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磊，杨思思，廖 媚，马宏森

（江门市第三人民医院，广东 江门 529000*通信作者：张小磊，E-mail：120296035@qq.com）

非自杀性自伤（Non-Suicidal Self-Injury，NSSI）是指在没有自杀想法的情况下，个体故意反复地伤害自己身体，且不会致死的行为［1］。NSSI是青少年自杀意念和自杀未遂的独立危险因素［2］。我国中学生 NSSI行为检出率为 27.4%［3］。Plener等［4］的纵向研究显示，NSSI通常首发于青春期早期至中期，并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反复出现，且NSSI与自杀企图和成年后的自杀行为密切相关。行为功能分析模型显示，NSSI的产生受刺激因素、易感特质、反应过程及强化维持多个因素的影响［5］。导致青少年NSSI的影响因素多且复杂，抑郁［6］、受校园欺凌［7］、社会支持［8］及应对方式［9］都曾被证实与NSSI行为的发生有关。既往研究表明，抑郁障碍是NSSI行为的主要危险因素［10］；受校园欺凌作为严重的负性生活事件，会给青少年的自尊、学业及人际交往等带来影响，被欺凌者常出现内化问题，如情绪调节困难，出现孤独、低自尊和抑郁情绪等，严重者甚至出现自伤或自杀行为［11］；Muehlenkamp等［8］研究显示，缺乏社会支持系统会影响NSSI行为的持续及严重程度；Guerreiro等［9］对2000年-2010年的文献进行综述，结果表明，青少年NSSI行为与消极应对方式有关，并与积极应对方式呈负相关。近几年，江门市青少年心理问题突出，中学生极端心理事件频发，徐伏莲等［12］、凌秾喜等［13］分别于 2014年和 2021 年开展了江门市中学生抑郁症流行病学调查及中学生抑郁症患者NSSI行为现状调查，但尚缺少普通中学生NSSI流行病学调查及影响因素的研究。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探究中学生NSSI行为的流行病学特点，并重点探讨抑郁、受校园欺凌、社会支持以及应对方式对NSSI的影响，以期为NSSI的预防及干预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于2020年11月-12月，分层随机抽取江门市重点初中、普通初中、重点高中和普通高中各一所，在每个年级中随机抽取两个班级，将抽样班级所有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发放并回收问卷1 285份，剔除无效问卷65份，共回收有效问卷1 220份（94.94%）。将筛查出有NSSI行为的学生作为NSSI组（n=204），其余学生作为非NSSI组（n=1 016）。参与调查的学生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究经江门市第三人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江三院伦理审查【2020】08）。

1.2 研究工具

采用自编调查问卷收集学生的一般情况与NSSI行为发生情况。一般情况包括性别、学段、是否独生、住校情况、同伴关系、学习成绩。过去一年中NSSI行为发生情况采用渥太华自伤量表（Ottawa Self-injury Inventory，OSI）［14］中的条目进行调查，包括用头撞墙、用力咬自己、抠或抓自己等方式，将任何一种自伤方式发生一次及以上界定为存在NSSI行为。

采用中学生应对方式量表评定中学生的应对方式。该量表由陈树林等［15］编制，共36个条目。分为两个分量表：问题应对分量表，包括问题解决、寻求社会支持和积极的合理化的解释3个因子；情绪应对分量表，包括忍耐、逃避、发泄情绪和幻想否认4个因子。各条目采用1～4分4级评分。各因子评分由条目评分相加所得，分量表评分由各因子评分相加所得。评分越高，代表该应对方式越明显。

采用Olweus儿童欺负问卷初中版（Olweus Bully/Victim Questionnaire，BVQ）的被欺凌分量表评定中学生受校园欺凌的情况。该量表由张文新等［16］修订，被欺凌分量表共6个条目，包含言语、身体及关系3个因子，采用0～4分5级评分，任何一个条目评分≥2分，则被划分为受校园欺凌者，各条目评分之和即为该分量表总评分，评分越高，受欺凌越严重。

