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楚文 鲍铭铭 王 庆 金敏丽 徐 曦

湿地乡村目前还没有统一明确的定义，一般指由湿地及湿地周边的村庄聚落、耕地共同构成的特殊地理景观单元[1]，湿地、村庄聚落、耕地交织分布其中。湿地乡村的研究和实践始于20世纪70年代，在《湿地公约》推动下，美国等国家进行一系列农业补贴、税收、保险等法案和政策调整，以控制湿地开发为耕地[2-3]，湿地补偿银行和湿地生态补偿等长效机制在抑制湿地面积萎缩、促进乡村发展方面取得良好效果[2-4]。中国借鉴国际上湿地生态补偿经验[5-6]，研究并在各地建立退耕还湿[7-8]及生态补偿机制[9-10]。中国的湿地乡村有明显的特殊性，人类与自然环境无法彻底隔绝[11]，一些湿地与村落、耕地之间建立了依存和良性互动关系[12]，需要通过合理的土地利用模式、景观规划设计和建设实施管理，建立社会、经济、自然融合的复合生态系统[1，13]，加强完善社区参与机制[14-15]，开展生态旅游[16-17]，甚至可以建设湿地生态经济区[18]。与其他类型乡村相比，湿地乡村的发展与保护之间，面临着更多、更复杂的矛盾，如何在保护湿地生态资源的前提下，推动乡村社会经济发展，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村民共同富裕，目前尚没有成熟的方法和路径。

1 浙北平原湿地乡村的特征

浙北平原位于长江三角洲，主要包括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水网密布，湖荡棋布。湿地乡村在浙北平原广泛分布，数量众多。湿地乡村的湿地与农田、村庄聚落伴生分布，犬牙交错，形成湖中有田、田中有湖、田中有村等景象(图1)。

图1 浙北平原湿地乡村典型景观肌理图(余杭张堰村)

浙北平原湿地乡村内的单个湿地面积不大，但是数量巨大，杭嘉湖平原河网密度达2.93km/km2，河流和湖泊水面积7 621.0km2，水面率达8.76%[19]。根据《浙江省湿地保护规划(2006—2020)》数据，浙北平原地区湿地面积3 067.13km2(不包括水田面积)，占全省湿地总面积的26.1%，河网湿地占全省总数的73.7%。浙北平原地区森林覆盖率低，如嘉善县2010年森林覆盖率仅为6.57%[20]，湿地是该地区最重要的生态资源。浙北平原地势低平，平均海拔只有3m左右，湿地单元往往还是重要的蓄滞洪区。因此，湿地的保护对浙北平原地区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环境质量、保障生态安全、提供生态服务功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湿地乡村内的这类湿地在生态系统的规模和自然度上低于湿地保护区和湿地公园，保护价值不足以达到重要湿地保护区和湿地公园的门槛。

浙北湿地乡村人口稠密，生产需求高，生产活动频繁，土地利用强度大。分布之中的这些湿地生态敏感度高、生态稳定性弱，对湿地进行保护，势必对产业类型、生产方式、活动强度进行必要的限制，对种植养殖、生产生活造成一定影响。

2 面临的主要矛盾与问题

2.1 社会经济发展对湿地保护的冲击

浙北平原地区历来就是鱼米之乡、富庶之地，湿地资源经常被开发利用为种植养殖、调蓄滞洪等功能，人类活动频繁。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作为长江三角洲的腹地，该区域经济高速增长，社会发展强劲，空间资源极度紧张，周边生产、生活对湿地区域的不断侵食，湿地面积锐减，如杭嘉湖平原20世纪60年代—21世纪10年代的50年间，河网密度降低近21.9%，水面率减少了17.5%(表1)，湿地生态功能大幅丧失，严重危及地区生态安全。如何平衡湿地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与湿地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亟须破解的一个焦点。

表1 杭嘉湖平原近50年河网密度与水面率变化情况[19]

湿地乡村的生活和工业污水处理设施基础薄弱，农业面源污染严峻，部分天然湿地已成为废水污水的承泄区，影响湿地动植物生长繁衍，湿地生态质量下降。水环境污染是浙江省湿地面临的最严峻问题之一[21]，如何解决湿地乡村的水污染问题迫在眉睫。

2.2 湿地保护和生态补偿机制未能有效覆盖

中国现有的湿地保护形式是政府保护模式，只是一种核心区的有限保护，这种形式的保护容量有限，难以下延至所有湿地资源，实现湿地的全面保护[18]。现行的湿地保护生态补偿机制仅能覆盖国家重要的湿地保护区和湿地公园，以我国现有的财力，无法延伸到广泛的湿地乡村地区。且受国家耕地的禁止非粮化、非农化政策影响，湿地乡村内的耕地暂时还难以实行退耕还湿。

