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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2022-07-13曹军庆

北京文学 2022年7期

我可能在章晋初死之前三个月还见过他,也可能是两个月,要不然就是两个半月。在我们县城的解放路上,他和李义信刚从一家小酒馆出来。我老远就看见他们了,他们个儿高,身高都过了一米八五,远远望去,脑袋明显像是悬在其他人脑袋之上。人多,身子也隐在其他人身子当中,唯有他们的脑袋如同由无形之手提拎着,在满街熙熙攘攘的脑袋上移动。我有些吃惊,章晋初的脸孔在空气中显得浮肿,这使得他的头颅看上去比从前大了一号。我想起来了,章晋初有严重的酒精依赖症,外貌上有此变化也就不足为怪。记得他不喝酒就像是掉了魂儿,无精打采,只要一喝酒,魂儿即刻就能附体。

穿过人群,我们终归在大街上碰面了,面对面站在一块儿。他和我热情握手,他的手掌宽大,温暖有力。

我说,“你回来了。”

“回来了。”他压低声音说,然后把我拉到街边,远离李义信。

“我跟你说,这话我只跟你说。”就像接上头了,他跟我说着只有在密友间才能说的私房话。“我有几十套房子呢,唉,房子太多了,在上海在北京我还有别墅,随便出手一套就不得了。但是我不出手,又不缺钱,卖房子干吗?你知道吗?我跟许多房地产大佬是朋友,是哥们儿,王石呀、王健林呀,都是我铁哥们儿。”又来了,还是老一套,我记得半年前以至于两年前碰到他,他也这么说过,仿佛是编好的台词,说得比背台词还顺溜。

第一次听他说这些还觉得特别突兀,听多了就习惯了,就当和熟人见面时,彼此说说“天气还不错”一个意思。

他又说,“我在外面有很多女人,都是漂亮女人,最小的那個只有十九岁,不对,只有十八岁。她们给我生孩子,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有多少个私生子了。我的私生子分散在各个城市里,他们都跟母亲生活在一起,住着高档房子,上昂贵的私立学校。”

说完这些,他好像有些疲惫。我没有在他脸上看到极度亢奋,拼命掩饰的心虚或飘忽不定的狡黠,什么都没有,这些理应在醉酒者或信口胡诌人脸上出现的表情,在他脸上一点痕迹也没有。不过是闲聊,如同聊他家里刚刚添置了什么家具那么普通。他轻飘飘地说着,跟聊家常没什么两样。

“我现在不行了,主要是体能不行,但是请你相信,我还在生孩子。我们国家的科技很发达,厉害着呢。我把精子送出去,送给我的女人。她们有的自己替我怀孕,不想怀的,就配上自己的卵子找另外的女人代孕。”

他提到代孕,这个时候提代孕真是巧合?某个电影明星因代孕事件身败名裂,有关她的小道消息和八卦新闻传得铺天盖地。他是不是新闻看多了,也难怪,我想起他那颗脑袋原本就是新闻脑袋,新闻是他的老本行。

李义信向我递眼色,转身把他拉走了。他和颜悦色地对他说,“人家有事呢,你还说个没完。”

我看着他们的后脑勺又悬在其他人脑袋之上移动,渐渐远去。他们老在一起,像个二人组合,类似哼哈二将那种。可惜我无法给他们的组合想出恰如其分的名字,有了名字,一说就知道是他们,比如唱歌的凤凰传奇或玖月奇迹。我就是想不好,但是,没有组合名字也不影响他们好多年都是搭档,他们很少分开,几乎从未分开。

章晋初退休后搬到重庆去了,跟着儿子住,隔三岔五他就要回来,在那里即使住久了也不习惯。每次回来,李义信都陪着他,还请他喝酒。李义信现在比他混得好,儿子从清华大学毕业,又到英国留学,后来留在纽卡斯尔工作,娶了个上海女孩,女孩在伦敦。李义信到了晚年,家庭条件突然好了,不缺钱花,儿子还经常寄英镑回来,嘱咐他讲究生活质量。他乐在心里,在外行事依然谨慎低调,从不乱夸儿子,喝多了酒也不张牙舞爪。衣着打扮还像农民,保持着本色,与从前无异。因为手上有些钱,章晋初回来了,李义信就有能力请他下馆子。馆子虽说是苍蝇小馆子,却也总算有个去处,不至于说章晋初回来了没有着落,无人接待。