采用青少年社会支持量表评定中学生的社会支持情况。该量表由叶悦妹等［17］编制，共17个条目，采用1～5分5级评分，包含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及对支持的利用度3个维度，各条目评分之和为总评分。评分越高，代表社会支持情况越好。

采用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Depression Scale，CES-D）评定中学生的抑郁状况。CES-D由Radloff［18］于1977年编制，共20个条目，采用0～3分4级评分，总评分范围0～60分，评分越高提示抑郁情绪越严重，以20分作为筛查抑郁症状的划界分数。

1.3 评定方法

由经过一致性培训的调查员在教室内发放问卷。调查员严格按照统一指导语指导学生填写，并现场回答学生疑问。学生完成问卷后由调查员统一回收并对回收的问卷进行检查，剔除有明显逻辑错误或不完整的问卷。评定耗时约20 min。

1.4 统计方法

采用Epidata 3.02录入并整理数据，使用SPSS 20.0进行统计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s）表示，计数资料以［n（%）］表示。采用χ2检验比较NSSI组和非NSSI组的一般情况及受校园欺凌情况；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两组各量表评分。将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纳入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分析发生NSSI行为的影响因素。检验水准α=0.05。

2 结 果

2.1 两组一般情况比较

1 220名中学生年龄（14.73±1.66）岁，男生584人（47.87%），女生636人（52.13%）；初中生 577人（47.30%），高中生643人（52.70%）。NSSI组与非NSSI组在性别、学段、住校情况、同伴关系及学习成绩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22.162、7.247、6.541、45.787、25.097，P<0.01或0.05）。见表1。

表1 NSSI组与非NSSI组一般情况比较［n（%）］Table 1 Comparison of general data between the NSSI group and the non-NSSI group

2.2 两组各量表评分比较

与非NSSI组相比，NSSI组CES-D评分更高（t=-14.240，P<0.01），青少年社会支持量表评分更低（t=9.238，P<0.01），中学生应对方式量表问题应对分量表评分更低（t=7.148，P<0.01），情绪应对分量表评分更高（t=-7.038，P<0.01），BVQ评分更高（t=-5.952，P<0.01）。见表2。

表2 NSSI组与非NSSI组各量表评分比较（±s，分）Table 2 Comparison of scores of each scale between the NSSI group and the non-NSSI group

表2 NSSI组与非NSSI组各量表评分比较（±s，分）Table 2 Comparison of scores of each scale between the NSSI group and the non-NSSI group

注：CES-D，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BVQ，Olweus儿童欺负问卷初中版；NSSI，非自杀性自伤

组 别CES-D评分青少年社会支持量表评分BVQ评分中学生应对方式量表评分问题应对48.49±10.14 53.94±8.92 7.148<0.010 NSSI组（n=204）非NSSI组（n=1 016）t P 27.21±12.16 14.37±9.44-14.240<0.010 53.35±16.39 64.69±13.90 9.238<0.010情绪应对41.03±8.55 36.59±8.16-7.038<0.010 2.70±3.20 1.31±2.22-5.952<0.010

2.3 两组受校园欺凌情况比较

在1 220名中学生中，检出受校园欺凌者（BVQ条目评分≥2分）共215人，检出率为17.62%，各种受校园欺凌情况检出人数从高到低依次为：言语欺凌183人（15.00%）、关系欺凌66人（5.41%）、身体欺凌39人（3.20%）。NSSI组和非NSSI组在受校园欺凌、言语欺凌和关系欺凌检出率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34.215、29.785、16.465，P均<0.01）。见表3。

表3 NSSI组与非NSSI组受校园欺凌情况比较［n（%）］Table 3 Comparison of school bullying between the NSSI group and the non-NSSI group

2.4 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

设P为NSSI行为发生的概率，以In［p/（1-p）］或logitP为因变量，以CES-D总评分、受校园欺凌（1=有，0=无）、青少年社会支持量表总评分、中学生应对方式量表各分量表评分为自变量，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抑郁（OR=1.090，P<0.01）及受校园欺凌（OR=1.492，P<0.05）进入回归模型，是中学生发生NSSI行为的危险因素。见表4。

