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苗 张冰超

摘 要：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通过数字化赋能提高组织动态能力，成为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关键。基于赋能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本文利用192份企业有效问卷，采用层次回归分析、PLS结构方程模型和PROCESS程序，實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的作用机制，并探讨了组织韧性在企业数字化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中介效应，以及环境动荡性的两阶段调节效应。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能力对商业模式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组织韧性在企业数字化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环境动荡性正向调节组织韧性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在动荡环境下，企业将数字化视为提升组织动态能力的跳板，赋能组织架构，适应组织内外部环境的变化，重塑企业的管理运营模式，提高企业创新绩效。

关键词：数字化能力;商业模式创新;组织韧性;环境动荡性

中图分类号：F724.6;F270.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22）07-0120-10

一、引 言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正在不断重塑组织的业务生态和价值创造模式。企业数字化能力为组织应对不确定环境和危机情境提供了新的动能[1]。埃森哲发布的《2021中国企业数字转型指数研究》报告显示，数字化转型效果显著的企业占比持续上升，由2020年的11%跃升至2021年的16%。数字化能力较强的企业，在环境动荡中表现出较高的组织韧性。这些企业能够将数字化优势转化为组织优势，更好地适应内外部环境的变动。在当前充满竞争和动荡的市场环境下，企业数字化可以提高响应、适应和恢复的能力，助推企业渡过危机，维持竞争优势[2]。组织韧性是企业维持稳定、积极抵御外部不确定风险的重要动态能力。动态能力视角下的组织韧性包括组织恢复和反弹的能力、提升或者强化组织的学习能力以及整合和重构组织资源的能力，其有助于企业应对外部威胁和响应危机。在当前疫情危机和市场竞争不断激烈的背景下，组织韧性对数字化转型和可持续性发展均起到重要作用。

数字化能力作为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动力和必备条件，对提升组织效率、社会协同以及资源优化，推进组织恢复反弹速度起到重要作用，呈现出数字化赋能的竞争优势。现有研究多对数字化转型与组织能力升级之间的关系做了有益的探讨，而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组织动态能力之间关系的研究仍然聚焦于常规情境下的驱动机制，更多关注企业数字化能力带来的流程优化、增效降本和模式创新等[3-4]。在环境动荡的情境下，企业数字化能力对组织恢复反弹的作用机制仍未得到足够的关注。企业数字化能力对于企业的价值创造、创新和能力升级产生渐进作用，能够嵌入到组织业务层面的管理与运营框架中，推动企业流程优化和提高管理效率[1]。数字化能力已成为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和关键所在[5]。关于组织韧性的研究多聚焦于组织内在能力的界定与测量，强调组织韧性是组织面对动荡环境和危机事件渡过难关不可或缺的特性，高韧性的组织通过不断学习建立适应环境变化的动态能力。组织韧性既符合当前的环境条件和竞争现实，也为创新发展各种形式的商业新模式储备动能。企业数字化能力可以提高组织的学习和获取资源能力。正确认识并有效利用企业数字化能力，保持动态适应的组织韧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及商业模式创新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6-7]。企业借助数字化能力对组织能力进行持续优化和调整，有利于企业进一步创新商业模式。

本文基于赋能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探讨企业数字化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关系及作用机制。同时，由于组织韧性已成为企业动态调整的重要能力，明晰组织韧性在企业数字化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中介效应，呈现出数字化能力对组织韧性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具体路径对于组织应对危机情境至关重要。因此，本文构建了“企业数字化能力—组织韧性—商业模式创新”的概念模型，探讨企业数字化能力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商业模式创新，以此填补现有组织韧性视角的数字化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关系的研究空白。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企业数字化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

