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凌楠

〔中图分类号〕D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22）06-0124-09

近代民众运动有三大斗争方式：同盟罢工（strike）、抵制（boycott）与同盟怠工（sabotage）。前两种斗争在中国近代史上广为人知，相关研究汗牛充栋。唯同盟怠工斗争，因隐蔽性与模糊性受到关注最少。

回溯19、20世纪之交，“sabotage”是西欧社会主义流派中工团主义最具标志性的术语，是劳工运动中流行的斗争手段。20世纪前期工团主义运动曾席卷全世界，从传统的法国、西班牙、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了南美、澳洲等地区。西方学界不乏全球性的工团主义sabotage传播研究，但在这场工团主义全球浪潮中，东亚世界受到了怎样的影响、扮演了什么角色，是西方学者很少关注的。①

“sabotage”本是法语词，在今天欧洲语言里已经褪去了“同盟怠工”专有名词色彩，只有“破坏”的含义。但在日语里仍可找到音译的“サボる”（即“sabo”，今义为“偷懒”）;汉语也曾有“萨波达举”等音译名，但并未流传，而今只用“怠工”来翻译。① 语言现象背后，暗示着社会主义在近代全球性传播的特征，也反映西学东渐过程中不同文化土壤造成的特征蜕变。

从概念的生成与旅行视角看，怠工、破坏生产资料等行为，本是工人消极抵抗的一种技巧，欧洲工团主义者在理论建构中阐发、创造出“sabotage”这一概念，在传播过程中丰富发展出一套宣传文献。这一概念作为新知迅速传入中国后，又发生了内涵转变。同盟怠工斗争最终进入中国革命实践领域，成为20世纪前半期民众运动常用的斗争手段。

既有的职工运动史较少讨论斗争的策略与手段问题。抵制运动常被看作民族主义性质的民众运动，而同盟怠工则被认为欠缺政治性与斗争性，如裴宜理所说“旷工、偷窃、怠工或毁坏机器等小打小闹”不足以反映政治效果与影响之原因。正因此，经典的工人运动史研究常“选择罢工作为研究工人政治的不二途径”，②实际上，同盟怠工斗争远不止“小打小闹”。本文拟对“sabotage”概念做全球史的追溯，在此基础上考察其传入中国初期的变化，尝试探讨世界工运浪潮、跨文化传播与中国革命特色的关联问题，着重关注一种斗争方法如何被引介，作为斗争技术又如何进入社会运动。

“sabotage”作为一种斗争方法被理论家提出，起因于一次偶然的罢工策略转变。1889年6至7月英国第四大城市、以造船业闻名的格拉斯哥（Glasgow）发生罢工事件，由码头工人联合会（National Union of Dock Labourers）组织。其时，英国各种工会主义（trade unionism）思想和工会活动盛行。③ 但这一次资方不仅拒绝了工会要求，而且雇佣大量“工贼”来代替罢工者。但工会观察到新雇工系临时工，工作效率低下。于是，工人答应复工，但故意放慢工作节奏，与此前“工贼”的低效率持平，迫使资方让步。事后，码头工人联合会总结经验，将此办法写进报告，称工人提供与工资价值相等的劳动。格拉斯哥位于苏格兰，当地方言称这种行为为“ca’canny”即“proceed warily”“go slowly”。这次斗争经验传到英国工会界，被后来的理论家认为是sabotage斗争的起点。④

1896年5月鹿特丹海员大罢工时，“ca’canny”策略被主动提起。当时劳资双方僵持不下，包含有格拉斯哥罢工领导者的国际码头工人联合组织（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Ship，Dock，and River Workers）决定停止罢工，改换策略。其机关报《海员历史》（Seamen’s Chronicle）提出：如果雇主不让步“那么就用著名的ca’canny武器”，“以值易值”（value for value）就是“最简单的商业规则”，廉价工资就值同样廉价的劳动。这是国际工运组织第一次提出这类论断。其实，当时工会已耗尽财力、物力，无法持续这场国际性罢工。这是策略性的选择，与1889年格拉斯哥的偶然事件性质不同。在这个意义上，该报称，罢工手段已经过时了。这还引发了理论基础的讨论，霍布斯鲍称之为“自由市场交易”原则。⑤ 海员国际联合组织的传单很快就传入法国，成为普热（Emile Pouget）整合法国革命工团主义的文献资源。①

