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十六岁，中学毕业。与大多数城市青年一样，我打起背包，告别了温馨的学校，告别了挚爱的父母，告别了喧嚣的城市，来到位于天山北麓准噶尔盆地南缘的干湖农场，开始了我懵懂初开的青涩岁月。

出墙报

到干湖农场，我被安排在场部所属的农业试验站，住知青宿舍。新疆的知青宿舍住的并不都是下乡知青，也有从全国各地自愿来疆人员。我们宿舍四个人，大林、靴靴是上年毕业来的知青，还有一位根子是陕西志愿来疆人员。初入住为室友，大家自是欢喜，各自通报姓名，便算混熟了。只是在分配铺位时出了点小插曲，大林让根子搬到迎门的铺位，把背门的铺位让给我，根子不愿。都知道迎门的铺位冬天冷。大林便做动员，说我们前面来的同学要礼让后面来的同学，让后面来的同学感受到我们宿舍这个革命大家庭的温暖。根子说你是咱宿舍的“舍长”，你应以身作则……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的，互不相让，直到大林火了，骂了根子屌怂盲流蛋，根子才极不情愿的挪了铺。我铺好铺盖，半是感激半是愧疚的望着大林和根子，看两人满脸笑容恢复如初，便真的感到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心里便生出许多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

一夜无话。第二天出早工，站领导来转达场部政工组的指示，要求各生产单位以插队知青为主，每个宿舍写一篇批判文章，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新动向，并出版一期墙报。舍长大林忙召集我们几个紧急商议。大林说，上次批判稿是我写的，这次靴靴写吧。靴靴说，我上次的上次就写过了，这次该根子。根子涨红了脸，说，我又不是知青，再说我才上到四年级……大林便打断他的话：不是知青咋住知青宿舍？滚……根子便咧嘴要哭：不是我要住的，是场部分配的嘛，我……大林便盯住了我，说咱咋忘了这还有个高中生。高中生，这次的批判稿就由你写了。我说我在学校又没写过批判稿，再说我刚到农场，谁谁谁有资本主义新动向，我也不知道呀。大林说没当过放羊娃，就不认识羊了？报纸喇叭没看过听过？便吩咐根子：去，到场部找些报纸来，先武装武装高中生的头脑。根子见大林不逼他写批判稿了，高兴得畅快地应了声便撒腿往场部跑，不一刻，抱来了一大堆报纸。我一看，有中央的自治区的还有地区的，有新的旧的还有两年前的，便笑笑说我试试。大林便宣布說今天高中生不用出工，在家写批判稿。他的那份定额，由根生替他完成。根生便撅了嘴：怎么又是我？大林说，要不你写批判稿？根生说算了算了，我还是下地干活完成定额吧。

几个人下地劳动，我一个人在宿舍写批判稿。我很惬意，把报纸翻了翻便动手写。那时写批判稿讲究与报纸精神步调一致，报纸怎么说就跟着怎么写。在我们上学那年代，除了学工学农，更多的就是写批判稿，因而写批判稿难不住我。我把报纸上的文章东抄一段西抄一节，很快就凑成了一篇长达三千字的文章，但我又多了个心眼，生怕写得太快，下午还要下地劳动，便把写好的稿子藏起，中午下班时哼哼唧唧的说写不出来，惹得大林又对根生一顿吼：去，给高中生打饭去，伺候不好，你写。

批判稿写好，交大林过目。大林看我一手漂亮的钢笔字，还没看完内容就拍案叫绝：好，好文章，有理论，有事实，理论结合实际，批得好呀，咱这篇批判稿绝对出彩！走，我们两个一起去，送场部政工组。

我说，你去吧，我刚来农场，又不认识政工组长。

大林说，不认识才要去呢，要是政工组长看上你的文章，你就劳道（利害）了。

我便喜滋滋的相跟着大林，把批判稿送到场部政工组。政工组长看完，转脸问大林：你写的？

大林应声说是的，侧脸见我站在旁边，便又赶忙改口：是我们宿舍新来的高中生写的，我看了，写得很好，好文章……

政工组长突然沉下脸，把手里的稿子狠命拍在桌子上：写的什么屌东西？我们农场有反革命分子高北洋？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汪志斌？