数字化已成为企业提高绩效和商业模式创新的新兴前沿领域。数字化不断对企业的管理运营、供应链、信息系统、生产资源、客户关系和组织边界等组织形态与商业模式提出新的要求。企业需将数字经济要素嵌入数字化转型进程中，进而实现对传统商业模式的重构。本质上，数字化能力是企业组织运用数字化技术的一种战略行为。Ansong和Boateng[8]提出了数字技术能力的概念，并认为数字技术能力是推动企业商业模式重构和组织创新的数字化能力体系。而企业数字化能力则指企业通过利用数字化技术与资产，以数据为核心，调动企业内外部资源，减少组织信息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从而实现营销、研发和生产的数字化变革，创造更大商业价值和进行商业模式变革的能力[5]。Trabucco和De Giovanni[9]与Ceipek等[10]认为，数字化能力与企业战略和商业模式创新存在较高相关性，表现为数字技术的出现与应用使得企业数字化能力战略得以实施，促使商业模式创新。

国内外学者主要从技术层面和行业层面对数字化能力的结构维度进行探讨。在技术层面，Warner和Wger[6]强调，数字化能力是组织的一种特殊动态能力，通过数字感知能力、数字获取能力和数字转化能力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模型。Vial[11]认为，将技术、业务、渠道和数据作为企业数字化战略的关键要素，整合这四个关键要素以提高客户体验的运营过程是培育企业数字化能力的过程。Ritter和Pedersen[12]从企业数字化的条件入手，将数字化能力划分为数据获取、数据使用和数据分析三个维度，认为数字化的高效率、低成本、信息广覆盖等特征有效地推动了组织学习获取数字化知识和信息这一新生产要素，提高企业的数字化能力以及数字资源协同能力。在行业层面，吉峰等[5]聚焦于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能力，通过扎根理论归纳总结出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能力包括数字化基础能力、数字化分析能力、数字化应用能力和数字化发展能力四个维度，强调数字化能力对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效果。李雯和孙黎[13]关注企业数字化能力的行业协调优势，强调数字化能力在跨产业、跨企业、跨环节的数字资源共享和价值链的协同优化作用，探索打造多维度、多层面、多链条的数字资源协同体系。企业通过数据整理、数据管理和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等数字化能力洞察业务，数字化能力有助于以竞争优势转变业务。综合学者们的已有研究，目前数字化已融入企业的生产、流程、服务以及经营管理等环节，企业数字化能力主要由企业数字技术运用能力和企业数字资源整合能力构成。，其中数字技术运用主要包括分析能力和应用能力，分析能力是指以数据为基础，将数据转化为洞察能力，识别出风险和机会，抢占机会窗口。应用能力指将数字化技术应用到组织的各个环节，为企业进行组织、生产和创新提供新的途径。数字资源整合主要包括协同能力和发展能力，协同能力是指通过数字化技术协同组织内外资源，实现组织数字资源的共建共享。发展能力是指通过数字资源及技术，驱动企业更新生产方式、组织架构和业务模式，推动商业模式创新。

企业数字化能力已成为商业模式创新的新动力和新路径，企业数字化能力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路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数字化能力赋能企业对组织商业模式作出及时调整与反馈以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由于数字化能力使得企业组织价值创造和价值获取方式发生了变化，企业商业模式的其他要素如顾客关系、供应商网络和盈利模式等必然发生相应调整。其次，数字化能力是商业模式持续改进、创新的赋能因素。数字化的发展和普及增强了企业对运营管理各个环节的洞察力，更好地制定运营管理战略、提高运营效率。最后，由于商业模式调整存在路径依赖，随着时间推移，已建立的商业模式产生越来越强的组织惰性，企业需要借助数字化能力实现商业模式创新。并非所有企业组织都可以创造颠覆式的商业模式，更可能通过数字化技术及资源提高数字化能力，渐进式地扩展、修改已有商业模式。数字化能力已成为企业推动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动力之一，利用数字化能力创新组织流程和产品设计转变商业模式，并在动态环境中提高竞争优势。据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1：企业数字化能力对商业模式创新具有正向影响。