与工会发达的英国不同，19世纪末的法国无政府主义者活跃，与当局激烈对抗。1894至1895年，无政府主义领袖普热被捕后放逐伦敦，见习了英国的工会活动，认为法国无政府主义组织必须改变暴力袭击的斗争方式，与工会运动（trade union movement）相结合，使法国的工会（les syndicats）革命化。无政府工团主义（Anarcho-syndicalism）由此而来。普热致力于法国工团主义的基础理论建设，创办专门研究机构与期刊，出版专著与宣传小册子。在先锋性的小册子Le Sabotage中，普热创造出法语词“sabotage”，并且扩充其概念，囊括了“ca’canny”的含义及其背后的理论价值观。

普热也承认，个体行为的sabotage一直无意识、本能地存在工人之中，但19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sabotage得到了理论上的认可，成为正式的同盟怠工运动。1897年法国总工会（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CGT）在图卢兹大会上经过讨论，增加了“sabotage”斗争方式作為罢工之外的斗争选择，以促进斗争的实践行动而非理论空谈。其斗争的基础，正是海员国际联合会的“以值易值”“劳动即商品”的理论，提出口号“糟糕的报酬，只配糟糕的工作”（For Bay Pay，Bad Work）。此后又得到1898年和1900年两次总工会（CGT）大会确认，sabotage成为工团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部分，成为可以代表“总罢工”与“直接行动”原则的策略。②

如普热所言：起初，sabotage只不过是一个俚语。“自从1897年总工会图卢兹会议将其认可为社会斗争的一种新形式，这个词就得到工团主义的洗礼。这个词语（word）成为了一个新术语（term），得到了法语标准词典的认可，学院派也将向它打开殿堂。”③

而起初的sabotage斗争实践，多表现为自发地、偷偷地减少工作产量或原料等行为。但sabotage在法国发展了更具主动性的破坏（destruction）一面，工人们大举破坏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从而引人注目。到了1909年，sabotage的“破坏之灵”被赋予了新意涵——反战、反对军国主义。法国宣传者埃尔韦（Gustave Hervé）就认为，通过破坏通讯和交通系统，证明工人们有力量阻碍军国主义者的战争准备与动员。1910年10月法国铁路大罢工，引发了破坏（sabotage）交通的浪潮，震动世界。④

1910年，美国社会党（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代表海伍德（William D.Haywood）前往欧洲，参加第二国际哥本哈根大会。他到达法国时，埃尔韦领导的铁路罢工如火如荼，他深受影响。海伍德回国后于1911年发表演讲，被认为是美国人热情接受并重新诠释sabotage这一概念的标志性开端。而海伍德引入新概念，有意回避了sabotage暴力的一面，他深知美国工运组织形势复杂，且纽约等城市刚遭遇过爆炸袭击，过激行为易招致反对。因此，海伍德所宣传的“sabotage”主要指有意地拖延工作，淡化了暴力“破坏”的面向，更不用提法国式切段交通线等激进实践。⑤

海伍德随即参与创建了世界产业工人同盟（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IWW），将它定位为一个革命的产业工人联合，以工团主义标榜。他所提倡的sabotage便成了IWW鼓励的常规斗争策略，1912到1918年期间宣传尤甚。该组织提倡sabotage实践即“在工位上罢工”（striking on the job），以1912年劳伦斯纺织工人罢工为开端，为公众所了解。⑥该组织也是1920年代民国学人常会见到的一个社会主义新流派。

IWW在宣传中出版了几种小册子，第一便是普热sabotage英译本，①著名的黑猫形象Sabo-Tabby也被创造出来，象征着“直接行动”尤其“sabotage”。② 1913年夏天，IWW 洛杉矶分部发行官方周刊，名为“木鞋”（The Wooden Shoe），双关语代指sabotage，因其词源与法语鞋“sabot”有关，封面宣传也借用sabotage在法语中踢木鞋的源起，宣传有组织怠工或破坏的直接行动，来取代议会斗争。③

