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城

在大众媒体描述的明代历史中，宦官之恶被放大，宦官之善被轻描淡写，偶有三宝太监郑和这样的正面例子，但更多时候，我们观看与明代有关的影视剧、大众读物，看到的多是魏忠贤、刘瑾、王振这样的恶宦。恶宦作为皇家鹰犬与士大夫对抗，祸国殃民，成了媒体讲述明代宦官的典型模式。但在历史上，明代宦官与士人的区别可能没那么大。

明代中期，随着宦官受教育程度的提升、皇权对宦权的压制，宦官逐渐与士人合流，因此朝廷上出现了一批有士人之气的贤宦，其代表人物，比如明宪宗时期的宦官怀恩、嘉靖朝的司礼监掌印太监黄锦、嘉靖末到隆庆年间的李芳，观其言语，考其行为，都是典型的“士宦”。

在过去的宦官研究中，明代宦官作为官僚体系中文官和武将之外的第三种势力，是中国古代专制体制的伴生物。学者普遍注意到明代宦官和皇权的紧密聯系。简单来说，宦官专权是皇权衍生的产物，宦官专权背后是皇权的膨胀，而不是宦权危害到了皇权。

有明一代都没有宦官杀戮君主的案例，这和东汉末年的宦侍之祸、唐朝中后期的宦官夺权形成鲜明对比。但前人史家注意到这点时，经常会默认宦官是文官的对立面，由此建立起宦官作为皇家鹰犬与士大夫对抗的经典叙事，却忽略了明代政治文明、社会风气对宦官的影响，进一步说，是忽略了宦官们作为人的丰富性，而只是把他们当作制度机器来看待。

这种对立叙事无法解答明代屡屡发生的宦官与文官合作现象，以及一些贤宦犹如士大夫一般对君主的忠诚进谏。除了众所周知的张居正与冯保组合，明代宦官和文官领袖合作的案例并不少，比如嘉靖年间的张佐、黄锦，他们先后入主司礼监，与杨廷和、张璁、夏言等历任内阁首辅少有矛盾。

再比如被誉为“明代第一好太监”的怀恩，此人原本姓戴，族中兄长为兵部侍郎，后来犯罪被杀，连累时任太仆卿的怀恩父亲也被株连籍没，怀恩尚在幼童时就被阉割，入宫成了太监，赐名为怀恩。此人历经明宪宗、明孝宗两任皇帝，性情耿直，廉洁清正，因为敢于向皇帝进言，保护朝中正直的大臣，所以在士人群体中也很有口碑。

明代为什么会产生很多有士人风气的宦官？这和宦官的出身与教育有关。在明代，部分宦官就像怀恩一样，本来就是士绅家庭出身，只是上一辈因罪抄家，他们自己被连累，早早投身去做了宦官。

明代中期，宦官逐渐衙门化。明代宦官不仅把持着司礼监，与内阁分割昔日的宰相职权，还占据了内府“二十四衙门”、东宫六局、天下王府承奉司、公主中使司、守备太监、镇守中官等要职，权力从中央辐射到地方，影响着中央决策、军事部署、财政收支、织造、烧造、皇家建筑营造等方方面面。宦官衙门化后，明代政权为了维持行政的日常运转，开始主动教育、培训宦官，提升他们处理政务的能力。

受教育的宦官多了，贤宦比例也就增加，这就是为什么明代中期涌现了很多贤宦，而这些贤宦都具备士人的习气。

从明太祖时期到明中后期，宦官读书识字的能力在显著上升。明太祖起初严禁宦官读书识字，即便后来有所调整，洪武时期的宦官仍被限制在严格的权力网格之中。但是到了明成祖时期，因为靖难之役后朱棣对士人的不信任，他开始大量起用宦官出任军事、外交、财政、司法、文书、记事等要职，镇守中官这一宦官干预地方政治的职务，也是从明成祖时期开始。