H1a：企业数字技术运用能力对商业模式创新具有正向影响。

H1b：企业数字资源整合能力对商业模式创新具有正向影响。

（二）组织韧性的中介效应

“韧性”是一个多维概念，是一个恢复到稳定甚至反弹能力相关联的概念。组织韧性是生态和物理学领域“韧性”概念在组织管理领域的拓展，最初用于衡量一个系统在经历危机而自我复苏的能力[7]。在组织内部，韧性既存在于个人，也存在于组织对于动荡和不确定经营环境的反应中，这其中既包括承受组织生产经营中断的能力，也包括适应新的风险环境的能力。张秀娥和滕欣宇[14]强调，组织韧性涉及组织不同层面的能力，提升组织韧性意味着持续优化组织发展战略的能力，以便在出现问题时成功地整合现有资源来解决问题。根据动态能力理论，组织韧性是企业动态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通过不断学习建立能够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是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组织韧性为企业提供适应发展战略韧性的潜力，这种韧性既符合当前的环境条件和竞争现实，也为发展各种形式的战略创造了一个平台，使企业在面对剧烈的环境变化时能够在自我适应和自我稳定之间作出选择。组织韧性这种特殊的组织动态能力，呈现出三个不同侧面的组织能力：首先，努力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其次，积极调整变革抵抗外部危机的能力。最后，经历危机后，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并恢复反弹乃至反超的能力[14-15]。近年来相关研究开始拓展到组织韧性的前置因素和边界条件的探讨上，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下，学界和业界普遍认为，企业利用组织韧性应对危机的破坏性冲击，有利于企业更快地走出困境，实现企业的突破性发展。组织韧性是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互动的结果，主要包括组织情景意识、组织环境适应和组织恢复反弹三个维度。由于疫情的不稳定性和环境的多变性，企业有意识地提高组织韧性。组织情景意识是指在企业遭遇不确定风险之前发挥作用，让企业充分做好准备应对潜在风险，识别监视潜在风险，增强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组织环境适应是指企业管理和调整组织内外部关键资源的能力[16]。对于企业来说，组织内部资源的重新配置能力和外部资源的获取能力至关重要，组织环境适应能力帮助企业及时发现各种问题，并及时对组织内外部资源配置作出调整。面临风险环境的冲击，组织恢复反弹能力显得尤为重要。组织恢复反弹是指企业应对危机环境的后续影响而恢复正常运作乃至升级的能力[17]。企业遭受挫折后不单是恢复到原有的运营状态，而是要达到一种超越原运营状态的水平，实现商业模式创新。

1.企业数字化能力与组织韧性

组织内外部环境的动荡进一步显现出组织韧性的重要性，高韧性的组织可以更好地提高企业绩效，尤其是数字化技术及资源对组织动态能力的赋能，加快推动组织结构或组织流程的变动。池毛毛等[16]探讨了数字化能力对于组织动态能力的积极作用，还有研究揭示出数字化能力如何支持组织战略的开发改进。Williams等[17]认为，数字化能力有助于企业敏锐洞察危机情境意识，识别市场机会或增加与利益相关者的接近度，升级组织能力。数字化能力对组织情境意识的影响表现出企业利用数字技术洞察出组织内外部环境的变动，增强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信息交流，提升企业获得资源的能力，提高组织识别预警能力。Li等[18]认为，企业数字化能力将数字化技术及资源通过价值创造、价值传递等驱动组织结构的动态调整，通过组织的适应性调整来抢占先机。一方面，数字化技术及资源使得企业在管理运营中积累大量数据资产，培养和发展数字化能力，而数字化能力对组织韧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有助于企业对组织结构的及时调整，提高组织环境适应性;另一方面，有研究表明数字化技术支撑的数字能力促进组织恢复反弹的动态能力，数字化能力使得企业面临危机情境动态调配资源、平衡资源更加容易，而平衡及使用资源与其他要素的组合被认为是促进组织稳定性和超越性，进而产生更持久价值创造的关键组织能力。特别是在企业遭遇挫折后对内外部资源进行有效利用，企业对内外部数字化信息的获取也有助于提高组织恢复反弹。據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2：数字化能力对组织韧性具有正向影响。