在IWW宣传下sabotage影响力持续扩大，令对手惊恐。美国社会党右倾化即以此为借口，清除党内支持IWW者。而IWW内部分裂也与此有关，其中底特律派明确反对这一手段，认为信仰工团主义的工人从一开始就不应参与到生产流程中。④ sabotage在对手的负面宣传中，是无秩序、无政府、无效率的“破坏”恶灵，也成了美国公众眼中令人恐慌的词汇。特别是1917年俄国爆发革命、美国参加一战之后，国内同仇敌忾的气氛强烈，司法机关开始向IWW攻击，逮捕并控告、监禁其成员，罪名正是sabotage行为破坏私有财产。1918年发生了著名的芝加哥审判，怠工者被判叛国罪。美国组织遂转入低潮，IWW 组织在西北欧、南美、英属澳洲和南非等地继续发展。⑤综上，sabotage的策略最初在英国出现，得到法国工团主义者的认可与洗礼，成为一个工团主义概念，进一步在欧洲发展出暴力破坏等手段。这一概念传入美国后，得到了宣传与光大。20世纪早期美国工团主义的宣传，恰为一战后关注西方社会主义思潮的东亚世界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最先将其引入日本的是著名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

幸德秋水所倡正是无政府工团主义（Anarcho-syndicalism），日本社会主义史称“直接行动派”。幸德秋水1906年赴美，接触到工团主义，并与IWW 等社会主义运动者保持联系。⑥ 明治以来的早期社会主义史中，直接行动派占有传统基调性的地位。幸德秋水对后来的日本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都有巨大影响。“大逆事件”之后，无政府主义活动虽转入低潮但后继不断。1913年大衫荣、荒寒村等创办サンジカリズム（syndicalism、工团主义）研究会，蓄势待发。

一战后，日本劳动组合运动复兴，20世纪20年代进入运动激進期，各派别的日本社会主义同盟，将工团主义（サンディカリズム，或称$鮏组合主义）实践推向高潮。⑦ 其间，原本提倡劳动者“共济、修养”的友爱会，也转而带有工团色彩，直接指导劳动运动，于1919年改称“大日本$鮏%同盟友爱会”。川崎、三菱两处造船所均是工团主义运动的前线。特别川崎造船厂在工团主义者指导下运动成效卓著，在日本首先争取到八小时工作制。

1919年秋，川崎造船所发生了一起同盟怠工事件，这个看似偶然的事件，成为引起东亚世界关注sabotage的契机。1919年9月16日，川崎造船所工人要求涨薪加休，准备罢工。由于当时治安警察法对罢工惩治严厉，罢工遭到多方阻挠。9月18日组织者宣布，以同盟怠工代替同盟罢工。① 约旬日后，工人要求均得到满足而复工，斗争成功。这件事引起日本社会广泛关注，对劳动运动产生较大影响。② sabotage斗争手段在日文报刊与书籍中广为流传，其怠工、破坏、暴力等多重含义，其欧美工团主义的缘起，有关直接行动、工团主义革命思想等内容都有介绍。③ sabotage（サボタ'ジュ）后来在日语中本土化为合成动词“サボる”（偷懒），进入日常用语。

几乎同时期，中国发行的《大陆报》《字林西报》等英文报纸都纷纷转载路透社的跟踪报道。中文报纸则以《民国日报》专题报道较早，以此为日本劳动运动的重大事件。④ 然而，该报的东京通讯记者此时尚不完全理解“怠工”含义：

所谓怠工者何也？吾人初闻此名，破费思索，后乃憬然悟矣。此次川崎造船所职工全部怠工，诚日本劳动运动之变相。盖怠工其名，而罢工其实也。⑤

记者谈及日本治安警察法对同盟罢工的取缔与惩罚极严，在这种情况下“怠工之创举”则避免了风险，反而更易成功，成为今后劳动运动的流行手段之一。“首先在日本劳动界开怠工之例，浸假后此劳动社会皆将利用此种武器矣。”“川崎造船所工人成功之后，劳动界形势顿变。工人勇气益壮。”⑥此后一两年间，日本的各地各业sabotage情况，都是国内报刊关注点。⑦