即使是重要的湿地保护区和湿地公园，生态补偿机制也不一定能完全有效弥补失地农民的经济收益[22-23]，无法解决退耕退养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导致失地农民幸福感下降。如杭州西溪湿地公园失地农民的幸福感平均得分11.85分，明显低于一般城市居民的15.73%，且只有25.8%的被测者选择了农地流转后“更加幸福”或“比较幸福”，46.4%的被测者选择了“不太幸福”或“非常不幸福”(表2)。诸暨白塔湖湿地公园周边原住民只有43%受访者认可直接或间接从生态保护中受益[25]。

表2 杭州西溪湿地农地流转前后原住民幸福感变化情况[24]

2.3 不科学的退耕退养导致湿地功能退化

湿地乡村的耕地和鱼塘长时间受到人工和自然的共同作用，自成一套生态系统运作方式，拥有丰富的生物资源，具有替代自然生境满足动物生存繁衍的独特价值。在湿地保护的实践中，不科学、不合理的退耕(退养)还湿会导致湿地的退化。杭州西溪湿地自2003年开始启动综合保护工程，原住民集体迁出，原有的晒塘等传统干预活动消失，鱼鳞状坑塘与外界的物质和能量流动被断开。根据2011—2015年8个断面的监测数据显示，西溪湿地水质总氮单因子评价均为劣Ⅴ类(图2)，几项水体指标数据呈现了下降的劣状趋势[26]。杭州余杭区北湖草荡自2015年启动退耕还湿、退养还湿保护后，局部出现水质富营养化、由草型水体向藻型水体退化的趋势。

图2 2011—2015年杭州西溪湿地各断面单因子水质标识指数变化情况(总氮)(作者改绘自参考文献[26])

不科学的退耕还会影响依赖耕地捕食的物种生存。国内有不少的经验教训，贵州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黑颈鹤越冬期觅食地对农耕地正面依赖，具有强烈的空间聚集性特征，但是由于滨湖地带的农地退耕、觅食地萎缩，黑颈鹤对外围农耕区的觅食依赖将进一步加剧，导致当地居民和水鸟“人鸟争地”[27]。安徽升金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在管理部门向湖滩、草甸进行人工投喂的情况下，仍有大量越冬水鸟进入周边村庄的耕地食用农作物[28]。

3 发展策略与途径

3.1 互动耦合的功能布局模式

产业兴旺和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2个方面，是生活富裕的必备条件，是生活品质的重要支撑。浙北平原湿地乡村不同于一般乡村，生态敏感度高、生态脆弱，一味追求经济产出，会造成生态环境的损害；也不同于湿地保护区或湿地公园，享受的政策和生态旅游红利有限，片面强调生态保护，会影响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研究表明，村民生活、农业生产与湿地及其重要保护生物——鸟类保护之间的关系并非不可调和。早在《越绝书》《吴越春秋》中就有先秦越人“鸟田”的记载，人、地、鸟和谐共赢[29-30]。贵州草海湿地周边农地内觅食的越冬黑颈鹤数量达到了整个草海越冬黑颈鹤的80%以上[31]，杭嘉湖平原鱼塘的冬季晒塘吸引大量越冬及过境迁徙水鸟驻足觅食，香港利用“农业式湿地”管理项目让塱原的鸟类种数增加了38%[32]，说明经过长期的互动，湿地生态系统和人类活动也有着一定的相互依存关系，合宜的农业生产也可以促进湿地保护，有利于鸟类的多样性保护。借助湿地优质的生态环境资源，建立合理的利用方式，能够提高农产品品质，提高地域标识度，产生品牌效益，有利于农产品的销售和生态旅游的开展，给村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33]。

因此，湿地乡村的功能布局需要有别于一般的乡村，有别于湿地保护区和湿地公园，需要综合协调村庄、耕地和湿地的空间关系和系统动力学关系，将生活、生产和生态融合至互动耦合的系统(图3)，建立湿地乡村特色的“村庄-耕地-湿地”复合生态系统。村民的角色与定位，从农业生产者转变为乡村运营者、湿地管护者，农业活动必须充分考虑湿地保护，特别是鸟类栖息地保护的要求，调整种养殖品种和模式，以经营思维取代生产思维，以质量取代数量，促使农业生产和湿地保护良性互动发展；村民同时担负起湿地管护的责任，打造高质量的生态环境保障高质量农业发展，并在保护的前提下，培育孵化对环境低影响的自然教育等生态旅游产业，提高第三产业比例，改善产业结构，以补充农业收益的不足，提高村民收入，实现产业和生态的共荣，推动乡村振兴。