我与大林面面相觑，突然想起我在抄报纸时，忘了把报纸上的人名换成我们农场人的人名了。

赶马车

那年代，在农场赶马车是挺受人待见的。赶马车的人，我们不叫赶车的、车把式，而是尊称为师傅。赶车师傅不但工分高，而且很悠闲。我们这帮下乡知青，干庄稼活没技术，便时常被安排去跟车。我们最喜欢跟车去换面粉。我插队的农场不是国营农场，是县办农场。农场职工的粮食供应不是到国营粮店去购买，而是各生产队拉小麦或玉米到面粉加工厂兑换成面粉后，分配给农工。我们喜欢跟车去换面粉，一是有出差费，虽然每天只有几毛钱;但更主要的是，我们可以趁机到县城逛街。那时的农场，实行准军事化管理，管得还是比较严的。夏天基本上不准请假，只有冬闲才允许请假。但那时的冬天也并不闲，挖阴沟，搞农田基本建设;深翻地，改良土壤。实在天寒地冻干不动了就组织学习，学理论，搞革命大批判。我们跟车去换面粉，算是因公肥私。其实我们逛街也就看看风景。我们都没钱。我那时插队的农场是县办农场，也像人民公社一样，干活拿工分，年底才分红。平时买饭票、菜票，买牙膏、牙刷和其它日用品都是靠借支，借支是要场部领导审批的，因此，我们逛街就只能看风景。但我们兜里没钱，却能装阔。最有效的装阔就是几个人凑钱买瓶酒，然后对着酒瓶子每人灌几口，然后便在大街上装着吃饱喝醉的样子，唱歌、打闹、横着走路，惹得满街巷人都羡慕我们农场人有钱，阔气！

我们最不愿跟车是春天往地里送粪肥。那时种地，基本上都是用粪肥，不像现在种地全是用化肥，吃得人肥头大耳，干起活来一泡怂汤。送粪肥又脏又臭。逢了送粪肥，我们知青宿舍全是泡病号的。那时虽管得严轻易不准请假，但病假总是给请的。都是爹生娘养的，又远离父母在这插队，病了不让请假，要真出了事，难以向父母交代。因此，尽管领导们都知道我们在装病，但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好在送粪肥有加班工分，有很多农工争着要去，所以我们不去也不会碍事。

我们跟车也喜欢拉庄稼。秋天，麦子割倒捆好后，由马车往场上拉。跟车自然还是我们这帮知青，当然还得有一位有经验的负责在车上码麦梱的农工，麦梱溜滑，码不好是要崩垛的，我们只负责用木杈从地上叉起麦梱甩到车上去。叉麦梱费力气，但麦捆装好车绳刹好，我们躺在散发着浓郁麦香的高高的麦捆垛上，这就是我们的享受了。拉麦子的马车不能跑快，怕崩垛。赶车的师傅便只能信马由缰。马车在机耕道上慢悠悠的走着，麦捆垛便一晃一悠的，我们躺在高高的麦捆垛上，看蓝天缥缈的白云，看天空飞翔的小鸟，我们便有了几分遐想，对未来多了几分憧憬。

我们知青跟车，在农场算是受人羡慕的活，但我们更羡慕赶车的师傅。我们试验站赶车的师傅姓邱。这人赶车有近二十年的工龄了，赶车的技术很好，就是脾气不好，从来不帮我们干活。每次装车卸车，不管我们有多累，他总是抱着根鞭子袖手一旁，卷了根莫盒烟，很悠然的吐着烟圈，还不时的过来呵斥我们几句。我们既气愤又羡慕，便咒着让他倒霉，我们好掌鞭杆子。那时，农场正好放映电影《青松岭》，这部电影最突出的主题就是社会主义马车的鞭杆子应掌握在谁手里。我们便暗地里调查老邱的历史，知道他不是本地人，是从河南盲流来的。又听说他老家父母是地主成分，便到场部反映说社会主义马车的鞭杆子不能掌握在地主分子的手上。场领导说老邱父母成分是地主，老邱又不是地主，老邱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教育好了，也可以掌鞭杆子。我们便列举老邱赶车从来不帮我们装车卸车的事实，说老邱并没有教育好，仍存在着地主阶级好逸恶劳剥削人的坏思想。领导说这不能算坏思想，咱场里赶车的都是只负责赶车，不负责装卸车。我们见说不动领导，便决定来一次革命行动。那天，站上安排我们跟车去邻近公社拉木头，半路上我们就把鞭杆子夺了。我们逼着老邱和我们一起装车，车装好后大林便握着鞭子坐在车辕上，长鞭一甩大喝一声“驾”！马车便上路。我们坐在马车上，看大林扬鞭催马，便放声唱起了电影《青松岭》的主题歌：“长鞭呀，那个一甩吔，啪啪的响吔，哟依荷哟哎，赶着那个马车，出了庄哎，哎哎哟……”。大林被我们的歌声鼓舞，鞭子便甩得更起劲，马车渐渐的由慢变快，接着就狂奔起来。大林惊得手脚无措，我们也惊得狂呼乱叫。这时，只见老邱疾足跳下马车，狂奔几步抓住了辕马的嚼头，死死的拽住，双脚把土路犁出了一道深沟。马车停下来，我们脱险了，但老李的左脚拐子却骨折了。我们悔恨不已，直到现在想起，仍是我们心头的痛。