此外，日本社会舆论动向吸引了有留日背景的中国知识分子关注。劳动运动家久留弘三引起了周佛海的关注。久留弘三（1892—1946年）是友爱会成员，1918年前往神户参与关西的劳动运动。当时关西是全国劳动界中心，罢工运动最为激烈，以神户的川崎、三菱两大造船厂的劳动者为主。久留弘三曾参与组织川崎造船所的几次斗争。⑧ 他把运动理论著成小册子，“是要使日本国内的工人，个个都知道劳工运动的方法。所以狠简单明了，无论什么人，一看都可以懂的。”因而，周佛海觉得翻译这本小册子，可以“给国内留心劳工运动的人当做参考”。⑨

该书介绍了劳动者的四类运动：共济运动、对抗资本家的运动、政治运动与实行革命运动。在革命运动中介绍三种手段：直接运动、莎颇塔休（sabotage）与同盟总罢工。所谓直接运动，是工团主义的原则，强调行动而非理论;同盟总罢工则是最重要的罢工斗争手段。唯独“莎颇塔休sabotage”，作为“Syndicalism的信徒的一种手段”，令人费解。于是作者解释道，“莎颇塔休，是对于雇主要求厉行和维持优良的工作条件内行的。这个是以缓慢或减少产业界的生产力，和制限商人的交易，或减少他的利益为目的的个人或多数工人的故意行动。”“就他的历史来说，本来是狠繁杂的，不过他的起源，是与同盟罢工一样古的，并且叫他做对资本家的武器。”继而简介名称由来的几种说法，如与木靴的词源有关、苏格兰的俚语与怠工方法。“以后渐渐到了组织化，就被Syndicalism的信徒，拿来做斗争的手段。”

如此介绍仍嫌简单，周佛海解释说：“sabotage的特质，不止这一点，久留泓之起初也不止写这一点。因为日本的当局，狠怕国内的工人，受这个的影响，所以把他删削了狠多，上面所说的，不过是sabotage的残骸罢了。”①很遗憾，实践家没能把怠工运动的实际经验，都刊行出来。社会主义理论家山川均在这次事件高潮中撰写了《劳动运动战术sabotage》，专门论述该方法的起源、历史、世界各国的情况与评价等。② 山川均对中国知识界影响更大。戴季陶以山川均的文章为译介基础，参考《东洋经济杂志》等资料，加入自己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看法，做《“萨波达举”的研究》一文。戴季陶根据日本经验来推测中国的劳动问题趋势：劳动运动常见的同盟罢工事件，这一两年间在上海开始出现，而日本目前初现的sabotage现象开始引起讨论，将来也会出现在中国社会。因此，预先了解并加以重视，是中国学者应做的研究。③

较引人注目的是这个新名词的译名问题，“sabotage”原是法语，在英语中直接使用也无异议，到日本则有意译和音译两种方法。日文假名是注音符号，可以音译成“サボタ'ヂュ”，易于接受，也无争议。但中文音译则无一定，如“前一星期中华新闻社的译稿上面，仅用‘怠惰’两个字，时事新报及民国日报上，也常常沿用‘怠业’两个字。”另外音译为“赛波腿纪”“萨波帖奇”“莎颇塔休”等五花八门，但使用更多的还是意译的“怠工”“怠业”“同盟怠工”“同盟妨业”“同盟怠业”“怠损同盟”等语，尤其新闻报道最常使用简洁明了的“怠工”一词。

戴季陶赞同李汉俊的意译，“照他法文原有的字义，直译作‘穿木鞋’，我以为这个很适当，要就是直用sabotage的译音，不然使用直译的‘穿木鞋’都可当的。现在我为便利，仍旧用音译，叫他作‘萨波达举’。”戴季陶的担心并非多余，sabotage概念意涵丰富，远非“怠工（业）”等语所能涵括。李达翻译高）素之《社会问题总览》也提到了概念外延问题：

