的知识型转变，以体力劳动为主，从事传统制造业和运输业等领域的蓝领工人数量日益减少，相反，以脑力劳动为主、从事教育、医疗、信息和金融等领域的白领工人的数量则大幅上升，知识型雇佣劳动者的比重越来越高。1956年，美国的白领工人首次超过蓝领工人，达到工人总量的50.1%;到20世纪末期，白领工人比重已猛升到83%，而蓝领工人仅占17%。[5]

全民持股的所谓“人民资本主义”渐成热潮，“中产阶级”的比重越来越大。为了调节劳资关系、缓和社会矛盾，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政府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上大力推行企业股权分散化政策，让职工成为公司的股东，以企业资产所有者身份参与公司的股息分红和事项决策。其结果是，工人阶级越来越感觉自己不再是纯粹的“无产阶级”，而成为名实相符的“中产阶级”。到20世纪末，美国中产阶级已占到全国总人口的77%。美国著名领导学研究专家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指出：“如果问美国人他们属于什么阶级，大多数人会说‘中产阶级’。只有极少数人会认为他们是下层或上层阶级。”[6]中产阶级与传统工人阶级相比有很大的差别，他们大多拥有股票或部分资产，有较好的职业和体面的生活，在政治和文化上广泛参与社会活动并积极表达自己的思想。中产阶级在社会劳动者中占比的大幅增加，极大地改变了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结构，弱化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模糊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界限。

劳资关系相对缓和，阶级矛盾从对抗斗争缓慢转向“合作”状态。当代西方社会在阶级矛盾方面的显著变化，就是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开始有意识地建构一些缓和劳资关系的企业民主化管理、社会福利制度等措施，在逐步化解资产者和无产者彼此间不平等的基础上，缓解阶级矛盾，维持社会稳定。

一方面，西方各国的资本家大力推广职工持股政策，增强雇佣劳动者对企业的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另一方面，西方各国的资本家着力实施企业民主化管理和职工参与决策的“共同决定”制度，对企业重大决策和关涉职工切身利益的事项共同进行协商议定，使昔日劳资对峙、阵线分明的阶级矛盾减弱和淡化。经过几十年的积累，西方各国普遍建立起一套覆盖全社会各个角落的福利制度体系，运用经济、行政、法律、保险等手段全面介入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保障普通公民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欧洲一些国家甚至建立起囊括从公民出生到死亡的各个阶段、各个环节的一整套社会福利制度，因而，被称为“福利国家”。到20世纪末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税收集中起来的国民收入在1/3以上，欧盟国家接近1/2，其中约有60%用于社会福利开支。西方国家的全民持股、企业民主化管理和社会福利制度，使广大雇佣劳动者淡化了自己“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在心理上满足于“中产阶级”身份;工人阶级的组织性降低，斗争性削弱，两大阶级之间的矛盾由对抗斗争缓慢转向资产阶级控制下的“合作”状态。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的阶级分化与矛盾冲突

20世纪70年代初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生重大转折的时刻。在此之前，西方国家处在工业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经济呈现高速发展态势，劳动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提升，资产階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界限模糊、矛盾缓和、斗争减弱。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资本家出于逐利本性，大搞金融自由化，脱实向虚倾向愈演愈烈，加速了国内产业空心化进程，带来国内实体经济萎缩、国家经济增长乏力、失业人口居高不下的严重后果。对于这些，西方资产阶级和各国政府没有给予足够重视，也没有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遂使国内经济消极状况越来越严重，最终引爆了2008年金融危机。这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造成了整个西方世界长时间的经济发展失调、政治体制失灵、融合机制失效等一系列灾难性后果。也正是这场国际性大危机，彻底击碎了西方国家广大雇佣劳动者的“中产阶级”梦幻。

