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曦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副研究员

俄罗斯对乌克兰实施的“特殊军事行动”即将进入第二阶段，无论战争结局如何，美俄关于国际军控条约的重启谈判势必成为“后俄乌冲突时代”关于战后安全形势与大国关系缓和的重要内容之一。事实上，无论是冲突前俄罗斯提升核战备状态以慑止美和北约的军事介入，还是美国新近出台的相关战略文件，亦或多个核边缘国家如日本、韩国国内的“拥核”呼声再起，均表明全球核升级与核扩散风险在不断加大，再加上因俄乌冲突中美俄先后中断战略安全对话渠道，当前的国际军控形势陷入了新一轮历史低谷。然而大危機酝酿大转机，正如人们对于上世纪60年代初古巴导弹危机的巨大恐惧推动了其后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反导条约》的陆续出台，“后俄乌冲突时代”是否也酝酿着国际军控走出低谷的历史新机遇？这既考验着美俄等相关核大国裁减核数量与抑制核作用的国家意志、考验着国际社会重拾“全球核禁忌”的共识信心，也考验着中国在提供国际军控事务中国方案中的外交智慧。

一是为降低核大战风险，核大国应切实履行核裁军义务且要克制用核冲动。俄罗斯在动武前提高核武器戒备状态，旨在以威慑升级实现冲突降级，有效慑止美和北约军事力量的直接介入，下一步还将力推核武现代化进程，并将其视为军力建设的重中之重。美国方面则在新近出台的《国防战略报告（事实清单）》《核态势评估报告（事实清单）》及“2023财年国防预算”中，放弃了“不首先使用”选项，为“首先用核”预留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