最近的日本，sabotage也非常流行，可是识者间把他译作“怠业”。怠业固是sabotage的一种，不是sabotage的全部。sabotage还有许多的意义，例如破坏机械，粗制滥造毁伤资本家的信用，都是sabotage。此外“劳动者不生子，20年后使资本家雇不得劳动者”，这种说法，也可称为sabotage。sabotage与能率增进相反对，从来的工会会员即熟练劳动者得多额工银的，差不多没有。④

该书介绍各国工会时，论及IWW的历史和现状，却有四分之一篇幅在讲sabotage的手段，也可见1919年末到1920年日本的sabotage风潮所获关注之多，留日青年很难不注意到这一问題。

戴季陶还大篇幅地译介了工团主义的历史与sabotage的源起。从1889年苏格兰船坞同盟使用同盟怠工策略，到英国劳工领袖赞同，再到sabotage的词源说法，最后到法国工团主义大会的承认过程，戴季陶都照山川均的介绍逐一详细翻译。这一套sabotage的源头追溯史叙述，是几个故事片段连接起来的。但是它明确表达了如下观点：

首先，作为个人偷懒行为的怠工，与有组织的sabotage相区别。“萨波达举，一见好像新奇，实在并不新奇。劳动者虽然没有一定的方法，但是是各个人所已经实行过的。在雇主增加要求的时候，劳动者常常由他们本能的动作，使生产迟缓。在不知不识之中，应用这‘拿便宜工资做便宜事’的原则。”但是“用在劳动运动里面，作为一种有意识的、有组织的战术，依旧是新发明”。

其次，山川均和戴季陶尤其强调sabotage的前提，即资本家压迫、政府压制等外部环境严苛，劳动者迫于势力太弱而被动抵抗。“在穷迫的时候，因为没有罢工的力量，劳动者不能不甘受资本家的新要求。但是若用萨波达举，劳动者很能够抵抗。因为这不是他们的资本力所能左右的。”它限于“在同盟罢工没有效果的时候”，而且“被压制的劳动者，不能用公然正当的方法及态度，主张他的权利。迫不得已，才应用到这一个消极的、无气力的、颓丧的手段。”因而对于sabotage的现象，戴季陶同意河上肇的观点，要放在对资本主义制度不合理的认识前提下，了解其深层原因，抱以同情理解的态度。

除了川崎造船所引发的日本文献关注外，中国知识界也直接接触到了英美世界的sabotage行动。此时，工团主义在20世纪初欧美的劳动运动中风潮正盛，①对于欧美社会主义引介最早者，当属研究系刊物。自1919年秋冬，紧接着川崎造船所怠工事件，《解放与改造》就介绍了20世纪最新的社会主义动态，即工团主义（时文称“新结合主义”）在各国的发展、变化，突出了工团主义无系统理论但有“直接行动”的特征，因而特别介绍了“sabotage”这种闻所未闻的新形式，涉及它在法国的运用、方法和争议性等。②

1920年《解放与改造》又连载沈雁冰译《I.W.W.的究研》。該文主要内容摘自美国工团主义经典The I.W.W.：A Study of American Syndicalism，③对美国工会组织演变与劳动运动的发展、欧洲与国际劳动组织的情况，都有详细论述。在IWW形成的过程中sabotage（沈雁冰译为“怠损同盟”）的手段起到了重要的区分作用。比如，作者认为1908年法国工团主义对美国革命的工业组合主义运动的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贩进了“怠损同盟sabotage”等名词;又如早期组织美国劳动者权利拥护会（Knights of Labour）与IWW的共同点在于使用同盟罢工、抵制同盟（boycott）与怠损同盟（sabotage）;更有1908年以后IWW分裂就缘于对怠损同盟和直接行动的态度不同，美国社会党也因此与IWW雠仇相向;IWW “在罢工史中开个新纪元，用的是新方法。‘怠损同盟’‘直接行动’‘工团主义’等等名词经这次应用，便叫美国人家喻户晓了。”④

通过20年代初的译介与各种新闻报道，“sabotage”及“怠工”等译词频繁地出现在大众视野。1924年《民国日报》“常识顾问”栏目刊登问答，解释这一新名词：

sabotage底意义，就是“怠工”。什么叫做“怠工”呢？就是说，当劳工发生风潮时，做工的，不取直截的罢工手段;而取一种暗的怠工手段;在怠工手段里，所谓毁坏或多耗雇主底资产或工作的用具与原料的手段，也包括在内。⑤

