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帆，钟 潇，冯春梅，陈 刚

（1.广安市精神病院，四川 广安 638000；2.北京体育大学心理学院，北京 100089）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的暴发作为一种急性应激事件给公众心理带来沉重冲击［1］。疫情之下，残疾人等特殊群体脆弱性凸显［2］。他们面临着更大的原生风险，但可获得的社会支持资源却相对不足［3］。因此，疫情期间残疾人群体的生活质量受到了较为严重的影响［4-5］，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健全人［6-7］。苌凤水等［8］研究表明，疫情期间，我国残疾人焦虑和抑郁情况较为严重。如今，我国已进入防控常态化的后疫情时期［9］，疫情整体可控，但疫情风险持续存在，易形成长期性的慢性应激事件，影响个体的认知和情绪［10-11］。可见，后疫情时期，个体心理健康状况仍然受到一定影响［12］。由于残疾人是病毒感染风险和防护压力最大的群体之一［13］，在慢性应激事件压力下，残疾人群体抑郁、焦虑程度可能较高。但目前国内对这一时期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较少。基于此，本研究对已处于低风险地区的广安市残疾人群体进行问卷调查，旨在了解后疫情时期残疾人群体抑郁和焦虑等心理状况并分析其相关因素，从而为加强残疾人心理健康服务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于2021年4月26日-5月16日，以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服务平台或四川省残疾人联合会服务平台登记在册的，符合《残疾人残疾分类和分级》国家标准（GB/T26341-2010），2020年11月-2021年 4月（即调查前半年）居住地均属低风险地区的四川省广安市残疾人为调查对象。本研究通过广安市精神病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调查对象均知情同意并自愿参与。共发放问卷1 100份，回收有效问卷862份（78.36%）。

1.2 评定工具

采用自编问卷收集残疾人基本资料，包括年龄、性别、残疾类型、职业、婚姻状况、残疾来源以及生活自理情况。

采用患者健康问卷抑郁量表（Patients'Health Questionnaire Depression Scale-9 item，PHQ-9）［14］评定残疾人的抑郁症状。采用0～3分4级评分，总评分范围0～27分：0～4分为无临床意义的抑郁，5～9分为轻度抑郁，10～14分为中度抑郁，15～19分为中重度抑郁，20～27分为重度抑郁。参考Hernaez等［15］的处理方法，以PHQ-9评分≥15分（即中重度和重度抑郁）作为抑郁症状的评定标准。本研究中PHQ-9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45。

采用广泛性焦虑量表（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Scale，GAD-7）［16］评定残疾人的焦虑症状。采用0～3分4级评分，总评分范围0～21分：0～4分为无临床意义的焦虑，5～9分为轻度焦虑，10～14分为中度焦虑，15～21分为重度焦虑。参考Hernaez等［15］的处理方法，以GAD-7评分≥15分（即中度到重度焦虑）作为焦虑症状的评估标准。本研究中GAD-7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60。

采用家庭功能指数问卷（Family APGAR Index，APGAR）［17］评定残疾人的家庭功能情况。APGAR共5个条目，采用0～2分3级评分，总评分范围0～10分：7～10分代表家庭功能良好，4～6分代表家庭功能中度障碍，0～3分代表家庭功能严重障碍。本研究中APGAR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94。

1.3 评定方法

由广安市残疾人联合会组织广安市各区县工作人员通过问卷星平台向残疾人发送问卷链接。问卷指导语清楚说明本研究的目的、内容及填写要求，问卷填写遵循自愿原则，残疾人均进行匿名填写，并可随时退出问卷作答。从问卷星后台回收答卷，剔除答题时长<150 s以及同一IP地址重复作答的答卷。每份问卷填写耗时约10 min。

1.4 统计方法

采用SPSS 23.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以［n（%）］表示。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分析残疾人抑郁及焦虑的危险因素和保护因素。检验水准α=0.05。

2 结 果

2.1 不同基本资料和家庭功能的残疾人残疾类型分布情况

残疾人年龄6～91岁［（49.24±16.20）岁］，不同基本资料和家庭功能的残疾人残疾类型分布情况见表1。

表1 不同基本资料和家庭功能的残疾人残疾类型分布情况［n（%）］Table 1 Disability types of the disabiled with different basic information and family function

2.2 残疾人抑郁和焦虑症状检出情况

862例残疾人中，PHQ-9评定结果显示，无抑郁症状437人（50.70%），轻度抑郁172人（19.95%），中度抑郁103人（11.95%），中重度抑郁78人（9.05%），重度抑郁72人（8.35%），其中，中重度抑郁和重度抑郁检出率为17.40%。GAD-7评定结果显示，无焦虑症状502人（58.24%），轻度焦虑182人（21.11%），中度焦虑81人（9.40%），重度焦虑97人（11.25%），其中，中度焦虑和重度焦虑检出率为20.65%。