他们是搭档,也是朋友,境况却有天壤之别。人跟人没法比,尤其朋友之间,真要细细比来比去的话,难过的那一方死的心都会有。李义信的儿子在国外风生水起,章晋初的儿子却在重庆打工,听说还是在饿了么公司送外卖。房子也住得窄,还要起早贪黑干活,穷困之家百事哀,章晋初跟他们挤在一起,当然住不惯。可是从前不同,从前他们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没想到的是两个人的人生到了老年被反转了,调了个个儿。李义信请章晋初到苍蝇小馆子喝酒,在外人看来,就像是一个人在好心地接济另一个人。

章晋初碰到每个人,都会说一通那番话,就像跟我说的那样,他信誓旦旦地说他有多少套房子,有多少个女人。那些说辞听着耳熟,就像是在背诵网上贪官们的犯罪资料,他把那些贪官公之于众的罪行拿过来,贴在自己脸上,并以此炫耀。那些倒台的大贪官,每去掉一项罪,都能减轻若干处罚;每增加一项罪,又会加重若干处罚。谁都想避重就轻,可是章晋初对那些贪官们不愿承认的罪行求之不得,巴不得据为己有,将人们津津乐道的所有那些罪名全都归于自己名下。他愿意揽下那些罪,愿意将那些罪戴到头上。在他看来,那根本不是什么恶名,而是荣耀。

当然,也可能他不是那样想,他只是说说而已。

只是说说而已吗?第一次听他说,我都听傻了。后来找到一次机会,我不得不向李义信求证,我问他,“章晋初是不是疯了?他说的那些话可不都是鬼话。”

“不,他没疯,我确定他没疯。”李义信说,“除了自我吹嘘,除了那些反复自我吹嘘的故事,在其他方面他的脑子都是清醒的。你知道他在胡乱瞎吹就行了,没人把他那些故事当真,只有他自己当真,他把自己重复说出的事情都当成真的了。好在他的脑子确实没坏,他不是神经病。”

“脑子没坏,怎么会说那种鬼话,又怎么会信以为真?”

“他不觉得是鬼话,不过次数说多了,他便觉得那就是事实。”

“那还不是脑子坏了。”

“他脑子没坏,那只是他脑子中的一部分。”

“脑子中居然有这样一部分,还有其他部分吗,那么其他部分还会好吗?”

“有,他脑子中的其他部分都是好的。”

这便是李义信给我的答复,他的解释语焉不详,逻辑上也不是太通顺,但他是章晋初的权威叙事者,我们都是从他这里了解章晋初。他们是铁杆盟友,有关章晋初的疑问,我们都会去问李义信。而章晋初身上的疑问实在太多了,说不通的地方也太多了,他是个奇人,关于他的各种混乱的信息,李义信大概是最可靠的也是最后的裁决者。

我对此将信将疑,一个人可以这样吗:他的神志在这些事情上面是清醒的,在另一些事情上面又是糊涂的,可以这样吗?他到处说自己有多少套房子,有多少个女人和私生子,到底出于何种目的?也许目的他已经忘记了,也许说辞本身就是目的。

当我向李义信求证,我问他章晋初是不是疯了的时候,章晋初已经去世了。谈论他的朋友,也即是在谈论一个死者。章晋初是早逝者,李义信因此成了比他长寿——于是可以从容讲述他过往历史的那个人。

章晋初死在重庆街头,他走着走着,突然倒地不起,有路人报警,警方由手机通话记录找到他儿子。儿子将其火化,并把他的骨灰撒入长江。他妻子住在武汉娘家,并没有前去奔丧。直到这时候,我们才知道,其实章晋初的家早就散了,早离婚了。他曾经是全县公众人物,但大家只了解他外在的事情,没有人知道他的家事。这样一个公众人物说走就走了,至于他隐藏的那一面,如果没有知情者说出来,也会被他一并带走。