H2a：企业数字技术运用能力对组织情境意识具有正向影响。

H2b：企业数字技术运用能力对组织环境适应具有正向影响。

H2c：企业数字技术运用能力对组织恢复反弹具有正向影响。

H2d：企业数字资源整合能力对组织情境意识具有正向影响。

H2e：企业数字资源整合能力对组织环境适应具有正向影响。

H2f：企业数字资源整合能力对组织恢复反弹具有正向影响。

2.组织韧性与商业模式创新

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需要组织韧性来保持内在竞争力，依靠组织韧性系统协调内外资源和发展商业模式。Muhic和Bengtsson[19]通过动态能力理论诠释组织韧性对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性，将组织韧性视为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显著推动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Buliga等[20]根据数字化协同相关利益者能力构建由外到内的组织动态能力，更好地适应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并且实证检验这种能力与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正向关系和作用机制，并得出动态能力能够推动商业模式创新的结论。董保宝和葛宝山[21]认为，动态能力较强的企业能够较快地察觉到外部环境的变化，依据外部环境特性进行组织变革和资源优化组合，从而完成战略转变，提升商业模式创新。Linnenluecke[22]研究表明，作为动态能力的组织韧性有助于企业从危机中恢复、应对多元逆境。组织韧性能在组织情境意识、组织环境适应和组织恢复反弹三个不同阶段助力企业提前感知、适应、化解危机。在组织情境意识方面，处于日常经营的企业，组织韧性提供企业构建应对突发事件的机制。具体而言，面对危机情境，企业感知到自身不足，不断调整组织架构，助力企业建立起多元动态的战略和业务机制，应对不可避免的冲击[23]。企业还应通过合理利用组织内外部资源，提高组织的适应能力，促进商业模式创新。同时，在组织危机情境下，高韧性的组织具备回应和适应环境的动态能力，实现持续化经营。组织韧性的提升有助于企业在危机时刻积极调整、更新和重构组织结构，促使企业从动荡环境中恢复，促进商业模式创新的维持和提升[20]。组织韧性还要求企业能将危机意识常态化、制度化，善于总结反思企业经营和管理中的不足，查缺补漏，并且能在后续经营中寻求新的机遇，尽快实现组织反弹复苏。据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3：组织韧性对商业模式创新具有正向影响。

