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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外庐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中国运用

2022-07-11袁志伟

人文杂志 2022年6期
关键词:哲学史哲学思想哲学

袁志伟

〔中图分类号〕B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22)06-0107-08

侯外庐是中国现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马克思唯物主义中国思想史研究体系的奠基者,他通过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社会史等领域的学术研究,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整理和继承相结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①因此,本文拟从侯外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中国运用入手,考察其中国哲学思想研究的相关理论成果,发掘其对于当前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国话语体系②和“中国范式”、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等理论问题的借鉴意义。这里所说的“中国运用”,是指侯外庐在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从历史、宗教和社会三个维度理解和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并运用马克思唯物主义方法论分析阐释中国社会和文化所取得的理论成果。

在侯外庐看来,马克思唯物主义不仅可以科学说明人类物质文明和社会组织的演进,同时也可以深刻揭示抽象思想观念的发展规律与内在原因。因此,他首先从历史学(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研究)的角度审视和研究中国哲学,并体现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中国运用。这种运用主要围绕世界观的内容、性质及其辩证发展过程等问题,通过讨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对象、发展规律等展开。具体包括以下几个层面:

第一,哲学史是思想家世界观及其学说发展演变的历史。

侯外庐认为哲学思想主要指思想家的世界观,即对世界的总体认识及理论化的思考和概念组织体系。① 他说:“世界观是一种更高的、即更远离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属于哲学的范畴。”②也就是说,哲学是对客观及主观世界抽象的、理论化的认识。在侯外庐看来,哲学思想应该包括宇宙论(本体论)、认识论(知识论)、历史观三大部分。其中,宇宙论(本体论)属于哲学研究中的“根本问题”,③主要指思想家对于世界的根本性认识;认识论是“掌握真理的学问”,④主要指思想家对于如何把握真理及其知识体系的认识;历史观是哲学思想对社会存在和生产实践的反映,主要指思想家对于人类时间与空间实践活动的观察。宇宙论、认识论、历史观三者属于思想家世界观的主要组成部分,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即都以社会存在和实践活动为基础。

侯外庐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将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研究结合在一起进行考察。他认为不仅要研究以理论化思维为主要内容的哲学史,还应研究包括宗教、信仰及社会思潮等在内的整体思想史,只有如此才能全面理解中国哲学思想的内涵和价值。同时,中国哲学史与中国思想史之间既有统一又有区别:一方面哲学史是思想史的核心部分,哲学世界观在思想家的思想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另一方面哲学史的研究范围小于思想史,后者的研究对象包括哲学思想、社会思想和逻辑思想三大部分。对此,侯外庐指出:“哲学史不能代替思想史,但是,思想史也并不是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的简单总和,而是要研究整个社会意识的历史特点及其变化规律。”⑤

第二,世界观性质是评判哲学性质的主要标准。

在确定了哲学的含义和哲学史的研究对象之后,侯外庐进一步运用马克思唯物主义讨论了哲学思想的性质。他认为思想家的世界观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哲学思想的性质以及整个思维方法和思想内容的结构。他说:“世界观之为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直接规定着一家思想的认识方法与认识内容。所以各派的思想体系,均以其世界观为理论根源。”⑥ 评判世界观性质和某一哲学体系性质的主要标准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存在决定思维的是唯物主义,反之是唯心主义。这也是哲学的“党派”,侯外庐认为“只有坚持这样一种划分,才能在五光十色的人类认识上清理出不同的哲学党派和不同的认识路线”。⑦与后来教条化的哲学分析方法不同,侯外庐反对机械套用这一标准对哲学思想作简单归类,他说:“绝不能简单地给每一种哲学体系贴上‘唯物论’或‘唯心论’的标签。……我们应当在全面考察一个思想家的思想体系的基础上,判断其哲学的基本倾向。”⑧ 因此,要全面判断某一哲学体系的性质,还必须考察思想家的社会属性,即分析思想家的阶级立场和政治倾向,以及其哲学理论反映了哪个阶级的要求和意识。同时,侯外庐也特别强调绝不能将阶级分析简单化,就中国古代思想家的阶级背景来说,“他们的阶级出身虽然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但我们分析某一派的思想却主要不能依据阶级出身,而应依据其思想的实质。”⑨由此可见,作为马克思唯物主义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侯外庐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分析的学术原则。