剥削程度愈发提高，两级分化日益加重。马克思早在《资本论》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工人阶级实质上是雇佣奴隶。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只体现在流通领域中形式上的等价交换。一旦离开流通领域，进入到生产领域，“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7]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本质上是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不平等关系。资本逻辑必然导致贫富两极分化，一极是资产阶级拥有巨额财富，另一极是工人阶级只占有越来越小份额的少部分财产。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国家工人阶级的工资收入和生活水平确有较大提高，但资本主义企业的剩余价值率的增长并未受到影响，反而呈现快速上升势头。以美国为例，美国企业的平均剩余价值率1909年是130%，1950年是236.7%，1987年已高达364.7%。剥削程度的提高必然导致两极分化的加剧。美国《商业周刊》对普通工人和首席执行官的收入评估结果表明，1990年两者的差距是84倍，1995年为140倍，1998年达到326倍，1999年高达416倍。[8]2015年，美国华尔街6家银行的“金领”高管分享红利高达1.3亿美元，然而同时期，半数美国家庭却拿不出400美元现钞，不得不靠借钱或变卖东西维持生计。[9]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5年发布的报告显示，经合组织国家财富最富有的10%的人与最贫穷的10%的人的收入之比，20世纪80年代是7：1，2010年代上升到了9.6：1。其中，美国占总人口10%的最富有人群的税前收入占比，1981年为34.7%、2007年为45.8%、2014年为47.0%，逐年上升态势明显，丝毫不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英国乐施会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2016年，“英国最富有的10%的人口拥有该国总财富的54%，而占人口总数20%的底层贫困人群仅拥有该国总财富的0.8%，财富分配极度不均。贫富差距拉大加剧了英国社会的分裂”。[10]

中产阶级持续萎缩，社会不公现象不断加剧。贫富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弊端，在其自身体制内根本无法消除。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最大受害者是普通社会民众，他们的家庭资产快速缩水、生活质量急剧下滑;然而，引发危机的金融“精英”却大受其益，他们的财富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急剧上升。英国社会市场基金会的一项调查显示，“截至2015年，英国富人资产同金融危机前相比，上涨了64%，而穷人资产却缩水了57%”。[11]中产阶级的规模持续萎缩，西方社会结构从橄榄型转向金字塔型。2007年～2010年，美国普通家庭的净资产缩水近40%，大致退回到了1992年的生活水平。“中产阶级”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脆弱性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暴露无遗。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社会不公现象加剧，令普通市民心寒的景象比比皆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施蒂格利茨2011年在美国《名利场》杂志撰文指出，金融危机后的美国社会已变成“1%的人拥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受”的社会，与林肯总统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社会已截然不同。[12]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提及的“资本主义内在的罪恶在于幸福的分配不均”现象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措施和危机后果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西方文化理念中的“人人平等”，竟变成了现实社会的“富人的平等”和“白人的平等”;西方一直强调的“崇尚理性”，在一些国家却变成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性。《华盛顿邮报》网站报道指出，美国的抗疫行动竟“成了一场国家批准的屠杀”，“它故意牺牲老年人、工人、非洲裔和拉美裔人口”。[13]疫情严重期间，当被问及为什么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中死去的更多是穷人和老人，以及为什么弱势群体难以获得核酸检测机会时，时任美国领导人的答案竟然为“这就是生活”。透过疫情棱镜，人们清楚地看到，美国政治体系呵护的是资本利益。美国政府所标榜的民主、人权、平等等概念，早已被金钱异化，成为虚幻的海市蜃楼。[14]

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逐渐复苏，各种反抗资本主义的社会运动此起彼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伴随阶级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和社会不公现象的明显加剧，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逐渐复苏。西方国家的广大雇佣劳动者曾一度认为自己连同家人已经进入到“中产阶级”行列，“无产阶级”称谓对自己已不再适宜。然而，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彻底击碎了他们的“中产阶级”梦幻。工资下降、持续失业、家庭资产缩水、社会高度不公等凄凉景象是劳动人民必须面对的严峻形势。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中产阶级泡沫”破碎，工人阶级重新思考自己的阶级归属和社会地位问题，阶级意识逐渐复苏，阶级归属感和阶级认同感日益增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伴随阶级意识的复苏和阶级归属感的提升，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联合其他社会阶层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旨在反对资产阶级残酷剥削和资本主义政府向普通民众转嫁危机的运动热潮，动辄上百万甚至数百万工人走上街头，举行游行、集会和罢工等抗议活动。经历了一系列斗争运动的洗礼，工人阶级逐渐意识到“虽然他们分散时是软弱的，但联合在一起就是一种力量”[15]。各行业、多地区工人阶级的联合意识明显增强，跨行业、跨部门的全国性大罢工、大游行在西方多国接续上演。2011年，英国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导致的财政困难而推行的养老金制度改革举措，引发了英国近30年来规模最大的全国性大罢工，波及全国各大城市，交通、医疗、教育、公务员各行业的200多万员工积极参与其中，表达各自的强烈诉求。大罢工、大游行一度造成了英国大范围的瘫痪状态。