看电影

那时的农场，没有电视机，更没有手机，我们最期待的文化活动就是电影队来放电影。那时放电影就在场部大院前的露天广场。每次放电影，放映师傅在广场上栽两根杆子，挂上银幕，在电影喇叭上大声喊几遍就算通知了。这时，便有在家的老人和小孩三三两两的搬着凳子去占位子。我们住宿舍的没人给占位子，但我们也有办法。我们是吃食堂的，收工后到食堂三下五除二吃饱肚子就往放映场跑，等住家户吃过饭来时，我们已稳稳的占好了位置。当然也有人找麻烦，说我们挪走了他们的凳子抢了他们的位置。但我们死不认账，说我们来时就没见这有占地的凳子。那时又不像现在一样有监控可查，没有证据，他们也只好作罢，我们便顺理成章的占领了好地盘。

那时放电影习惯在放映主片前加放一部新闻纪录片。纪录片放完后，单位领导还要进行讲话。我们都喜欢站长讲话。站长是山东人，嗓门大但话不长，每次讲话基本上都是安排生产，也有讲安全的，防火防盗防事故，最多十分钟完事。要是支书讲话就不一样了。支书原先是场部的宣传干事，后来提拔到我们试验站当支书。他讲话喜欢有条不紊，一二三大题目下面还要分一二三若干个小题。从国际形势讲到国内形势，再从自治区大层面讲到农场实际情况，洋洋洒洒不下万言，没有半个小时讲不完。我们都讨厌他，但又不能不听。那时候讲究讲政治，以政治挂帅。也有些人在暗地里做手脚，在孩子的屁股上使劲拧一把，孩子一哭，电影场就乱，支书就讲不下去了。但这个办法后来也不灵了。支书知道是有人捣乱，见场子乱了，便叫民兵排长维持秩序，等场子安静下来再继续讲。本来半个小时讲完的，拖到一个小时才讲完。大家便埋怨拧孩子屁股的人，往后就再也没有人拧孩子屁股了。

那时看电影，虽反反复复就那么几部片子，但我们仍看不够。我们农场八个生产队，每次放电影都是每个生产队轮放一遍后才换新片，但我们仍追着看，以至有些电影故事我们都能倒背如流，像《地道战》经典台词“高，实在是高。”《地雷战》经典台词“不见鬼子不挂弦。”《鲜花盛开的村庄》经典台词“漂亮脸蛋能长出大米吗？”都成了我们的日常用语了。我们追着放映队看电影，很大原因是晚上没事干，要寻热闹，但也有为了谈对象的。那时的农场还比较封闭，没有舞会也没有卡拉ok厅。农场青年没有交往的阵地，跟电影就成了他们寻找交往的绝佳方式。听说农场里每年都有青年跟电影谈成对象的。但跟电影也出过事。八队有个小伙子把三队一个丫头的肚子搞大了，那丫头下个月就结婚，夫家不愿意，把八队那个小伙子的腿给打折了，结果不但赔了医药费、务工补贴费，连要过门的媳妇也跑了。我们都说那家伙是傻瓜，不用费劲就当爹，现在儿子媳妇全都没了。

在农场跟电影虽也有趣，但天天看老片子也不过瘾，我们便想到县城看，县城有电影院，每天换新片。农场离县城二十多公里，我们凑钱买了两辆旧自行车，宿舍四个人正好两辆自行车去县城看电影。开始，我们劲头十足，但跑了一个星期就蔫头巴脑的了。农场离县城虽不远，骑车一个多小时就到，可看完电影再回到农场就夜里三四点了，睡眠不足，第二天上工就没劲。站长找我们谈话，我们便谎称是有病。但这种事总是瞒不住的，况且长期下去怕是真的要生病了。

但没过多久，我們的转机就来了。那时政策有所松动，允许农村人进城搞副业，站上便决定成立个建筑施工队，到县城搞副业盖房子。我们几个一听立时兴奋，都报名参加了建筑队。

到县城搞建筑，我们终于有机会天天去看电影。但看着看着，心里又有了不平衡。电影院里，很多年轻人都是男女双双对对搭帮在一起看电影，而我们每次看电影都是孤身一人、孑然一身。看人家亲亲热热的，心里骚动得极为难受，有好几次大林叫我，我都推说有事不去。大林便说我知道你为啥不去。我说为啥。大林说没女的陪呗。我说去你妈的，但脸还是红了。大林便说我有办法今晚叫个女的陪你。我说吹吧。大林说看我的，不见鬼子不挂弦。