第三,哲学史要揭示出思想家世界观的辨证发展历程。

在历史的维度下,侯外庐不仅关注哲学的内涵与性质,更关注哲学思想发展演进的逻辑过程与历史背景。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启发下,认为世界观和哲学理论往往呈现出辩证发展的过程,哲学史就是要考察和理清其中的逻辑过程和历史脉络;只有通过考察不同思想体系之间矛盾斗争的发展过程,才可以揭示思想与社会之間的互动、历史与逻辑之间的统一关系。①

侯外庐认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就是要揭示中国哲学的发展规律和内在动力,他将中国哲学史上的“正宗”与“异端”思想、唯心与唯物思想作为哲学发展中矛盾对立的两方,并将这些对立矛盾的斗争视为中国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发展规律,他说:“思想史以‘正宗’与‘异端’,唯心与唯物的对立或斗争为其发展规律。”②我们通观侯外庐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著作,可以发现他梳理中国两千多年哲学思想史的一个基本线索,就是历史上唯心与唯物思想体系间的矛盾对立与辩证发展过程。③ 但是,他认为“正宗”与“唯心”、“异端”与“唯物”不能简单等同,两者属于不同的范畴:“有的利用思想材料进行改编工作,为统治阶级说教,这就是‘正宗’;有的利用思想材料,进行改造工作,反抗统治阶级,这就是所谓‘异端’。他们所利用的材料可能都是经学形式,然而他们的立场观点却又可能完全相反。”④也就是说,“正宗”与“异端”反映社会阶级矛盾的对立,“唯心”与“唯物”则属于哲学属性上的不同阵营,“异端”往往采用“唯心主义”的形式,但也可以反映先进阶级的要求。由此可见,侯外庐对中国哲学的研究评判绝非“贴标签”式的简单归类。

综上所述,侯外庐对中国哲学思想的内涵、性质和发展规律的历史性思考,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中国运用。马克思强调应从人的物质生产及现实生活方式的视角对哲学进行理解,指出“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⑤ 因此,侯外庐提出,要理解两千年多来中国哲学思想的产生演变与内涵,就必须回溯当时的社会实际;只有通过对中国历史的考察以及对中国哲学的历史性反思,才能对这些思想进行全面客观的评判。当前我们在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范式”问题的过程中,依然离不开这种历史性的梳理工作。⑥

从经济基础及社会生产实践的角度探讨思想及社会的发展演变,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和研究视野。侯外庐在中国哲学思想的研究中也自觉继承与运用了这一理论,即从社会维度审查中国哲学思想的本质和演变原因,从而形成其最具特色的“思想史与社会史结合”的研究视野,反映了他对中国哲学和文化出路的现实性思考,这集中体现为以下几个重要的理论命题:

第一,中国哲学思想是社会存在和经济基础的产物和反映。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⑦包括哲学在内的思想意识本质上是现实社会的反映。在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启发下,侯外庐也将哲学思想视为当时社会存在的产物和反映,他说:“在哲学史上,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之间的对立和统一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这种对立和统一都有一定时代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⑧在此基础上,他认为中国哲学史研究不仅要关注思想家的世界观和逻辑思想,还要观察同时代的政治、经济、道德、法律等方面的思想,要将哲学史放在社会史的背景下进行考察,以此避免以思想解释思想的随意性。侯外庐指出:“思想史系以社会史为基础而递变其形态。因此,思想史上的疑难就不能由思想的本身运动里求得解决,而只有从社会的历史发展里来剔抉其秘密。”①因此,通过考察社会历史和思想历史的互动,可以避免在中国哲学思想的研究中“流于附会臆度”,②即犯主观化的错误。具体来说,中国哲学研究应以社会史研究为基础,而“社会史研究,先从经济学入手”,③即经济意图是判断哲学思想属性的关键因素之一。但侯外庐也指出,作为上层建筑的哲学思想并不直接讨论经济基础,而是通过政治和法律制度等中介间接反映出经济基础的情况,因此哲学思想、制度与生产方式三者应被视为一个整体。需要指出的是,侯外庐并不是经济决定论者,他虽然认为“经济发展对思想史的各个领域起着最终的支配作用”,但同时认识到“思想意识的生产又属于社会分工的特殊部门,因而思想史本身有其相对的独立性”,④因此在研究中必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客观原则,注意避免主观化和教条化的倾向。