1929年出版的《新术语辞典》也收录了“怠工（sabotage）”词条：

“怠工”包括许多行为。它或指“因一天不公道的工资，做一天不公道的工作”;它或指“对于所业故意偷闲”;或指“工人凭良心而反对工作底效能，”这就是对于雇主加于他的不公道的行为之一种报复。它所取的形态，用“限制出货”和“工资不公道则工作也不公道”这二句就可包括了。怠工有时就指服从实业中一切规矩和章程而不加以适当的审慎;有时又出于一种更活动的态度，使事业或商品受一种损失，例如铁路工人故意误交行李或容易腐烂的货物之类;有时又指临时的损坏机器，如移去螺旋等物，借以阻止雇主利用破坏同盟罢工的人从事生产之类。这是工团主义者所主张的斗争手段。⑥

此后出版的相关辞书，如王伟模编著《社会运动辞典》（明日书店，1930年）、《王云五大辞典》（商务印书馆，1930年）、纳颇波尔脱著与李圣悦译《社会主义辞典》（启智书局，1930年）等等都收录了sabotage及其译名的词条。sabotage作为一种劳动运动手段，开始成为常识。

回顾“sabotage”概念的传播，国外事件的新闻报道首先出现，接着是相关理论译介加深对新知的认识，进而产生新的社会效应，引发斗争运动中的采用。这也使得sabotage与此前的个人怠工、偷懒、破坏生产等无意识行为区分开来。因此，只有sabotage相关话语传入之后，中国社会的类似现象才进入公众视野;这种斗争方法广为流传，逐渐被劳动运动所接受，“怠工”的概念才越来越向职工运动术语趋近。

20世纪20年代的劳动运动高潮，为sabotage的运用实践提供了契机。五四运动以前，怠工行为不仅无意识也无组织，常被归结为个人的习惯与道德问题，不会引起社会关注。只有“sabotage”概念传入之后，中国社会的类似现象才进入公众视野，开始受到社会运动组织者的关注并实践运用。1921年3月北京教职员索薪运动报道中，较早出现了同盟怠工斗争的影子。① 北京的国立学校教员自1919年末就开始组织教职员联合会，主动向政府索要积欠薪水。但经过两年多学生运动与教职员运动余波，教育部已有应对准备，教职员联合会也不愿再行激进的罢课、罢工等做法。② 于是，国立各校教员开始小规模的同盟怠工，表现为教学工作敷衍，“不请假亦不到校”。联合罢工只作为最后的手段，日常就以怠工应对。③ 北京大学外籍教授明言：“义务权利，宜相对待，既无钱当然可不授课。”④这就是劳动运动sabotage的核心理念，可见这一斗争策略在知识界已深入人心。面对教员一致的怠工，学校也无法应付，只能听任之。更令当局料想不到的是，教育部普通职员也开始组织职工联合会并发起同盟罢工。他们对于斗争手段，分为“罢工”和“怠工”两种意见。其中“和平派，主张消极的索薪，每日到部签到而不办公，即工场中所谓怠工方法也。如果教部一日不发薪、则一日不办公。”这里的和平派多为“各科长及月薪较多之人，盖彼等对于部差，尚含鸡肋之意也”。⑤ 此后，怠工的方法似传染一般，在政府机关职员中间广为流行。⑥ 同盟怠工斗争，由大学教职员首先采用，传至教育部职员，最终波及政府机构下的普通职员。这可以看作是五四以后民众运动风潮的影响。自1922年以后，同盟怠工遂成为劳动运动的常用字眼。