H3a：组织情境意识对商业模式创新具有正向影响。

H3b：组织环境适应对商业模式创新具有正向影响。

H3c：组织恢复反弹对商业模式创新具有正向影响。

H4：组织韧性对数字化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关系具有中介效应。

（三）环境动荡性的调节效应

环境动荡性是指企业在面对技术的变化、客户偏好的变化以及产品需求的波动等方面，对这种组织内外部环境变化速度、程度、频率和不可预测性等的衡量或评价[24]。新冠肺炎疫情对企业的财务、营销、供应链和运营管理的可持续性提出了新挑战，组织都在不断调整企业的商业模式，积极应对外部环境的动荡，寻找企业发展的新方向[9]。环境动荡性高说明市场需求较为波动、竞争者进入退出较为频繁、法规和技术水平不断变动和产品更新较快等。此时，企业难以准确评估环境现状和预测技术或产品趋势，需要数字化技术及资源助力企业的稳定乃至恢复反弹，弥补企业的窘境[4]。外部环境特性的变化给企业发展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孕育着更多的机遇，尤其是数字化技术及资源的应用。在不同的外部环境下，企业数字化能力势必会影响企业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和应对方式等组织韧性作用的大小。Witschel等[25]将外部环境动荡性纳入组织动态能力视野，认为企业数字化能力是在动荡的竞争环境下加强组织的动态能力。企业数字化能力通过积极回应外部的不确定性环境所带来的挑战，将外部环境动荡性转换成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动机，增强企业的组织能力。当外部环境越是动荡时，企业的数字化能力越能赋能组织的动态能力，促进组织的恢复和反弹，甚至积极抓住转瞬即逝的机遇[3]。外部环境特性是促进企业数字化能力提升组织韧性的重要调节因素，企业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进行战略调整、迅速优化组织框架，有助于建立更强韧的组织，捕捉市场新的机遇。对于企业而言，数字化能力助力企业能够灵敏地适应外部环境，合理调配资源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环境动荡性体现在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环境压力与动机。环境动荡性能够激发企业对组织架构的充分认知，有利于对企业的组织架构进行适当调整及反馈;环境动荡性的增强，意味着企业获取有效资源和占有市场的难度增大，企业更倾向于发挥其调配资源和机会识别的数字化能力，增强企业的组织韧性。反之，当外部环境动态性和竞争性较平稳时，不利于企业利用数字化资源和技术的能力以及展现应对危机的能力，其对组织韧性的增强效能也会随之减弱。据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5：环境动荡性正向调节企业数字化能力与组织韧性的关系。即环境动荡性越高，数字化能力对组织韧性的促进作用越强。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能力赋予组织高阶的竞争优势，数字化资源和数据驱动组织能力升级，越是动荡环境企业数字化能力赋能的企业反弹蓄力越足，才能实现突破性的商业模式创新。外部环境的动荡性主要体现在环境的高频变化和不可预见性，这要求企业能较快作出反应、识别机会、进行战略和商业模式的调整与创新。不确定性因素对组织结构和企业商业模式的影响不尽相同。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对企业未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无论作为原有模式的补充还是替代，由于该模式本身带来的效率优势和灵活架构足以应对市场不确定性波动，因而在商业模式创新过程中，外部环境动荡性是必须考虑的关键因素。组织韧性理论指出，韧性作为一种高阶动态能力，其目标就是解释企业如何在动态变化的环境下，维持和创造竞争优势，尤其是在危机情境下，保持组织稳定实现反弹超越的能力。组织韧性关注的是企业面对外部不利环境时恢复能力和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面对动荡的市场环境，组织韧性不是一个静态的维度，而是组织与外部环境互动的结果。组织韧性是否以及如何对商业模式创新产生影响取决于环境动荡性。也就是说，当环境动荡较强时，由于企业通过数字化能力更容易发现识别问题，及时调整组织架构，适应外部环境的需要，提高组织韧性，更容易促进商业模式创新[26]。由于企业数字化能力使得数字化资源及技术转移更便利，较强的环境动荡使得企业更容易将企业的数字化资源用来改善组织架构，进而强化组织韧性并改善商业模式。有研究指出，组织韧性增强了技术变革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相反，当环境动荡较弱时，由于企业可能无法充分利用数字化能力带来的正外部性，使得企业组织韧性不足，更难提高数字化资源的吸收能力，数字化整合效率随之下降，进而导致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变差[27]。Andersson等[28]认为，环境动荡性对组织韧性与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之间具有正向调节效应。据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6：环境动荡性正向调节组织韧性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关系。即环境动荡性越高，组织韧性对商业模式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强。

综合以上假设所表达的变量间关系，本文归纳出如图1所示的概念模型。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与数据收集

本文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方法发放调查问卷收集数据。调查对象主要是近两年内调整商业模式的企业。问卷应答者多为企业的中高层决策者、部门负责人和资深员工。为确保问卷效度，笔者先通过企业官网、新闻报道及具体咨询等途径研判在過去两年内企业商业模式是否发生创新。为避免语言歧义，笔者将英文问卷转译后与专家进行反复修正以减少测量偏误。本文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问卷241份，剔除明显乱答、漏答和前后不一致等问卷，最终获得192份有效问卷。其中，传统制造业66家，占比34.38%;互联网与高新技术行业73家，占比38.02%;其他行业53家，占比27.6%。

（二）研究变量与测量

本文除控制变量以外，其他变量均采用国内外成熟的量表，对量表进行翻译和修正并形成准确的中文表达。文中量表均采用李克特（Likert）七级量表衡量（1表示非常不同意，7表示非常同意）。