第二,中国哲学思想是土地制度和阶级关系的曲折反映。

侯外庐通过翻译《资本论》,“从经典著作的原著掌握观察问题的理论和方法”,⑤确立了他研究中国哲学史和社会史最基本的理论依据,即研究社会经济形态的内涵与演变,简言之即生产资料与生产力相结合的特殊方式。对此,他特别关注土地制度的变化,并以此作为理解中国哲学与社会互动的关键线索之一,这也是他运用马克思唯物主义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思路。侯外庐认为,中国历史上各个时代的土地制度是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并且集中反映了当时的阶级关系。因此,要更为全面和深入地理解中国哲学思想,就必须考察土地制度及其对哲学思想的影响。例如,他在研究中论证指出,先秦诸子对西周宗教思想的改造与清算,反映出思想家及各个阶级对于土地制度变迁的态度,本质上则是国民阶级思想兴起与土地私有发展的反映;⑥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想本质上反映了市民阶级的崛起,而根源则在于土地私有化的加剧和商品流通的发展。侯外庐通过对商周以来三千多年中国土地制度的考察,讨论了以土地国有为核心的特殊所有制形态,以及建立在其上的专制政治、法律制度,进而系统解释了中国哲学演变发展的最根本原因,即思想家对社会经济根本制度的态度与回应。

第三,自由土地私有权及其法律观念的缺乏,导致了中国哲学思想的“维新路径”。

在对中国古代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的研究中,侯外庐进一步揭示了中国哲学思想的“维新道路”及其社会原因。侯外庐认为,“古典的古代”是从家族到私产再到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古代是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因此,前者是新陈代谢,新的冲破了旧的,这是革命的路线;后者却是新陈纠葛,旧的拖住了新的,这是维新的路线。⑦ 也就是说,与古希腊的“古典社会”相比,中国在国家和文明起源上,土地(私产)由部落公有直接过渡到君主的国有(实质上是君主私有),原始部族的血缘大家庭也因此直接过渡到君主專制的国家组织(宗法制的家国一体)。这其中缺乏土地个人私有的环节,从而导致了土地私有权和个人财产所有权的缺乏以及相关法律观念的缺乏。侯外庐指出:“自由的土地私有的法律观念的缺乏,土地私有权的缺乏,甚至可以作为了解‘全东方’的关键。”⑧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前提下,以土地国有为核心的所有制及专制政治和法律形态,严重制约着思想家的生活空间和思想范围,这也决定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家往往采取与旧制度和思想妥协的改良路径(“维新道路”),而非实行彻底变革的“革命”路径。

综上所述,侯外庐将哲学思想视为经济基础和社会存在的反映,并力图从土地、法律制度、阶级关系等方面解释哲学思想发展演变的原因,这种社会维度最为鲜明地体现出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继承与运用。与那个时代的大部分学者一样,侯外庐也一直在反思中国传统社会未能从内部走向现代化的原因。在他看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缺乏现代民主社会所必需的自由、法权、平等观念,其原因不仅在于专制思想的束缚和宗教迷信的流行,根本原因则在于土地私有权及其法律观念的缺乏。

侯外庐在研究中国哲学思想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中国哲学具有浓厚的宗教性,中国传统思想中包含大量的宗教成分。因此,他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中国思想史时,特别注意从宗教维度审视中国哲学思想的内在结构,目的是理清中国哲学与宗教思想的关系,进而批判和清理影响中国哲学和社会发展的落后因素,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重要命题中:

第一,宗教哲学是一种唯心主义的世界观。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宗教情感’本身是社会的产物”,①宗教的社会本质是统治阶级用来维护自身统治的思想工具,从宗教与人们现实生活需要的关系来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②侯外庐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认为宗教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唯心主义,它是人类对于支配自身的外部力量(包括自然和社会力量)的异化,是通过主观综合而产生的幻想。③ 他在探讨宗教性质时,特别转引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論断:“一切宗教,不是别的,正是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支配着人们的那种外界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用了非人间力量的形式。”④

就宗教与哲学的关系以及宗教思想的内涵来说,侯外庐认为宗教思想包含理论和信仰两个层面,并以此分为宗教哲学和神学两部分,而前者最为重要,不具备宗教哲学的“宗教”则不能称为宗教。首先,从理论层面讲,宗教思想表现为理论化的思维即宗教哲学,它以本体论、认识论及历史观等为世界观的具体对象,在思想性质上属于唯心主义哲学的阵营,但其中也包含有唯物主义的成分。⑤ 其次,从信仰层面来说,神学与宗教哲学的区别在于:宗教哲学虽属于唯心主义,但以探讨本体论等哲学命题为主,以理性逻辑思辨的形式出现,包含有唯物主义和科学的成分;而神学则探讨神性、神意、神启及神迹等内容,以感性心灵直观和想象的形式出现,包含浓厚的迷信成分。⑥ 宗教哲学一方面属于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又与神学在形式上结合,共同构成宗教思想而为宗教服务。