知情者只能是李义信,章晋初的死讯,便是他最早在微信朋友圈披露的。他发了一张两人早年的合影照片,照片里的章晋初意气风发,另一个男人李义信拘谨鲁钝。他给照片配上文字:本报通讯员章晋初在重庆羽化登仙,文字后面连着缀上几个泪水长流的表情图标。这条微信,有点类似章晋初的死亡官宣。在它之外和之后,再没有另外的信息。吊诡的是,我们县里从前的新闻教父,在他死后却没有任何新闻。如果不是李义信的私人关系,如果没有他在线下绘声绘色的讲述,不会有人知道并谈论发生在重庆街头的那悲惨一幕。

当章晋初在全县红得发紫的那些年份里,李义信只是他毫不起眼的跟班,他的年龄比章晋初还要大五岁,但是在比自己年轻的同伴面前却插不上嘴。他们一同出去采访,李义信从头至尾只能当个缄默者。

那些年,每个县都有通讯报道组,报道组一般会放在宣传部,也有放在文化局的,章晋初的身份是报道组的通讯员。因为实在忙不过来,需要抽调人上来组建一个报道班子,于是选中了海棠镇办公室写材料的李义信,他被调来做了章晋初的助手。两人正是从这时候,开始了他们的职业搭档生涯。李义信进了城,却还脱不了农民底子,说话行事畏手畏腳。反观章晋初,完全是另一种范儿,人高马大,风流倜傥,派头十足。可能是经常陪同北京和省城记者的原因,章晋初身上自带光芒,甚至有比那些正式记者更厉害的派头。在我们看来,他就是记者,但他又不是记者,他在《人民日报》《湖北日报》以及我们市里的报纸上发表新闻稿件,开头第一句话都是“本报通讯员章晋初报道”。他在每一张报纸那里,都是本报通讯员。因此他比记者更自由,有更多平台,记者只能在自己供职的报纸上发表新闻,他在哪里都可以发表。很多时候,他都笑称自己是本报通讯员,实际上本报通讯员是他头上戴着的一顶光环。

中央和省里的记者来了,都由他陪同,由他安排行程,张罗饭局。人家写了稿件,出于客套,也会捎带上他的名字,文章开头都是“本报记者谁谁谁本报通讯员章晋初报道”。加上他自己独立发表的新闻,那些年县里所有的新闻,可能都是从章晋初这个口径传播出去的。注意!那些年还没有互联网,也还没有自媒体,这些东西很久之后才出现。他所报道的,都是正面的先进典型,一直在为方方面面的政绩添砖加瓦。他经历了多任领导,真要数起来,可以数出一大串名字。这些人都得到升迁,县里的领导升到地级市去了,运气好的,还有些升到省里去了;乡镇领导升到县里来了,科局长们进了四大班子。尽管升迁各有缘由,章晋初的报道总还是能起到不言自明的作用。用他自谦的话说,算是敲边鼓的作用吧。

有了这个身份,有了这个工作带来的潜在的功能性原因,章晋初走到哪里都很吃香,都能吃得开。领导会放下架子,跟他勾肩搭背、称兄道弟。他是县里的无冕之王,不是官,却见官大一级。见官大一级不是他说的,而是县长说的。县长要属下们配合章晋初采访,说了这句话,那是章晋初一生中的黄金时期。每个人都不一定会有这么好的黄金时期,而且,他的黄金时期在时间上并不是昙花一现,时间长度持续了十好几年到二十年。那段时间,李义信一直跟着他。可惜的是,章晋初没有抓住他的命运。

李义信在线下讲述章晋初死讯的酒局上喝醉了,他眼泪汪汪地说,“章晋初没有抓住自己的命运,他如果抓住了命运,不会是这种结局。”

章晋初死后,李义信自然而然成了他朋友的命运讲述者。但是一个人死后,真的可以由另一个人来讲述他生前的一切吗?还有一个我们已经知道了的事实,即当年李义信给章晋初做助手的时候,他的内心是极其自卑的,因为一直被碾轧,甚至多次有过自我否定的负面感受。这些曾经有过的情绪,在他现在讲述章晋初时,是否发生过微妙的发酵作用呢,我们对此一无所知。

但是这些都不重要,我们只能听他说。要了解章晋初,只能找李义信。除非某一天,突然冒出了另外的人证或物证。这种可能性并不总能出现,老实说诸多世事都将成谜,或是只能成为被讲出来的样子。