洪熙、宣德以后，宦官事权进一步扩大，宦官受教育问题也愈发被统治者重视。宣德年间，皇帝设立内书堂供宦官读书。明中期，内书堂隶属于司礼监，提督太监为最高负责人，由掌司具体负责，下设“年长有势力”者六至八名为学长，负责处理日常学习、管理事务。朝中受宠小宦官常被选入内书堂或文华殿东庑学习，由翰林学士、侍讲、编修等官员来担任教师。英宗朱祁镇复位后，天顺二年（1458）起，皇太子进学之地点选定在文华殿东庑，宦官教习地点遂定于司礼监内书堂。从此为定例。

如同《明代内书堂考论》所说：“在（明代的）宦官升迁上，非内书堂不入文书房，非文书房不入司礼监;而翰林恰恰是内书堂的教师，内书堂的宦官常常又是未来皇帝和皇子皇妃的老师。由内书堂引发的一系列微妙的关系，牵动着明朝的整个政局的走向。”

当教育和政治生涯绑定，明代宦官的学习热情异常高涨，很多宦官为了进入司礼监，得到批红权，就会在私底下用功读书。出身和教育的变化让明代宦官群体出现了一批“士宦”，他们虽然是宦官，但在自我认同上却跟士人走得更近。他们尽管仍旧依附于皇权，抱持着忠君爱国的念头，但也习得左右平衡之术，小心翼翼维持着皇帝与文官之间的关系。像怀恩、张佐、黄锦、李芳等人都是“士宦”的代表。

从明中期开始，当文官们意识到宦官衙门化已成定局，他们逐渐接受了宦官作为官僚体系中重要一环的存在，他们批评、对抗恶宦，但很少再去否定宦官机构。为了影响朝廷决策，使其更符合文官领袖及其背后的士绅力量的期待，内阁大臣们一方面积极拉拢司礼监宦官，一方面通过对年轻宦官教育的干预，培养士人化的宦官。

嘉靖末年，徐阶担任内阁首辅，他也十分重视与宦官之间的关系。徐阶同司礼监宦官们交好，但内心始终警惕宦官，担忧宦官权力对阁权的侵扰。为了限制宦官，他也在宦官教育上动了心思，但他着眼的不是培养士宦，而是防备青年宦官与资深翰林学士的勾结。徐阶试图分化两者，所以任命了一些资历较浅的翰林官为内书堂教习。在他领衔内阁期间，内阁与司礼监保持着相对安定的关系，这其实也是明代中期的一种常态。明代中期，司礼监与内阁互相制衡，但总体维持着平衡，在魏忠贤为代表的权宦与东林党、齐党、楚党、浙党等文官内部党派交恶或勾结、党争前，明代从嘉靖到万历这近一百年时间里，宦官很少兴风作浪，史书上反而出现不少贤宦的记录。明中期的宦官更接近于官僚体制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与官僚体制对抗的产物。

明代宦官有自我约束的习惯，不仅仅是跟他们的出身、受教育程度、在宫廷中的危机感有关，也和他们与民间社会的联系有关系。

明代宦官们在沾染士人习气后，重视社会舆论对他们的评判。嘉靖年间的黄锦，他不但在清官海瑞死谏嘉靖时为海瑞斡旋，还积极投身于对家乡的资助。黄锦是河南洛阳人，洛阳有一条河叫瀍河，在这条河上的桥，常会经受洪水考验。嘉靖三十八年（1559），黄锦回乡探亲，得知乡民已有两年无桥可便，便发愿修桥，由其弟锦衣千户黄子铠主持捐资募款，未花普通百姓一分钱，便将桥建成。百姓感其济涉便民的义举，特在桥头为黄氏兄弟竖碑撰记，将此桥命名为“黄公广济桥”。

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明代宦官内部不是铁板一块，宦官们不同的出身、志趣、立场等，让他们或是与士大夫为敌，或是与士人交好，乃至在祭祀、信仰、维护口碑上都与士人相近。

所以，对待明代宦官，不只有皇权这一条理解路径，宦官作为一个主体，在皇室、文官、武将乃至更广阔和复杂的政治关系中流动。他们虽依附皇权，但在特定时候也表现出自身的张力，从士宦的角度来理解明代宦官，可以找到一条新的研究思路，也可以消除很多对宦官的成见。说到底，所谓宦官之恶，根源不在宦官而在制度，在明代，宦官和文官并没有道德上的本质差异，真正把他们区别开的，是他们在制度中所处的位置。

（摘自《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