当代资本主义階级结构与阶级矛盾新变化的原因及实质

正视当代资本主义阶级结构与阶级矛盾发生的一系列新变化，剖析新变化的实质及其背后原因，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的本质，把握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意义重大。

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从根本上说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16]首先，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日益提高，是当代资本主义发生变化的根本推动力量。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西方各国不仅完成了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而且它们的整体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先后从生产短缺型社会进入到商品过剩型社会。当代资本主义发生的一系列新变化，阶级结构和阶级矛盾出现的一系列新特点，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为适应这一时期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作出的自我调整和革新。

其次，工人阶级争取自身权利和利益的斗争，是推动当代资本主义发生变化的重要力量。“天上不会掉馅饼。”当代西方社会中工人阶级工资的提高、生活的改善，企业决策的民主化和社会福利制度的构建等，都不可能来自资产阶级的良心发现和怜悯恩赐，只能是工人阶级为维护自身权益而与资产阶级长期斗争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联合其他社会阶层，曾开展过强大的罢工斗争等社会运动，迫使资产阶级作出重大经济让步和进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阶级斗争及其正向结果反过来又教育和启发了工人阶级，只有坚持不懈地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才是维护自身利益的必由之路。这又更加激发、增强了工人阶级的斗争意识。

最后，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对西方资本主义构成了各个方面的重大挑战，促使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对资本主义诸多方面进行改革、对工人阶级作出一些必要的让步，以便同社会主义展开制度竞争和人心争夺。再者，西方国家一些改良主义政党在执政时期，也对资本主义的个别环节进行了自觉的改良和主动的调整，以便确保资本主义社会尽可能持续地实现社会安定、经济繁荣、阶级矛盾缓和、阶级斗争减弱。

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根本性质，也没有改变工人阶级受剥削的地位，更没有终止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当代西方国家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表明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机制和经济扩张能力尚未衰竭，资本主义仍具有一定的社会适应性，具有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框架中纳入“新社会因素”的发展空间。但是，这一系列的新变化并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性质，没有克服、也不可能克服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经济危机、社会动荡、贫富分化依然是其挥之不去的终身痛疾。

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根本性质没有改变。恩格斯说过，“只要政权在有产阶级手中，那末任何国有化都不是消灭剥削，而只是改变其形式”。[17]当代西方政府和企业提高工人的工资待遇、改善工人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实行企业股权社会化、企业管理民主化、社会福利制度化等，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为适应日益社会化的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进行的调整和改革，其最终目的还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和资本的增殖。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新变化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允许范围内进行的革新，并不会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根本性质。在诸多革新中，西方国家普遍建立起来的社会福利制度异常引人注目，成为资产阶级为自身辩护的强有力论据。然而，深入研究不难发现，这一制度的物质基础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社会福利基金的最终来源还是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近些年来，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国家的“高福利”政策导致了资产阶级政府的债台高筑。当然，资产阶级对债务危机的转嫁无一例外地抛向了工人阶级。当代西方资产阶级政府的债务危机最终转变成了西方国家普通家庭的资产危机和普通民众的生存危机。

工人阶级的被剥削地位没有改变，工人阶级的反剥削斗争没有停止。有学者认为，西方“人民资本主义”的全民持股现象使每个雇佣劳动者亦具有了“资产者”身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改变，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剥削和和被剥削关系不复存在了。这种赤裸裸的谎言曾一度削弱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马克思深刻指出，“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特有财产多一些”，“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18]工人阶级持有的股权总额实在无法同资产阶级握有的股权数量相比较，它们之间是天壤之别的差距。有资料显示，美国10%的富裕家庭持有全部股票的89.3%，而其他90%的普通家庭所握有的股票仅为10.7%。日本参与职工持股会的92%的职工拥有的股份，仅占实施员工持股企业股份总额的0.88%。不言而喻，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斗争。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就不会停止。