图3 村庄-农田-湿地关系图谱

3.2 合理的空间管控模式

空间分区管控方法为区域自然生态空间进行统筹管护与协同治理、自然资源资产统一管理及国土空间格局综合优化提供有效支撑[34]。基于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的科学内涵，以资源分布-主导功能-用地特征为主要逻辑，进行分区划定，构建空间准入机制。

由于历史和管理体制等原因，浙北平原地区乡村土地存在碎片化现象，村庄建设用地呈现出粗放式空间扩展，有零星建筑镶嵌在耕地或鱼塘之中，也有零星耕地散布在河网湖塘之中、夹杂在村落建筑之间，降低了耕地利用效率，增加了村庄基础设施投入和维护开支，破坏了乡村景观风貌[35]。由于湿地单元对人的活动非常敏感，村庄建设用地、耕地错落其中，容易受到干扰甚至污染，不利于保护管理。所以村庄建设用地尽量集中布置，有利于节约土地、降低投资，有助于邻里空间的营造，提高公共设施的服务半径覆盖率。综合国家对土地管理、粮食安全、湿地保护等要求，规划将湿地乡村的生活主导空间(村庄)、生产主导空间(耕地和鱼塘)、生态主导空间(湿地)三者相对集中布置，形成圈层式空间结构。湿地作为生态主导空间，划定科学的生态保护红线，纳入禁止建设区，禁止建设永久性建筑物，以及与生态保护、生态监测、科普宣传、自然教育等无关的设施。划入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保护的耕地、具有较高的文化或自然保护价值区域为禁止建设区。一般耕地和鱼塘、部分村庄建设用地为限建区，限制建设区进行用途管控、设置准入清单、限制开发强度和建筑风格。充分尊重现有的村庄、耕地和鱼塘、湿地，叠加地形、历史人文资源、生物资源、交通等要素，整理碎片化零星分布的村庄建设用地、耕地和鱼塘。湿地乡村的空间布局结构可分为沿江圩区型、岛屿型、湖荡型3种基本形态(图4)。沿江圩区型往往一侧或者多侧被河流包围，村庄、耕地被沿江湿地呈半围合状包围，如杭州余杭区张堰村(图5)。岛屿型往往位于中大型河流的冲积沙洲上，四面临水，岛屿外围为沿江湿地和滩林，村落和耕地、鱼塘分布其中，如杭州富阳区五丰村(图6)。湖荡型往往有较为集中的自然湖塘或水网，村庄在外围，湿地在内部，耕地、鱼塘在村庄和湿地之间，如杭州余杭区万景村(图7)。

图4 湿地乡村圈层空间结构

图5 张堰村湿地乡村空间结构

图6 五丰村湿地乡村空间结构

图7 万景村湿地乡村空间结构

3.3 多功能融合的人居环境模式

村庄是村民用于居住和部分生产活动的空间，因为湿地单元的存在，湿地乡村的村庄使用者呈多样化趋势，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游客、公益组织和志愿者、专家、研学教育学生、媒体、投资经营企业、政府管理部门加入其中，形成村民与外来者共享的复合空间。因为村庄建设用地规模的限制，为满足开展生态旅游和就地销售农产品及生态产品的空间需求，在不影响村民居住和生产功能的情况下，进行更新改造，整合空间资源，拆除优化零星分布的建筑，疏解密度过大的区块，拓展科普、科研、研学等科教功能，住宿、餐饮、购物、社交等生态旅游接待服务，农产品加工、工艺品制作、乡村文化策划等乡村创业功能，衍生出科普馆、研学馆、民俗馆、艺术馆、研究中心、民宿、乡村驿站、菜馆、茶室、咖啡和酒吧等建筑形式。如富阳区五丰村为了能够满足生态岛民体验活动的开展，拆除了北面、西面等零星建筑，利用村民建筑改造建设访客中心、探索中心、艺术中心、鸟坞中心、农创中心和服务中心，利用东侧村庄与耕地之间废弃地，建设科普中心和安置住宅(图8)。

图8 杭州富阳区五丰村村庄空间布局

3.4 生态化的农业经营模式

农业养殖区通过构建农田林网、增加植被覆盖面积、种植隔离带降低人为干扰等方式，可有效提高越冬水鸟利用率。冬季采用水淹法，将部分种植区淹水以满足越冬湿地鸟类的需求。根据各季节水鸟习性，科学管理四季田间水渠，保持一定水位[36]。