章晋初把发表的稿件从报纸上剪下来,规整地贴在剪报簿上。这是他的爱好,也是县里通讯员长期以来养成的习惯和规矩。他是高产的新闻工作者,剪贴的新闻作品累积有好几十个簿子,堆在地板上,比办公桌还要高出一截。在章晋初最失败的时候,他断崖式的失败主宰了他的后半生,那时候,他偶尔会躲在屋子里,守着一堆剪报簿痛哭。这一幕也是李义信讲出来的,李义信讲得活灵活现,就像是亲眼所见。他说,章晋初在外面跟人说他有多少房子有多少女人有多少私生子,直说得栩栩如生,说累了便回去,扑倒在剪报簿上痛哭。或者他先在屋子里,扑倒在剪报簿上痛哭,哭累了再出去,跟碰到的每个人宣扬,他买了多少房子养了多少女人生了多少个私生子。

我只能看到他当着我们的面胡吹,我们也都知道那是假的,却谁也不忍心戳穿他,他那么破败潦倒的样子哪像是有房子有女人。至于他脆弱的另一面,比如守着剪报簿痛哭,那很可能也是真实的,只是章晋初始终守口如瓶。

县里的各种政绩,都是章晋初报道出去的。植树造林,扫黄打非,乡镇企业发展,城镇化,打黑除恶,严打,五讲四美三热爱,改革开放,目标责任制,治污,清理三角债,第三产业,农民工进城,减负,教育减负农村减负,小商品市场,酿酒一条街皮革一条街服装一条街,沼气建设,厕所革命,移风易俗,文化下乡,精减压缩机构。凡此种种吧,还有很多很多。要想上稿,章晋初有个独门诀窍,他首先在数字上做乘法,拿到数字不管三七二十一先乘以三,或者乘以七。成绩和规模,产值利润GDP,都可以用这招。不过,有些需要往下降的数字,那就往下压,压一倍,压两倍三倍,视情况而定。有了这个诀窍,上稿自然就容易了。

有一年报道植树造林,到现场植树的人数有一千多人,章晋初硬生生写成了五千人。

李义信提醒他,“没这么多人。”

章晋初说,“你傻啊,真写一千人你看哪个报纸登你,即使登你,你再看能登在哪个位置上。”

果然,五千人的稿件很快见报了,三份报纸上了头版,其中两个头条,还有四份报纸上了二版。他告诉李义信,报纸编辑喜欢以数字说话,那样更直观。李义信是他的助手,他有责任带他,他说,“所以,你就要在数字上做文章。数字做好了,文章也就做好了。”

章晋初擅长数字游戏,有人更是直接叫他数字通讯员,我们的本报通讯员就是数字通讯员。他自己也坦言,数字是新闻中的灵魂,文字里的血液,是他枪挑各个报纸版面的秘密武器。他还跟李义信说,数字是他文章里的“仙人跳”。

李义信对此颇为不解,“仙人跳不是利用女色骗财的圈套吗?”

“你别那样理解,不要去想男女之事,这个概念你就从字面上想,比如数字在我的文章里所起的作用,就像是有某个仙人在起跳,境界一下子就不同了。”章晋初这么说,他还跳起来,用手掌碰了碰屋顶的天花板。

“而且呢,你自己也要相信,对你书写的数字,你自己首先要深信不疑,否则你就不是好记者。”

这不是浮夸,也不是什么水分,这就是事实。事实!你要明白,作为记者,无论你写出了怎样的事实,那必定就是怎样的事实。你要有这样的信念,持之以恒,才能终有所成。

“学不会这些,你就永远写不出好新闻,也永远不会有长进。”

章晋初对李义信的教诲可以说是掏心掏肺,李义信却依然沒有什么成就。他怪自己气场不够,没有章晋初那种大大咧咧舍我其谁如入无人之境的气概。他跟了他好多年,末了还是回到了海棠镇,他是在海棠镇办公室退休的。退休后才住进县城,县城里的房子也是儿子出钱购买的。他想在新闻报道上做出成绩,再调进城里,却没有如愿。或许是他一开始跟着的人太强大了,章晋初是棵大树,李义信这棵小草在树下压根儿没机会冒出头。到头来还是儿子帮他了却了心愿,真正搬进了县城,这算不算是人生道路上的曲线救国呢?