表4 中学生NSSI行为危险因素的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Table 4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risk factors of NSSI behaviors i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江门市1 220名学生近一年NSSI行为的检出率为16.72%，高于操小兰等［6］的结果（10.9%），而低于我国大陆中学生的检出结果（27.4%）［3］。与非 NSSI组相比，NSSI组中的女生、初中生、不住校、同伴关系差以及学习成绩差的中学生占比更高，可能的原因有：①女生较早进入青春期，情感更敏感细腻，容易产生消极情绪；②高中生心智更加成熟，在应对压力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③不住校的中学生由于有独立的生活空间，更容易获得自伤工具且自伤后不易被发现；④同伴关系差的中学生感知到的可利用社会支持少，容易出现情绪行为问题，从而增加NSSI的发生的可能性；⑤学习成绩差的青少年承受着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多重压力，被批评和否定的情况可能更多，更容易产生挫败及自卑的心理。

本研究显示，存在NSSI行为的中学生CES-D评分更高，与胡燕等［19］研究结果一致，抑郁不仅与NSSI行为的发生有密切的联系，还在其他影响因素与NSSI之间发挥中介效应［20］。因此，尽早识别中学生的抑郁情绪，有助于预防NSSI行为的发生。NSSI组青少年社会支持量表评分较非NSSI组更低，社会支持是个体从外界环境及社会关系中获得的精神和物质支持。有研究显示，NSSI与社会支持呈负相关［21］，当个体遇到负面事件时，良好的社会支持能让他们更有信心去面对和解决问题，消极情绪得到释放，从而降低NSSI行为的发生风险。结果显示，NSSI组与非NSSI组的青少年在问题应对与情绪应对上存在差异，与Castro等［22］研究结果一致，存在NSSI行为的青少年在面对不良生活事件及情绪变化时，如果缺乏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就容易采用逃避、否认和幻想等情绪应对方式，从而陷入负性情绪，并通过自我伤害行为来缓解情绪。此外，NSSI组BVQ评分更高,受校园欺凌的检出率更高。既往研究显示，个体受欺凌程度越高，自尊水平越低，其在遇到负性事件时更倾向于采用内归因的方式，从而出现自我否定、抑郁和内疚等负性情绪，增加NSSI行为发生的风险［23］。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抑郁及受校园欺凌是中学生发生NSSI行为的危险因素，与既往研究［6］结果一致。NSSI是一种不良的应对方式，也是一种情绪调节方式，Chapman等［24］提出的体验回避模型认为，个体在无法调节自己的负性情绪时，就会采取NSSI行为等极端的方式来处理。NSSI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暂时缓解个体的负性情绪，当个体再次遭遇负性情绪时，倾向再次使用NSSI行为来缓解情绪，从而不断强化其发生［25］。有研究显示，92.7%的初中生首次实施NSSI行为的原因为“管理不良情绪”［26］。本研究结果显示，中学生受言语欺凌和关系欺凌的检出率较高，与赵占峰等［27］的结果一致。言语欺凌和关系欺凌具有隐蔽性，老师及家长不能准确区分“开玩笑”与“欺凌”，使得青少年在受到欺凌后难以获得足够的理解和社会支持。Lereya等［28］对7～10岁有受欺凌经历的儿童进行队列研究，观察其16～17岁自伤行为的发生情况，结果显示，童年期受欺凌会通过不同的路径增加青春期后期自我伤害行为的发生风险。唐寒梅等［7］研究表明，受欺凌的青少年发生NSSI行为的风险是未受欺凌者的2.41倍，提示减少校园欺凌可能有助于改善中学生NSSI行为的发生情况。

综上所述，抑郁、受校园欺凌、应对方式及社会支持对中学生NSSI行为的发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①仅使用定式问题评估青少年NSSI行为的发生情况，未对其原因、实施目的、方式及频率等进行评估；②本研究为横断面调查，对NSSI行为发生情况为回忆性调查，总体来说，对中学生NSSI行为的了解欠全面，将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