种植和养殖品种的选择在考虑农业效益的同时，需充分结合湿地鸟类的觅食需求。水稻田是鸟类最喜欢驻足的场所之一，可以为迁徙和越冬水鸟提供食物[37-38]和适宜栖息场所[39]，也能为一些繁殖鸟类提供适宜的繁殖条件[40]；其他谷类如麦子、高粱、豆类植物属于斑鸠、文鸟类、雉类、麻雀类等鸟类喜欢的食物[41-42]；蔬菜、紫云英、紫花苜蓿、马铃薯、番薯等作物属于雁鸭类、鹤类等鸟类喜欢的食物；养殖鱼塘则是鹭类、䴙䴘类、琵鹭类等鸟类的最爱。冬季属于鸟类食物特别紧缺的季节，需要在耕地中留存部分块茎类、叶菜类和谷类作物，浙北平原地区鱼塘的冬季传统晒塘也能为水鸟提供丰富的食物。充分发挥鸟类捕捉田鼠、昆虫的天性，建立生物防治体系。严格控制农药和化肥使用，禁止使用化学农药。合理规划种植区密度，营造适宜栖息生境。

借助社会对湿地优质环境和鸟类的关注，树立生态农产品形象，依托生态旅游，改变农产品的售卖模式，从送出去销售转换为引进来消费，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增加经营者收入。

3.5 科学的生态修复和生态管护模式

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和村庄生活污水处理，避免造成湿地的环境污染。充分调查野生动植物资源及其时空分布，科学规划生态分区，划定严格保护区、保育区和恢复重建区，根据不同分区制定不同的管护措施和修复技术。在湿地恢复重建区，根据动植物物种分布特征和地形地貌、水体和植被情况，布局满足不同动植物特别是鸟类的多样化生境，采取目的性、针对性的生态修复和重建工程(图9)。因地制宜地设置深水区和安全岛，在浅水区和水陆交错带栽植招鸟植物，改善湿地水质，逐渐恢复水禽栖息地，营造优美的湿地景观。精确计算各分区的生态容量，严格控制各分区的游客规模和行为方式。

图9 五丰村生境修复规划图

3.6 自然教育为主体的游憩利用模式

相对其他乡村而言，湿地村庄的最大特色和优势就是湿地资源，湿地中往往会有鸟类栖息集聚，是观鸟活动和爱鸟教育的理想去处。开展围绕湿地和鸟为主题的对低环境影响的生态旅游项目，包括鸟类主题自然教育、湿地生态系统认知教育、中小学生研学教育、生态农业体验等活动，如杭州五丰村开展“做一回生态公民”主题生态旅游，提出动植物是主人，对游客实行限制行为的生态体验，并需要接受生态测试考评；张堰村提出“与鸟相伴的趣味生活”，倡导生态观鸟、智慧观鸟、多维观鸟，对城市居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浙北平原湿地乡村拥有长三角城市群的客源市场优势，市场需求充足。

生态旅游空间布局根据游客活动特征和规划分区管控要求布置，湿地保护核心区域仅允许有限的科研活动，禁止除监测设施外一切建设活动；其他生态空间可以开展观察认知、研究等活动，建设游览小径、解说宣教系统、观鸟构筑物、监测站等设施。游客中心、研学馆、科普馆等人流较大的建筑，以及住宿、餐饮、交通、购物等旅游接待设施对环境的干扰较大，容易惊扰到鸟类活动，都应在村庄内布置。

因为湿地乡村的特殊性，应制定旅游项目的负面清单。建设强度高、资源消耗大的旅游项目，如游乐场、马场、羊场、水上项目等不适合在湿地乡村建设经营。鸟类对噪声和灯光极其敏感，声音强度和灯光亮度过大的项目，如灯光秀、乡村音乐节等也不宜开展。

4 结语

浙北平原处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核心区域，其湿地乡村的发展问题，对浙江省全面落实乡村振兴战略、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具有重要意义。毫无疑问，浙北湿地乡村应充分保护好分布在其中的湿地资源，为地区生态环境质量和生态安全起到稳定器作用。但湿地乡村也不同于湿地保护区和湿地公园，需要科学把握发展功能定位，调和人-地-生物(鸟)的关系，调整生产经营方式以保护湿地，借助生态优势以提高生产效益，促进生态保护和生产、生活三者从对立走转向耦合互动。对国土空间进行统筹管护，规划合理的禁止建设区与限制建设区。转变产业模式，研发和推广高质量生态农产品，发展自然教育、研学等为主题的生态游憩项目，营造多元化的聚落空间，构建“湿地-耕地-村庄”融合的复合功能系统，增加农民收入，推进乡村社区发展，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

乡村发展涉及方方面面，湿地乡村面临的发展困境远比其他乡村复杂。乡村基础设施、生态保护工程的资金筹措机制，生态修复技术研发，乡村经营和湿地管护的运行模式，生态补偿方式、村民经济收入的调配机制等内容都有待于深入研究，也有待于不同学科学者的关注和投入。

注：文中图片除注明外，均由作者绘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