实际上，同盟怠工需要一定的组织，这是它只能产生在产业社会的原因;但它对于组织的依赖度并不高，这是它容易发生在政府职员或学校教师之间的缘由。这种形式一旦配合更有效率的组织动员机制，将会发挥更大效力。早期中共领导下的工人运动形势便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在sabotage早期引介过程中，早期共产主义者如李达、李汉俊等占重要地位。同盟怠工的斗争形式其后自然为中共早期工运领导人所关注，并运用于“五卅”前后的工人运动。此后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众运动常以此手段做政治斗争，国民政府当局对此屡禁不止，并无有效反制手段。同盟怠工斗争，是为中国社会革命尤其是敌强我弱情势下的工人运动，提供了一种恰当的策略与方法。

作为同盟怠工策略，sabotage曾席卷西方世界，发展出两个面向：一面是“破坏”之矛，进行激烈反攻;另一面是“无为”之盾，用有意识的同盟怠工代替罢工。这两种手段是在不同历史情景下被发现与采用的，但都要求工人有效组织、直接与资本家进行斗争，反映了工团主义“直接行动”、重视工人组织与经济基础的特点。因而后世宣传中，广义的“sabotage”包括暴力手段如破坏机器，日常行为如减少生产、粗制滥造，价值观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作生活抱消极态度等。sabotage乃至工团主义之流行，从来不是因为理论完备，而是因其简单易行。它是劳工运动实践带动起来的战术、方法。这也成为此概念东亚转向的关键因素之一，它在中国褪去了“破坏”之灵，保留了斗争的策略性，脱离理论色彩而进入实践运动。

回溯sabotage的全球史，自其被国际工团主义组织认可以来，一直备受争议，不断遭到道德批判与反对，甚至被描绘为洪水猛兽般的暴力破坏形象。而工团主义者正是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颠覆资本主义的社会道德。在此前提下，sabotage斗争不失为有力的反抗方式之一。

法国工团主义领袖热普明确论述了sabotage的立足论点：在资本主义的劳动力市场前提下，永远不可能有劳资双方的和谐。资本主义社会里，永远只有资本家的道德和穷人的恶行。劳动者要靠sabotage等斗争反抗剥削，而资本家何尝没有自己的sabotage方式呢？他们为了获利，何尝没有浪费过物资和工具？他们消耗和压榨的还有生命。① 但是，法国革命工团主义sabotage实践走向了越来越激进的道路，从工厂总罢工、破坏机器，发展到20世纪初期以反战为诉求的炸毁铁路、桥梁、切段電信等大规模交通破坏活动。② 而美国的sabotage从一开始就剔除了这种激进革命性。美国工运领导者海伍德受20世纪初欧洲工团主义影响，也亲见法国轰轰烈烈的破坏运动高潮。但他深知美国工运组织形势复杂，且1910年前后纽约等地曾遭遇爆炸袭击，引入新概念时就有意回避了它的暴力一面。③ 后工团主义sabotage传入日本，并在劳动运动中成功运用，一举突破了日本治安警察法的限制，获得了舆论关注，但始终有反对的声音。sabotage在中国传播之时，引介者都抱着有限度的同情态度，如戴季陶说明：“我并不是赞成萨波达举的行为是正当的，我是承认萨波达举的运动，是在一定情态下面必然发生的事实。”他强调要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来理解这个问题，承认它的道德缺陷，“实在是社会的罪恶”。④

特定行为要放在历史情景中理解。犹如东南亚村庄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偷懒、开小差等消极抵抗，我们可以想象传统中国社会也许一直存在着“弱者的抵抗”，有一些民众习俗或行为习惯一直延续至今，也许并不限于地域、民族或时代。⑤ 但是，这些自发的行为者即便达成群体默契，仍然与现代产业社会中的工人运动策略有巨大差异。同盟怠工斗争，利用了社会阶级的不平等处境，牵一发而动全身，对资本家进行惩罚，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猛烈批判，因而作为斗争策略十分有效。

sabotage传入之初，人们难免带有猎奇的心态，但随着日本经验和工团主义理论的介绍，这种新斗争引起了早期中国革命者的注意。它的引介者多是早期共产主义者，自然为中共早期的斗争实践积累了理论经验。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工人运动高潮中，同盟怠工作为一种斗争策略也得到了运用与发展。此后，在三四十年代的工人运动、职员运动中间，同盟怠工作为常见的斗争策略被广泛运用，成为中国革命史中的一环。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黄晓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