因变量：商业模式创新（BMI）。参照Zott等[29]的研究成果，主要从价值主张、价值创造、价值传递和价值获取等四个方面，并参考Futterer等 [30]与魏泽龙等[31]的观点对题项进行了删减，共用6个题目来测量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程度。

自变量：企业数字化能力，包括企业数字技术运用能力（DTA）和企业数字资源整合能力（DRI）。借鉴吉峰等[5]的研究，用企业数字化基础能力、数字化分析能力和数字化应用能力测量企业数字技术运用能力，用企业数字化资源协调能力和数字化发展能力测量企业数字资源整合能力。

中介变量：组织韧性。采用Kantur和 eri-Say[15]开发的量表，该量表主要包含组织情景意识（OSA）、组织环境适应（EA）和组织恢复反弹（OR）三个维度，共9个题项。

调节变量：环境动荡性（ER）。借鉴Miller和Friesen[32]的研究，主要包括5个题目。

控制变量。以往研究表明，公司的规模、年龄、性质和所在行业类型等均会影响企业管理运营效率和绩效，因此，本文将企业规模、企业年龄、行业类型和企业性质等情境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处理。

四、数据分析及检验结果

（一）数据共同偏差检验

由于本文数据收集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可能存在同源方法偏差问题。因此，笔者从问卷收集程序和统计检验两方面进行控制。问卷收集程序上，首先，采用网上发放电子问卷和实地发放纸质问卷两种方法，在实地发放时，调查员会对填写人员进行解释，方便调研对象理解问卷内容。其次，问卷内容设计尽可能使用通俗用语，积极争求学者和企业管理人员意见，根据反馈意见修改问卷，保证问卷内容言简意赅且针对性好。在统计检验上，采用Harman单因子测试的结果表明，本文抽取了多个因子，第一个因子对总方差的解释占比为31.345%，低于40%的阈值。说明本文的测量不存在严重的同源方差问题。因此，本文获取的数据不存在显著的同源方法偏差问题。

（二）信度和效度检验

信度主要表明测量量表的可靠性，效度主要用于表明测量量表的有效性。为确保测量量表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本文采用SPSS25.0和AMOS23.0软件对量表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测量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在0.712—0.805之间，高于0.700标准的要求，说明各变量内部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同时，组合信度CR值在0.801—0.873之间，大于0.800的高信度标准要求，再次表明测量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同样地，各变量测量题目的因子载荷分布在0.558—0.761之间，接近或大于0.600的阈值。AVE（平均方差萃取量）值基本达到或者大于0.500的标准值，表明各变量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此外，根据相关性分析区别效度检验可知，各变量AVE的平方根均大于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说明变量之间的区别效度较好。

综上，本文测量量表的信度和效度基本达到可接受的标准水平，具有较高的代表性和有效性。

（三）假设检验

1.主效应分析

本文主要利用层次回归分析来检验主效應，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模型（6）显示，企业数字化能力对商业模式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H1得到验证。同样地，模型（2）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能力对组织韧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H2得到支持。再者，模型（7）中加入组织韧性，回归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能力仍然对商业模式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且组织韧性对商业模式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1和H3得到进一步验证。

2.直接效应分析

本文通过PLS-SEM将主效应进行拆解来检验各变量之间的直接效应，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除“H3a：组织情景意识→商业模式创新”之外，其他各变量之间路径系数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变量之间直接效应的路径系数的t值大于标准值。其中，企业数字化能力直接显著的正向影响商业模式创新，H1a和H1b得到支持。同样地，企业数字化能力对组织韧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H2a、H2b、H2c、H2d、H2e、H2f得到验证。此外，组织韧性均对商业模式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H3b和H3c得到支持，H3a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3.中介效应分析