世事如棋局,亦如牌局,红透半边天的章晋初,后半生将会如何,李义信未曾预料到。命运就像轮盘赌,令人猝不及防,章晋初后来的衰败跟自媒体没关系,跟他的家境也没关系,他的事情在叙事上没有任何逻辑。有人说他的通讯报道帮过那么多领导,这话的意思是在领导升迁之时,章晋初都曾不遗余力地摇旗呐喊过,领导客观上确实得到过他新闻报道的好处。随便哪个领导若是动了恻隐之心,只要稍稍伸出援手,不不,只要稍稍伸出一根指头,不是就能为他解决难题吗?

“可是,”李义信说,“事情不是这样的。”

章晋初并没有受到欺凌,也没有遭遇不公,他不需要提拔,或摆平什么事情。如果有枷锁,那也是他自己套上去的,没有人打他,打他的人也是他自己。总之他的事情太小了,说不清楚,领导根本插不了手,也不好插手。这么说吧,实际上事情真的是太低级了,在司法层面不值一提。不谈司法,单单说起来就让人难为情。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怎么会来这一手。唉,既低级又拙劣,没办法忽略不计,可也不可能一笔勾销。牵扯到的人太多了,他为何把自己置于那样的处境当中?那是他自己陷进去的,即使想要搭救他也实在无从下手。没有抓手,连一只可以解开的逻辑纽扣都没有。

“你甚至都不能说他是诈骗,对吧。他又不是不认账,他认账呀,都认,他从来没有否认过,钱是他借下的。”

要问钱去了哪里,谁也不知道,谁能知道?章晋初至死也没有交代。

李义信身体好,天天遛弯儿,打打太极拳,刷刷微信。日子过得饱满滋润,他那张永远像是农民的脸上,就跟上了釉一般,瓷瓷实实地贴着一块揭不掉的土红色,像个圆溜溜的印章。章晋初比起来差远了,儿子读的是野鸡大学,在重庆找份工作,没做几年就辞职了,干脆送外卖。听说房子也是租的,还结了婚,小两口暂时没要孩子,想买房,拼了命攒钱好交首付。章晋初无处可去,老婆跟他离婚,回娘家去了,她是113棉纺厂的退休工人,娘家在武汉。在县城里他还有套房子,这时也折价卖了,房款还给债主,他只能投奔儿子。

在儿子那里,章晋初无事可干,每天起早贪黑地漫游重庆的大街小巷,重庆的主街道这几年几乎被他走遍了。乏了,随便找个面馆吃碗面,不管吃什么,酒是要喝的,他背着军用水壶,出门前水壶里灌满酒。

李义信说,微信运动页面上的封面人物总是章晋初。他说,章晋初的步数从来都是两三万步,有一天居然突破了五万步。虽然只有一次,也够吓人的。他在急行军吗,拉练吗?在重庆那些街道,他只是游荡者,还是鬼魂?他碰到了什么人?他会盯梢吗?或者他会不会被盯梢?可是他并没有消瘦,如此高强度的行走,并没有让他的体量变小。或许是过量饮酒的缘故,也可能是暴饮暴食的缘故,他在饮食上从不节制。他的脑袋浮肿,眼睛和嘴巴被肿胀挤得很小,他从三十几岁就开始发福了,大肚子腆着,体态从没有改变。

现在是时候了,是时候写到章晋初借钱这件事,这也是他人生衰败的缘由。我一直拖延着,因为我无从下笔,我搞不懂,其中的是非曲直没人帮我理顺,我早就说过,这件事看不到哪怕一丁点儿逻辑之光。章晋初也已经不在人世,许多不清楚的地方,恰恰只能信赖李义信的一面之词。问题是,有时候李义信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什么。如果说章晋初借钱就像吸毒者吸毒一样,到后来已然变成了怎么戒也戒不掉的毒瘾的话,那么,借钱是从哪一年开始的呢,是不是十三年前?不对,好像有十五年了,或者更久,其实已经是本糊涂账。令我困惑的是,借钱也能成为比毒瘾更深刻的瘾,这又是怎么回事?既然是瘾,意味着借到钱会有快感和狂喜,借不到钱则会难过沮丧和虚无。钱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借到。但是不可以这样说,正如你不能说毒品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吸到,这应该是一个意思,说了等于没说。一旦成了瘾,也就没办法戒除了。关键是章晋初不一定同意这种猜测,他生前未曾为自己辩解,死后更不可能说什么。