2.3 抑郁、焦虑相关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设P为抑郁症状发生的概率，以In［p/（1-p）］或logitP为因变量，以性别、职业、婚姻状况、残疾类型、残疾来源、生活自理情况和家庭功能为自变量，并以女性、其他职业、离异或丧偶、多重残疾、后天残疾、生活不能自理和家庭功能严重障碍为参照，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失业或待业是残疾人抑郁的危险因素（OR=2.354，P<0.01）；未婚（OR=0.418）、已婚（OR=0.414）、视力残疾（OR=0.254）、肢体残疾（OR=0.460）、家庭功能良好（OR=0.241）、家庭功能中度障碍（OR=0.288）、生活完全自理（OR=0.062）和部分自理（OR=0.416）是残疾人抑郁的保护因素（P<0.05或0.01）。见表2。

表2 残疾人抑郁相关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Table 2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depression-related factors in the disabled

设P为焦虑症状发生的概率，以In［p/（1-p）］或logitP为因变量，以性别、职业、婚姻状况、残疾类型、残疾来源、生活自理情况和家庭功能为自变量，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失业或待业是残疾人焦虑的危险因素（OR=2.353，P<0.01）；视力残疾（OR=0.382）、听力残疾（OR=0.143）、肢体残疾（OR=0.432）、家庭功能良好（OR=0.246）、家庭功能中度障碍（OR=0.402）、生活完全自理（OR=0.093）和部分自理（OR=0.378）是残疾人焦虑的保护因素（P<0.05或0.01）。见表3。

表3 残疾人焦虑相关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Table 3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anxiety-related factors in the disabled

3 讨 论

本研究中，残疾人中重度抑郁和重度抑郁症状检出率分别为9.05%和8.35%，中度焦虑和重度焦虑症状检出率分别为9.40%和11.25%。这一结果与2020年初COVID-19暴发初期相比，有所下降［8］。可能随着疫情整体防控形势的好转以及COVID-19疫苗接种的推进，人群免疫屏障逐渐建立，感染风险和人群的心理压力有所降低［18］。但在本研究中，已处于后疫情时期低风险地区的残疾人中重度和重度抑郁症状检出率（17.40%）、中度和重度焦虑症状检出率（20.65%）仍较高，均高于残疾人在非疫情时期的抑郁症状（8.48%）和焦虑症状（9.58%）检出率［19］。这一差异除所用研究工具不完全一致外，还可能与残疾人群体自身在工作、生活及情感等多方面极具脆弱性［2］以及跟零星散发的国内疫情带来的持续性心理冲击有关。提示即便是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疫情可能作为慢性应激因素，给残疾人群体带来严重而持久的心理负面影响。

本研究结果显示，已婚、未婚、家庭功能良好和中度障碍是残疾人抑郁的保护因素，且家庭功能良好和中度障碍也同样是残疾人焦虑的保护因素。这与李欣等［20］研究结果一致，即残疾人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与家庭功能密切相关，家庭功能越强的个体，其心理健康水平和幸福感越高。由于生理或精神的缺陷，残疾人的社会交往相对较封闭，其主要的社会支持来源是家人和朋友，他们为残疾人提供情感支持，促进残疾人个体心理健康［21］。家庭功能有助于提升家庭弹性和应对残疾困境的能力［13，22］，残疾人家庭功能受损，心理健康状况也会受到影响［23］。这一结果提示，在为残疾人提供心理健康服务时，还应以家庭为服务重心，通过提升家庭功能，增强残疾人家庭应对疫情影响的能力。

此外，本研究结果表明，与其他职业相比，失业和待业是残疾人抑郁、焦虑的危险因素，而与生活不能自理相比，完全自理和部分自理是残疾人抑郁、焦虑的保护因素，与王杨阳等［21］研究结果一致。就业能够为残疾人带来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提升心理资本，提高其工作满意度和心理健康水平［21］。同时，就业为残疾人应对疫情带来的心理压力提供了更多的外界资源，以提高其社会适应能力［24］。此外，获得就业机会、进入工作岗位也是残疾人恢复社会功能和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渠道［21，25］。因此，在当前疫情形势下，更需要丰富服务方式，为残疾人创造劳动就业条件，提升残疾人自理能力，促进其心理健康。另外，残疾类型与残疾人抑郁、焦虑症状也存在联系，结果显示，单纯听力残疾或肢体残疾是残疾人抑郁、焦虑的保护因素，即相对于多重残疾，单纯听力残疾和肢体残疾者抑郁、焦虑症状可能较轻，与石茜娜等［26］研究结果一致。多重残疾对个体生活自理能力的影响最为严重而持久［27］，多重残疾者可能陷入日常活动和社会交往等方面的困境，而又缺乏足够的应对能力，故抑郁、焦虑症状更重。

本研究不足之处在于：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由于人群特殊性，以及自愿抽样方法带来的数据偏倚，本次调查数据效度可能不够高，结论是否能推广到其他地区有待更多研究论证。今后需改进研究方法，并采用不同维度的干预方式，以改善残疾人抑郁焦虑情绪，为应激情况下更好地开展残疾人心理健康服务提供参考。

致谢：本次调查获得了中科院心理所-西南科技大学共建社会心理服务与心理危机干预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西南科技大学王斌副教授的悉心指导。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