表2的层次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能力显著正向影响组织韧性和商业模式创新，同时组织韧性显著正向影响商业模式创新，表明组织韧性对企业数字化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产生显著影响。为进一步检验组织韧性的中介效应，本文通过检验间接效应的显著性来验证中介效应，根据Hayes制作的SPSS的Process程序进行Bootstrap区间检验，并同时计算总效应值、直接效应值和间接效应值。，将企业数字化能力放入自变量位置，组织韧性放入中介变量位置，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放入因变量位置，企业年龄、企业规模、企业性质和行业类型放入控制变量位置。Bootstrap中介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由表4可知，间接效应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关系。因此，H4得到验证。

为了进一步检验组织韧性对企业数字化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具体中介效应的影响路径，本文通过PLS-SEM对中介效应进行拆解，具体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由表5可知，“企业数字技术运用能力→组织情景意识→商业模式创新”“企业数字资源整合能力→组织情景意识→商业模式创新”的中介效应不显著，而“数字技术运用能力→组织环境适应→商业模式创新”“数字技术运用能力→组织恢复反弹→商业模式创新”“数字资源整合能力→组织环境适应→商业模式创新”“数字资源整合能力→组织恢复反弹→商业模式创新”的中介效应其他的中介效应均显著。因此，组织韧性在企业数字化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起到中介效应。

4.调节效应分析

表2的模型4显示，企业数字化能力和环境动荡性对组织韧性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但是数字化能力与环境动荡性的交互项对组织韧性的影响不显著，表明环境动荡性对企业数字化能力和组织韧性的关系不存在调节效应，因此，不支持H5。同样地，表2的模型9显示，组织韧性与环境动荡性的交互项对商业模式创新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环境动荡性对组织韧性与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关系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因此，H6得到验证。

本文采用Process程序对带中介的调节效应做进一步验证，结果如表6所示。由表6可知，数字化能力与环境动荡性交互项系数为0.011（t=0.390），置信区间为[-0.042，0.063]，包含0，表明不显著;组织韧性与环境动荡性交互项系数为0.082（t=1.774），置信区间为[0.019，0.152]，不包含0。因此，H5仍然不显著，而H6得到进一步验证。

值得注意的是，企业数字化能力通过组织韧性对商业模式创新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不局限于环境动荡性的限制。然而，在高的环境动荡性下，企业数字化能力通过组织韧性对商业模式创新的正向影响较强;在低环境动荡性下，企业数字化能力通过组织韧性对商业模式创新的正向影响较弱。

五、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与贡献

在危机情境下，数字化能力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助力企业适应内外环境变化，较快地进行反弹与反超，甚至实现组织的跃升，获得竞争优势，推动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本文以192家企业为研究对象，探究了企业数字化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中介效应和情境机制，从理论上拓展并完善了企业数字化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的相关研究，得出如下结论：企业数字化能力对商业模式创新具有正向影响;组织韧性在企业数字化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关系中起到了中介效应;环境动荡性正向调节组织韧性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关系。本文的理论贡献可能涉及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本文探讨并验证了组织韧性和环境动荡性对企业数字化能力作用于商业模式创新的运行机制，为企业数字化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关系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基于组织韧性视角对数字化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关系进行探讨，关注企業数字化能力对组织韧性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动态影响机制。从组织角度入手，提出了基于组织韧性的企业数字化能力对商业模式创新的理论框架，丰富了企业数字化的相关研究。第二，将赋能理论应用到企业数字化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研究中，贡献了赋能理论的相关研究。赋能理论认为，在危机情境下企业的竞争优势和成长空间取决于组织韧性对内外环境的适应和反弹的能力。笔者认为，组织韧性也是一种重要的企业动态能力，能够通过数字化能力获取进而帮助企业获取竞争优势。本文关注了组织对企业知识的作用，贡献于赋能理论研究。第三，探讨了企业层面的组织韧性前因与结果，丰富了组织动态能力的相关理论。以往组织韧性与商业模式创新研究大多聚焦于社交媒体、网络社区和分享经济等领域，对企业层面的组织韧性关注不足，本文在此作出侧重与弥补，探讨了组织韧性的前因与结果。