章晋初最先找自己的亲戚借钱,也可能那时候真需要借钱,有什么过不去的坎,找他这边的亲戚和妻子那边的亲戚借。借了钱却慢慢淡忘了,好像也没谁催他还,他意外发现,借钱这种事好像还可以不了了之,就当没发生过。还可以这样呵,当他领悟到人世间的这个哲理,是不是有过短暂的狂喜?他从此把借钱当作大事来做,当作事业来经营。这么说过分吗,有没有经过脑子?他肯定经过脑子了。于是他开始找叔呀舅呀婶呀姨呀姐呀妹呀哥呀弟呀分别借钱,先亲后疏,逐个都借到了。理由嘛,随口编,跟这个说准备买房子,跟那个说计划在哪里投点资,跟另一个说想重新把家里装修一下。生病了,钱包不在身上。买衣服,有个应酬请客人吃饭。各种要用钱不凑手吧,自己呢,是有钱的,不巧在哪里或是借出去了临时拿不回来,只好借钱周转一下,等自己的钱回来了马上还。都是这类话,那时候章晋初还没有败露,借钱很容易,数额不等,有的多一点,有的少一点,都借给他了。多的有几万上十万,少的也有几百块钱。

亲戚借完了再借同事,同事借完了借朋友,朋友借完了借熟人,熟人借完了借以前采访过的人。或是借他曾经陪同过的人,比如武汉北京的记者,他给他们打电话,寒暄一番,再提出借钱的要求。

亲戚是他借钱开始时的圆心,然后借钱半径慢慢扩大,直到延展至所有他认识的人。钱起初很容易借到手,只要章晋初开口,人家就给,没人疑心有诈。

后来越来越艰难,随着半径扩大,其他人对他没那么熟悉,谁愿意借钱给别人呢,可是他名声还在,他是县里最著名的本报通讯员,曾经红透全县。所以虽然有些迟疑,多半还是会借给他,有可能打点折扣,比方说他要借一千块钱,人家假装说只有八百或者只有五百,那就少借点。

所有借去的钱,章晋初一概不还。借了第一轮,再借第二轮。借到最后,他完全没了脸面,借钱把他的脸面借到荡然无存,也完全没了尊严。死缠烂打,碰到随便哪个熟人就扑上去,就像个死皮赖脸的乞讨者。但是纸终归包不住火,就像网上的P2P爆雷一样,大家突然发现他向很多人借了钱,许许多多的熟人朋友说起来都是他的债主。

问题这下严重了,以前以为只有自己借了钱,没想到一下冒出那么多人,望不到头的居然全是受害者。都慌了,都来逼债,希望先下手为强。章晋初却稳坐钓鱼台,承认钱是他借的,就是没钱还,不还!骂他不要脸吧,对啊,是不要脸。骂他无耻吧,也对,是无耻。就是不还钱。有人来堵办公室,扯着他在大街上吵骂,都没用。钱去了哪里,他要么不说,要么说不知道。

有人想私刑拷打他,估计也不会有效,他们说,一看就是个无赖。对这个说法李义信嗤之以鼻,他说,现在你们说人家一看就是无赖,当初人家红火的时候,你们谁不说人家高大威猛帅气潇洒,有事说事,不要诬陷人家长相,长相有什么错,长相不能成为人的原罪。

追讨不回一分钱,有人只好起诉。既然起了头,许多人跟随一同起诉。那都是借款数额大的人,不想损失太多。另一些数额小的债主,几百上千或者一两千小几千的,有的因为没得到信息,有的因为怕麻烦,还有对诉讼这类事抱有天然恐慌的人,基本上都没有参与。这类人不在少数,他们劝自己,只当钱丢了,只当赌钱赌输了,只当买股票亏掉了,自己劝自己的说法五花八门,也就不再追究。但起诉的人还是更多,数额也不小。

这场民事诉讼毫无悬念,线索非常清晰,被告章晋初没说一句抵赖的话,同时他也明确声明,借款他无力偿还。法院经过协商,判决强制执行。他每个月的工资从单位账上划走百分之八十,归还债主,百分之二十留给他做生活费。人们据此推算,还清那些债务,至少要划走他二十五年工资。