下工吃过晚饭，大林便约我。我说真有女的陪我看电影？大林便笑笑，把张电影票塞我手里说，去吧，悠着点，别让那女的吓着了。我拿了电影票进场找到自己的座位，果然挨我座位坐着一个女的。我紧张的坐在座位上，一晚上没敢看那女的一眼。回到工地宿舍，大林说咋样，没瞎说吧。我说那女的是谁。大林说不认识。我说不认识你咋能让她和我坐一起。大林说我自有办法。便叫我明天和他一起去买票，再找两个女的陪我们一起看电影。

第二天，我和大林一起来到电影院售票处。大林站在那里，左顾右盼的。我说咋不买。大林说等女的呗。我说你认识？大林便笑。这时，正好有个姑娘来买票，大林便急忙走过去，站在那姑娘的身后，姑娘买完票，他也买了一张。又过了会，又有个姑娘来买票，大林忙又跟了过去，在姑娘后面又买了张票，走回来说，好了，今晚有女的陪我们看电影了。

果然，晚上看电影，又有一个女的坐在我身边。电影散场，我问大林，你咋知道今晚有女的陪我们看电影？大林说你没看我买票时跟着她的嘛，她买几号座位我就买紧挨着她的座位，这不……大林狡黠一笑，我恍然大悟，直佩服大林狡猾大大的。

这个办法屡试不爽，但每次看电影也只是有个女的坐在身边，并不能像其他人一样两人亲昵看电影。我看着那些人都是边嗑瓜子边看电影，便想着应是男的给女的买些吃的。这晚，我特意到副食品商店买了一包奶油瓜子带进电影院。电影开演，偷睨坐在身边的姑娘，心里便蠢蠢欲动，却又不敢。终于鼓起勇气，用手碰了碰那姑娘的手，轻声说你吃瓜子。没想到那姑娘呼的站起来，顺手给了我一巴掌，然后离座而去。我捂着有些麻辣的腮帮，许久没回过神来。回到宿舍躺在床上却又自我安慰，终于有女的搭理我了。

偷西瓜

那时在农场插队，除干活累，没有什么文化生活，还有一个最深刻的感受，就是没吃的。我们在农场劳动，粮食够吃，但农场口粮90%是苞米面，我们每天吃的主食就是苞米面蒸的发糕。偶尔蒸一次白面馍，就像是过年一样。我初到农场，不知道情况，但见食堂蒸白馍，很多知青便把一个月的白馍票全买光，将白馍锁在柜子里慢慢吃。我心里暗笑，每天吃新蒸的馍馍，多好啊。但这次蒸馍后就再也不见蒸白馍，我才明白，原来是白馍每月只蒸一次，这次不买就有票也买不到了。

食堂里没啥好吃的，就想办法。当然，从县城下乡来的知青好办，嘴馋了就回家找爸妈改善生活，苦了我们这些从省城来插队的，回趟家，光路上就得晃荡三四天，耗不起这个时间，再说农场也不会准假，于是，我们就只能自己想办法找吃的。我们不笨，慢慢从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找吃的办法。

先是蹭饭。那时农场婚丧嫁娶，孩子百天、老人过寿不像现在都到宾馆酒店待客，而是在家待客。逢了这样的事，我们都十分主动前去帮忙，头天帮着借桌子板凳盆盆碗碗的，过后帮着归还借的物件，前后一整就是三天。如丧事，讲究停灵三天，这一整前后就得五六天，这饭就算蹭上了。当然，我们也随礼。但我们随的礼也就是几个人凑一块，或买个脸盆，或买个暖水瓶的，均摊不到一块钱吃三五天，太划算了。当然，这种事儿不会时常有，我们便把蹭饭的范围扩大，谁家翻个菜地，盖个伙房，打个火墙，垒个鸡圈的，我们也去帮忙。当然，这种蹭饭时常也没什么好吃的，但能吃上一顿捞面条也就满足了。

再是套。我们这套不是耍阴谋诡计套钱套物套吃喝，而是套野兔野鸡套雀娃子（麻雀）。我们农场紧挨河坝，河滩上都是红柳林。冬天下雪，野兔出窝觅食便会在雪地上溜出一条兔路，我们拿一根细铁丝，一头团个圆圈做成活扣，一头栓在兔路边的红柳根上，兔子出窝觅食就会钻进活扣，蹦跳挣扎的，就套住了。不过我们每年能套上的兔子都不多，因为我们喜欢睡懒觉，就是套上兔子也被早起的人捡走了。那时在红柳滩套兔子是不分你我的，谁捡到归谁。当然，我们后来也学精了，傍晚不去下套，只管第二天起早去捡兔子。但也挡不住“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下套人造了假现场又换了地方下套，我们辛辛苦苦早七点起床，满红柳滩乱转，就是没找着被套住的兔子。