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指出，“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19]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既不能解决其固有的基本矛盾，也不能消除其不断发生的危机。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所代替，这是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唯物史观“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论断的有机结合。“两个必然”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根据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所得出的客观结论。从唯物史观的视角看，资本主义同之前的社会制度相比，显示了巨大的历史进步性。然而，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并不能掩盖其自身所固有的矛盾性，而这些矛盾又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内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资本积累过程中不断发展的历史趋势就是，“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20]。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过渡性。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阶级性上表现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得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21]科学论断。后人将其转述为更易于表达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两个必然”论断。

“两个决不会”是对“两个必然”的深化、补充和发展。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在对历史经验进行梳理和总结的基础上，指出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社会形态，其成长发展和走向灭亡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当我们从理论上把握到资本主义的历史过渡性时，可以逻辑地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但是，从人类社会的实际进程看，资本主义灭亡结局的实现则需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两个决不会”论断：“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22]“两个决不会”阐明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既要充分估计当代资本主义的生命力，更要坚信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总趋势。资本主义还有一定的发展潜力。在科学技术的推动和全球化浪潮的支撑下，当代资本主义表现出一定的生命活力，表明资本主义仍有发展余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短期内不会退出历史舞臺，资产阶级统治的终结将是一个长期的、充满矛盾的曲折过程。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阶级结构的新变化、阶级矛盾的新特点，我们要坦然面对。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一问题的总结给我们以巨大启示，“事实一再告诉我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关于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没有过时。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最终消亡、社会主义最终胜利，必然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我们要“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23]

当代资本主义不是离社会主义更远了，而是更近了。在当代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和变革中，扬弃和否定资本主义自身存在的某些新的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在不断发展和扩大，而这些新因素包含着大量的社会主义因素，是通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阶梯。马克思曾深刻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趋势被归结成这样：‘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由于自然变化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它本身已经创造出了新的经济制度的因素，它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生产者个人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实际上已经以一种集体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只能转变为社会所有制。”[24]从一定意义上说，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在不自觉地积累着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庞大物质力量和坚实阶级力量。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掌握着日益丰富的科学知识、逐渐娴熟的劳动技能、愈来愈高超的管理经验的，逐步知识化、技能化了的工人阶级，不断地从“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终将践行埋葬资本主义制度、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

（本文系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政法大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科学精神与工匠精神融合与实践创新研究”和北京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课题“以史铸魂：‘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21ZDA019、BJSZ2021ZC60）

注释

[1][4][21][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32、43、592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9页。

[3]《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01页。

[5]邱海平、王娟：《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结构的新变化与政治经济学的创新》，《经济纵横》，2010年第7期。

[6][美]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等：《民治政府——美国政府与政治》，吴爱民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6页。

[7][18][19][20]《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5、714、9～10、874页。

[8]林茂：《当今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状况分析》，《理论学习》，2001年第10期。

[9]丁原洪：《如何看待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新变化？》，《红旗文稿》，2017年第6期。

[10][11]李应齐：《占人口总数10%的富人拥有的财富占到整个国家财富的54%——贫富差距扩大加深英国社会裂痕（深度观察）》，《人民日报》，2016年9月26日，第21版。

[12]田鹏颖：《美国已成为“1%的人拥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受”的“1%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危机仍在加剧》，《人民日报》，2017年8月6日，第8版。

[13]参见沈壮海、王芸婷：《抗疫大考下的中西之比》，《求是》，2021年第15期。

[14]钟声：《疫情凸显美国“资本至上”冷酷现实》，《人民日报》，2021年8月17日，第3版。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5頁。

[16]参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年，第244～246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8～59页。

[23]《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17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1页。

责 编/肖晗题

赵卯生，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著作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旨研究》、《阿格尔建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四重维度》（论文）、《人与自然双重解放的可能与现实：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评析》（论文）、《中国共产党创造百年辉煌的历史经验》（论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