有人担忧,他能不能活到那么久。

章晋初成了一个有工作单位但不能拿全额工资的人,只能拿百分之二十生活费。他的名声彻底臭了,臭大街了,在全县人民面前都臭了,臭不可闻。

他平静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和名声,仿佛上吊者接受一根绳索,仿佛跳河者接受满河清澈的流水。李义信正是在法院判决结果出来之后,发表了他的评论,他极力为各位在新闻报道中——被章晋初赞颂过——并因此客观上得到过好处的领导辩护。那些话都是他在那时候说出来的,也算合情合理。

他说,“这种事领导怎么好打招呼,他借的可都是私人的钱呵,领导能让他不还人家的钱吗?那怎么可能!”

“是啊,”有人附和说,“如果是公款,可能还好办一点。”

“那当然那当然,公款自然好办多了,领导即使要帮他,也得有个可以帮他的入口,是吧。现在说到底都是私事,看来只能靠他个人硬扛。”

章晉初是什么时候跟老婆离婚的,我也找机会问过李义信,可是他同样说不出个确切的时间。在章晋初死后,李义信才说出此事。他说,他老婆心好,离婚时把房子留给他了。有了独立产权才可以卖房,章晋初委托法院把房子卖了,房款拿来还了债。这么一来,他还债的工资实际上只需扣发十年零十一个月。

债务刚好还完了,在他即将拿到全额退休工资的那个月份,好像是第二天吧,他就可以拿到工资了,可是章晋初却猝死在重庆街头。

卖房之举是章晋初主动所为吗?如果是,那就证明他有意愿在死之前还清债务。可是这里的矛盾是,他借的那些钱到底去了哪里?加起来那可不是一笔小钱,它怎么就会凭空消失了呢?正是卖了房,他无处可住,才去了重庆。扳起指头算算,卖房好像也没几年,却没人知道内情。也正是这几年他才投奔儿子,儿子是个老实人,勤扒苦做。他则浪迹在重庆的大街小巷,像個游侠,像个流浪汉,走到哪里酒喝到哪里。我一直想象章晋初在重庆街头到底发生过什么,照理说,一个终日游荡的男人不可能什么都没遇到,对这个以行走步数丈量陌生城市的嗜酒者而言,重庆街头于他不应该只有倒地而亡这个结局。在结局之外,或者在结局之前,还有过什么,也已经无人知晓。

直到有一天,他回到县城,突然很神秘地跟李义信说,“我跟你说,这话我只跟你说。我有几十套房子,在上海在北京有别墅,随便出手一套房子就不得了。但是我不会出手,我又不缺钱,卖房子干吗?你知道吗?我跟许多房地产大佬是朋友,是哥们儿,王石呀王健林呀都是我铁哥们儿。”

李义信吓了一跳,这话也能乱说!“不会吧。”他往后退了几步,仔细观察章晋初。那年月,房价疯了一样往上涨,更别说大城市。他这么一个悲惨的人,怎么忽然间就成了天底下的隐形大富豪呢。

“是真的。”章晋初继续说着,他神情平淡,就像在说别人。他把刚才说过的话又说了一遍,这才调换话头,说起别的。

李义信把它当成玩笑话,他想,他在跟我开玩笑。谁他妈的不想做个这样的人,但那只能是个玩笑。你认不得真,什么时候都不能认真。可是第二天早上,他又跟他说了这番话。他还和大街上碰到的其他人这样说,他和每一个他认识的人都这样说。就连说话的程式也是一样的,他把那个人拉到一边,悄声跟他说,“我跟你说,这话我只跟你说。”

全城人都知道了他的故事,只是后来又增加了私生子和代孕这些内容。他到处说,就像我们这个时代里的男版祥林嫂。跟祥林嫂一样,不一样的地方是,祥林嫂反复跟人说她的悲苦,他则反复跟人说他子虚乌有的房子和女人。

听到的次数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谁都有自己的判断,把他当成神经不正常的人不就完了嘛。可是等到他死了,大家又都不约而同地回过头来关注起这个人。没那么简单,这个本报通讯员,为什么会说出那些没头没脑的话呢,他有何用意?特别是李义信好像无意间又讲出了另一件事,他让我们感觉到,他的话匣子并没有完全打开。或者说关于章晋初,他的讲述是选择性的讲述,他今天说出了一件事,谁也不知道他明天还会不会再从匣子里说出另外一件什么事。

