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7月17日，是聂耳同志逝世三周年，那一天，我在武汉市呱呱出生。当时，“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座英雄城正在进行空前壮烈的抗日大会战，广大爱国军民“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为保卫大武汉和全中国浴血奋战。在40多度的酷暑高温和连天硝烟烈焰的烘烤下，我这个月子里的婴儿差点因热昏和窒息而夭折。当然，这一切都是父母亲告知我的。

我们全家人随着逃难大军继续顺长江而上到达重庆后，在小学读书时，我们耳熟能详、口中传唱的歌就是《义勇军进行曲》，日本投降后，举家返回上海，我才逐渐了解聂耳青年时期的革命活动和文艺生涯。新中国成立后，父母亲由沪调京工作，我每年分别以少年先锋队、体育大年、文艺大年等身份，参加国庆、“五一”游行，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以及在迎接外国元首等重大国际活动中，进一步体察和感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无比神圣和壮严，也更加增强了对伟大的人民音乐家聂耳的崇敬。爱屋及乌，我因此对聂耳的家乡云南引发关注和热情，特别对那里的历史、地理、文化、艺术尤其是各民族的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二十世纪50年代初，聂耳在昆明和上海的挚友、同仁林之音和民族歌唱家黄虹等把他们搜集、整理、改编的一批云南民族民间歌曲带到首都舞台，使《小河淌水》、《绣荷包》、《猜调》、《赶马调》、《耍山调》等优美、纯朴、韵味独特的曲目轰动京城，并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播到海内外，我也被云南民歌所迷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