在如今动荡的环境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进行数字化能力。数字化能力为企业开展商业模式创新实践提供了机会和条件，组织韧性成为推动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有效方式。具体而言，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企业的管理实践具有以下启示：第一，企业在数字化能力过程中应重视组织韧性的作用。在环境动荡情境下，利用数字技术优势，提高组织韧性能够为企业厘清实质市场需求，及时预判市场动向，适用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为了提高组织韧性，企业可以通过对数字化技术及资源进行整合以助力组织适应内外部环境。此外，掌握大数据技术、转换大数据资源和提高组织韧性，往往可以获得更多有价值的组织见解，寻找潜在利基市场，并根据特定的组织需求创新商业模式。第二，在数字化时代，企业应当重视数字化转型战略思维，借助数字化技术、数字治理等赋能企业商业模式调适，实现组织适应性成长。对于企业来说，应当把数字化认知从技术层面提高到组织战略高度以适应环境变迁、指导商业模式设计。强调企业重视组织韧性的培养。对于资源短缺的企业，它们往往不太注重其动态能力的提高，这要求企业以“补短板”式有侧重地培养企业数字化能力和组织韧性。第三，强化数字化平台建设。数字化技术和资源往往只是变革的催化剂，而非变革本身。数字技术及资源可以帮助企业建立牢固的组织架构，适应组织内外部环境的变化。目前，企业应构建新的数字化组织关系以提高组织韧性，促进商业模式创新。这就要求企业重视自身数字化平台建设，数字化平台建设不仅仅是企业提升数字化平台能力、组织变革的重要抓手，更是提高组织韧性、改善组织韧性提供坚实技术支撑与保障。因此，企业应该快速识别动荡环境的危险和机会，培养数字化组织，利用数字化分析技术对组织进行精准画像，提高组织稳定性和降低决策失误。

（三）研究局限与展望

目前基于赋能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探讨组织韧性在企业数字化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关系的国内外研究相对较少，尽管本文对其进行了尝试性探索，但仍存在以下的局限：首先，问卷发放和获取渠道有可能限制了样本企业的代表性，因此，研究结论可能受样本量、样本来源的影响。未来应根据企业数字化能力分地域开展更为细致的研究，得出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其次，组织韧性的测量还应进行细化。目前，组织韧性的维度结构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同，不同的维度界定可能产生不同的作用效果。因而将其进行分类有助于引导企业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组织架构制定阶段性战略规划。最后，边界条件的讨论未来应纳入企业组织文化等。如数据驱动型文化是否可以作为数字化能力影响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边界条件，数据驱动型文化如何影响组织韧性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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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 艳）

[DOI]10.19654/j.cnki.cjwtyj.2022.07.013

[引用格式]王苗， 张冰超.企业数字化能力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基于组织韧性和环境动荡性视角[J].财经问题研究，2022（07）：120-128，封三.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enterprise digital

capabilities on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perspective

Wang Miao1， Zhang Bing-chao2，3

（1. Business School， 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116044， China;

2. School of Management， Shando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Yantai 264005， China;

3. School of Tourism and Hotel Management，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China）

Abstract：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enterprises improve their organizational dynamic capabilities through digital empowerment， which has become the key to enterprise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Based on empowerment theory and dynamic capability theor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mechanism model for the role of digital capabilities of enterprises on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and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nd discusses the mediating role of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between digital capabilities and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s well as the two-stage regulation of environmental turbulence. Through 192 valid enterprise questionnaires， PL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and PROCESS program were used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research hypotheses. The results show that：enterprise digital capabilit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and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erprise digital capability and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environmental turbulence positively moderates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on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Under the turbulent environment， enterprises regard digitalization as a springboard to improve the dynamic capabilities of the organization， empower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dapt to the changes i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the organization， reshape the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mode of the enterprise， and improve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the enterprise.

Key words：digital capability;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environmental volatility;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