他说,在章晋初最困难的黑暗时期,一个帮会老大准备聘请他做公司顾问,若能接受这个职位,那他背负的债务什么的——所有问题都不再是问题。我们都知道他说的那个帮会老大是谁,一个赫赫有名的大人物。老大虽以打打杀杀起家,但人家早就从水里上岸了,身世也早就洗白了,并且已是商界的头面人物,县里的政协委员。所谓公司顾问,也就是请章晋初帮忙处理公司的公文。毕竟章晋初是久负盛名的笔杆子,老大的想法是,真请来了,既能帮公司做事情,又能做点慈善,还可以用著名的文化人来装点公司门面。多么好的事呵,对不,老大想得可真周到。

“可是结果怎样?你们能想到吗?”

“怎样?”

李义信说,“谁也想不到吧,他拒绝了,章晋初想都没想,一口就拒绝了。”

这件事无法查证,又像他借钱不还的那些低级烂事一样不可否认,但是李义信说,“这件事至少证明他仍然是个有风骨的人。”

李义信说章晋初是个有风骨的人,有风骨?由此可见,李义信的确是一会儿这样说,一会儿那样说。我烦他的地方恰恰在这里,谁背后无人议论?谁身后无人评说?这些都没错,我烦他的是,他过于夸夸其谈了。他的言谈因为生活过得舒适,因为生活过得惬意和享乐而变得轻薄、变得随意,或许这也不是他的错,而是我们这些人对他的纵容和默许。李义信原先是个木讷口拙之人,到了暮年却成了口若悬河之人,我相信他的这一变化与章晋初有关。潜伏在章晋初身边的缄默者,在他死后变得如此能说会道,他像章晋初当年发表新闻一样,不断披露他的相关轶事,而这些正是我们想知道的。

尽管章晋初已不在人世,却是个未完成的人物,他还有太多空白需要填补。未完成的人物才让人好奇,正是基于此,我们才会围着李义信。信也好,不信也好,我们都愿意听他讲述他的朋友。

李义信说,“章晋初每天早上都跟我问好,他在微信上写道:你好老李!他有时还把他唱的歌发给我听,我说你唱得真难听,嗓音丑死了。他不恼我,还发。几乎天天,他都是我微信运动的封面人物,步数高到离谱。到了这天,准确说是连着三天,他的步数为零,也没有跟我问好。我没有看到这几个字:你好老李!”

说到这个地方,李义信停了下来,他环顾四周,打量我们。他说得慢条斯理,章晋初每天问候:你好老李!这句话实际上定义了他们后来的关系,但我们是第一次听到,往后他会经常提起,并将这句话当作谈论章晋初的开场用语。这时,他说他意识到肯定出事了,这才想到给他打电话,也就是给章晋初打电话。接电话的却是章晋初的儿子,他在电话里说,“李伯伯,我爸爸死了。”

在电话里交谈了一会儿,李义信第一时间发了微信朋友圈,他发了张照片,那是他跟章晋初的早年合影。他给照片配上文字:本报通讯员章晋初在重庆羽化登仙,后面缀上一连串流泪的表情。

这故事我们听过好多遍了,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听他重复讲述,实在是还在期待他能讲出某些新东西。李义信可能明白大家的意图,便故意把话题扯得更远更缥缈。他开始讲纽卡斯尔,讲英国的新冠疫情跟中国比有多么严重。然后呢,他又开始讲到澳门,据他说,我们县里有些老板会定期——专程到那里去赌博。听到这里,我的耳朵张大了,我不知道这些老板的特殊爱好跟章晋初有没有关系。换句话说,类似于这样的特殊爱好,会不会牵涉到章晋初的钱财去向。但是他说,老板们为什么去那里赌博,原因是他们公认澳门的赌博更公平。他们无法容忍,在家乡赌博,会被熟人朋友合伙作弊,出老千,而这种事在我们全县司空见惯。

曹军庆,男,生于1962年,湖北省作协文学院专业作家,现居武汉。有多部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集出版。

责任编辑 张 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