套野鸡是最难的。套野鸡一般都是用一只柳条编的圆形大簸箕，用根棍子支起，再牽条绳子在附近埋伏，簸箕下撒些麦粒子，待野鸡进簸箕下吃食时一拉绳子，簸箕扣下，野鸡就逮住了。不过野鸡都很聪明，它们在觅食时总有一只野鸡在放哨，发现危险，立刻报警。我们在埋伏地虽做了很好的伪装，但多数会被放哨的野鸡识破。因此，十有九空，逮一只野鸡真不容易。

最容易套的是雀娃子。那时生产队都有库房，冬天雀娃子无处觅食，便思谋着到库房觅食，我们便投其所好，把库房窗户打开，待雀娃子进去后拿条麻袋把窗户一堵，再进到仓库里拿大芨芨扫把追赶，雀娃子往亮窗处逃命，便“噗噗”的落进麻袋里了。那时，我们每年都能逮一二百只麻雀。只是麻雀拾掇起来很麻烦，烧水拔毛开膛，拾掇好一只还不够一口，得不偿失。

除了蹭饭套野物，我们还有一种找吃的门路，就是——偷。但我们不敢偷鸡偷羊，偷钱偷物，我们只偷西瓜和水果。新疆地广，瓜果遍地，摘个水果，摘个西瓜，只要主人在，是不算偷的。可我们那时候的情况不同，那时候的瓜果都是集体的，集体财产是不能随便拿的。但明着不能拿可暗地里拿，只要不被抓了现行，大家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每个农工一年都会犯一两次这样的偷盗行为。

我们知青也继承了这项“传统”。但我们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就是不偷本队的。那时我们插队时间长了便觉无聊，便都找个对象谈谈，调剂生活。有知青找知青的，也有知青找住家户的;有真谈对象的，也有假谈对象的。但我们都比较谨慎，谈对象就是相互帮助，基本上停留在男的帮女的干活，女的帮男的洗衣这个层面，当然有好吃的便两人分享，越轨的事是不敢干的。特别是和驻地户谈对象的知青，我们都知道，我们早晚是要离开这里回城的。

那时，我们最喜欢偷西瓜来与女友分享。我们偷西瓜都是各尽其能，各显神通。我们宿舍里，偷西瓜最能的是靴靴。我们只要提出想吃西瓜，靴靴就能出去立马弄只西瓜回来。我问靴靴有什么诀窍，靴靴笑而不答。后来我们才知道，靴靴把看瓜老汉认了个干爹，干爹给干儿子西瓜，还不是老鼠的尾巴——尕尕的事情。偷西瓜最笨的是根子。有次，根子摸到一块瓜地，见看瓜的老汉不在，便想多摘幾个，可忘了带尿素袋，便把裤子脱下来，两裤脚一扎，装满西瓜搭肩上就走。没想到才出瓜地就被人发现，根子忙撂下西瓜，只穿了条裤衩落荒而逃。根子没偷着西瓜，却蚀了条新买不久的裤子，被我们当了笑话笑了好久。我偷西瓜有我独特的方法。经侦查，我发现三队的瓜地就在一条渠道边。那天，我约女友去偷瓜，吩咐她在渠道下游等着接瓜。我摸到上游潜入三队瓜地，摘西瓜放进渠道，借助渠水将西瓜运到下游。我一连摘了六七个，心想够吃几天了，便返回找女友。女友问我偷的西瓜呢。我说不是顺渠道流下来了吗。女友说没见着呀。我想可能是有人知道我的方法，半道把瓜截走了，便说抱歉，今天没偷着，明天再偷。但第二天早上我就知道了谜底，原来是我女友把捞起来的西瓜都送给她男友了。她与我相好是假的。好在我也没对她付出真情。

作者简介：

梁克锋，男，汉族，祖籍广西，现在新疆工作，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新疆作家协会会员、新疆兵团作家协会会员。八十年代开始发表作品， 讫今已有百余篇小说、散文散见于《中国西部文学》《绿州》《绿风》《伊犁河》《塔城文艺界》《中国西部微型文学》《飞天》《中国乡村》《中华风》《今古传奇》《精短小说》《文学百花苑》《小说快报》《现代作家》等纸刊及省地级报纸副刊，出版有小说集《静静的那片果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