第二,中国哲学具有浓厚的宗教性。

侯外庐在明确哲学与宗教的关系、宗教哲学内涵的基础上,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关理论运用到中国哲学和宗教的研究上。在他看来,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带有浓厚的宗教成分,“东方史更好像宗教史”。① 首先,中国传统思想中包含着大量相当于西方宗教哲学和神学的理论,例如中国古代“天人感应”的神启说、“天人合一”的神迹说、“天命”的神意说、天“寂然不动,感应万端”的神性说,都相当于宗教神学而非哲学。其次,作为中国传统哲学主体的儒学发挥了宗教的功能。早在20世纪40年代,侯外庐就发现并指出传统儒家思想具有宗教化倾向和宗教性质,发挥了“国家宗教”的作用。他认为:思孟学派和孟子“天人合一”的神秘宇宙观是后世儒教的起源;②汉代的儒学是国家化的宗教,是将“天”作为主神、以儒书(五经)为圣经、以皇帝为教主(教皇)、以经师为僧侣(神父)③的“正宗神学”;④宋明理学则是更加高明和精致的“特别形式的中古宗教”;⑤甚至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潮也不乏浓厚的宗教色彩,康有为的孔教论实际上是宗教改革的“中国式再版”,谭嗣同思想的实质则是泛神论的孔教观。最后,侯外庐在揭示中国哲学浓厚宗教性的基础上,还发现了中国传统宗教思想与政治制度、哲学思想、社会习俗相结合的世俗化特点,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则是专制制度和阶级社会结构等社会存在对中国哲学和思想文化产生的重要影响。

第三,宗教思想与“维新路线”束缚了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

那么,宗教究竟对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如何评价中国哲学中的宗教成分?这是侯外庐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中国哲学时必须回答的理论问题。对此,他指出中国哲学整体上存在着保守与改革的矛盾,旧有的社会制度或思想传习往往束缚新哲学思想的产生,反映新社会要求的哲学中则往往保留着旧的思想形式,即“旧的拖住新的”或“死的拖住活的”。⑥ 其中,宗教思想与“维新路线”正是束缚中国哲学发展的重要“旧”障碍:前者指包括宗教神学、正统儒学在内的“正宗”思想,为巩固专制统治而服务;后者则指思想家往往采取改良而非革命的方式表达新思想诉求,同时与旧的统治思想、制度和宗教妥协。宗教神学和“维新路线”一方面抑制了中国古代无神论(如神灭思想)等唯物主义思想及自然科学的产生和发展,⑦另一方面对中世纪及近代的唯物思想也产生了巨大的束缚力。更重要的是,谋求妥协而非革命的“维新路线”使中国古代思想家在分析人类社会时缺乏深刻的批判精神。虽然在中国历史上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如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不乏具有批判精神和变革意志的思想家,但受传统习惯和保守意识的局限,大部分思想家往往倾向于在自己的内心实现自由,而非追求现实政治和社会结构的根本变革,这也导致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渐趋落后。例如,侯外庐评价先秦诸子是“穿着古衣裳,说着古语言,而企图说明未来世界的自己的憧憬与梦想”,⑧即他们在表述政治、人生理想时,只求助于对传统礼乐观和宗教思想的重新诠释;近代启蒙思想家虽然也从西洋民权、法治思想中汲取了新思维方法,但依然摆脱不了儒学、佛学等传统思想及思维方式的影响,往往利用宗教的“旧形式及材料”表达新思想。⑨

综上所述,侯外庐从宗教维度理解中国哲学思想的理论目的:一是分析中国哲学思想的独特内在结构和本质,即宗教思想和正统哲学相结合,本质上都属于维护专制统治的思想工具;二是探究中国哲学带有浓厚宗教性的原因,即中国哲学一直受到“维新路线”束缚而导致新思想的晚出和不纯。而其现实目的则带有鲜明的批判性,即揭示中国传统哲学与思想文化中的保守、迷信和落后成分,进而为中国现代化发展扫清思想障碍。侯外庐在这一点上深刻理解和接续了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理论逻辑,即通过对哲学和宗教的批判,进而完成对现实的批判,①这也是他运用马克思唯物主义研究中国哲学思想的现实目的。

在侯外庐看来,中国哲学史并不是自三代开始的“道统思想”的传承与延续,也不是西方学术语境下的“哲学思想”自身发展与逻辑展开的历史,而是经济活动、阶级关系等社会存在的反映。因此,他在历史、宗教与社会的维度下考察中国哲学思想的历史演变轨迹、哲学与宗教的结构关系、哲学思想与经济基础和社会存在的互动等重要理论问题,并为解决中国当时的学术和社会问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成果。重新审视这些成果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正是我们讨论侯外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进行中国运用的主要目的。对此,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理解:

第一,方法论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的确立。

侯外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中国运用,不仅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创见,更重要的是建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和研究范式。首先,侯外庐论证和确立了马克思唯物主义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的科学性。他认为只有使用马克思唯物主义这一科学研究方法,才能对纷繁复杂的中国哲学思想和历史做出客观的解释:“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认真地分析研究史料,解决疑难问题,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还历史以本来面目。”②其次,侯外庐开创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社会史视野,从社会史角度分析哲学思想发展演变的本质原因。他认为要达到“以古人之思想还诸古史之实际”,③必须把哲学思想置于社会史背景下进行整体考察,除了考察哲学思想的理论结构和逻辑内涵外,还需要综合分析当时的土地制度、社会结构、经济活动等与思想的互动。再次,侯外庐提出中国哲学史研究应具有世界史视野,④他主张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必须坚持“世界视野与中国问题结合”的研究视野,立足中国现实问题与时代课题进行中西比较,这样才能对中国哲学的特点、价值与不足作出全面考察,从而达到反思中国哲学思想的学术目的。侯外庐提出的研究对象与问题、观点与方法、概念框架、表达方式等,⑤对于当前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范式”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⑥

第二,文化反思:在系统批判与整理的基础上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侯外庐在中国哲学思想的研究中深刻认识到,要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首先必须对其进行深入系统的批判性整理,最终为中国现代化扫清思想障碍。对此,他明确指出:“从新事物里剔除腐烂渣滓,消灭它。从旧事物里提取新生契机,发扬它。这是当前哲学上的首要任务。”①侯外庐一方面系统批判研究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落后成分,借此清理出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另一方面肯定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合理成分,以此彰显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进而肯定了当前继承这些哲学思想文化的现实合理性。从他对中国哲学思想和社会的系统批判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正统哲学的专制色彩、传统哲学的浓厚宗教性、封建土地国有制和自由私有权缺乏等持坚决的批判态度。与此同时,他对中国哲学史上的反专制思想、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自由法权观念等优秀思想遗产则给予了重视和表彰。其目的就在于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中国运用,推进科学、自由、民主思想和法权观念的启蒙,从而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时代课题。侯外庐对马克思唯物主義原理和科学方法论的引进与运用,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整理,对实现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理论思考与成果,都可以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提供理论上的重要参考和启示。

第三,文化自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础上探索中国文化的未来出路。

在侯外庐看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社会虽然有其特殊性并自成体系,但缺乏自我进化的内在动力,难以适应中国现代化的时代要求。因此,要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时代课题,必须从思想文化、社会制度等各方面引入外部动力即马克思主义。侯外庐将当时学术研究的时代课题视为“民主潮流在中国的现实解决”,②他从不讳言其学术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自由,即希望以学术研究手段促进社会和思想解放,并为时代课题的解决寻找答案。侯外庐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中国运用,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以及用马克思主义改造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的合理性。③ 他通过对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和对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发掘和肯定,揭示了现代中国哲学思想和文化的发展路向,即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另一方面树立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核心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实际上正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论证。侯外庐将哲学研究视为“从掘发自己民族文化的传统中,走出一条中国化的道路”,④他既注重从世界史的普遍性角度看待中国哲学思想的发生发展,又注重从中国社会历史的特殊性出发审查中国哲学的个性特点;他主张在“世界性”和“民族性”相统一的基础上,建设综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文化。这些理论观点是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前辈学者艰辛探索的重要理论成果,也对中国当前及未来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综上所述,从理论层面来说,侯外庐在历史、宗教与社会的维度下,深入思考了中国哲学思想的历史演变轨迹(对中国哲学的历史性思考)、哲学思想与经济基础和社会存在的互动(对中国哲学的现实性思考)、哲学与宗教的内在关系(对中国哲学的结构性思考)等重要理论问题;从方法层面来说,他既通过中西对比的世界史视野发掘中国传统哲学中所包含的普遍性内涵,又通过思想史与社会史结合的研究视野审视中国传统哲学的特殊性内涵;在理论与方法结合、批判审视与整理继承并重的基础上,侯外庐秉持学术救国的坚定信念和现实关怀,为“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等时代问题提供了具有范式意义的解答。

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只有在借鉴和反思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前辈学者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进一步的发展和超越,从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学科和话语体系。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哲学学院

责任编辑:王晓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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