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尔斯泰

薇拉身材矮小，又瘦又黄，头发剪得很短，生着一双大眼睛，步态蹒跚地从后门走进来。

“哦，您来了，谢谢，”她握着聂赫留朵夫的手说，“您还记得我吗？我们坐下来谈吧。”

“没想到您现在会弄成这个样子。”

“嘿，我倒觉得挺好！挺好，好得不能再好了。”薇拉说，照例圆睁着她那双大眼睛，怯生生地瞅着聂赫留朵夫，并且转动她那从又脏又皱的短袄领子里露出来的青筋毕露的黄瘦脖子。

聂赫留朵夫问她怎么落到这个地步。她就兴致勃勃地讲起她所从事的活动来。她的话里夹杂着“宣传”“解体”“团体”“小组”“分组”等外来语，显然认为这些外来语谁都知道，其实聂赫留朵夫从来没有听到过。

薇拉把她的活动讲给他听，满心以为他一定很乐于知道民意党的全部秘密。聂赫留朵夫呢，瞧着她那细得可怜的脖子和她那稀疏的蓬乱头发，弄不懂她为什么要做这种事，讲这种事。他可怜她，但绝不像他可怜庄稼汉明肖夫那样，因为明肖夫是完全被冤枉关在恶臭的牢房里的。她最惹人怜悯的是她头脑里显然充满糊涂思想。她分明自认为是个女英雄，为了他们事业的成功不惜牺牲生命。其实她未必能说清楚他们的事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事业成功又是怎么一回事。

薇拉要对聂赫留朵夫讲的是这样一件事：她有一名女性朋友，叫舒斯托娃。据说她并不属于她们的小组。五个月前跟她一起被捕，关在彼得保罗要塞，只因为在她家里搜出别人交给她保管的书籍和文件。

薇拉认为舒斯托娃被拘禁，她要负一部分责任，因此要求聂赫留朵夫设法把她释放出狱。薇拉求聂赫留朵夫的另一件事，是设法替被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里的古尔凯维奇说个情，让他同父母见一次面，并且弄到必要的参考书，使他可以在狱中进行学术研究。

聂赫留朵夫答应他回到彼得堡以后努力去办。

薇拉讲到她自己的经历时说，她在助产学校毕业后，就接近民意党，参加他们的活动。开头他们写传单，到工厂里宣传，一切都很顺利，但后来一个重要人物被捕，搜出了文件，其余的人也都被抓去了。

“我也被捕了，如今就要被流放出去……”她讲完了自己的事，“不过，这没什么。我觉得挺好，自己觉得心安理得。”

她说着，惨然一笑。

聂赫留朵夫问起那个生有一双绵羊般眼睛的姑娘。薇拉说她是一个将军的女儿，早已加入了革命党，她被捕是因为主动承担枪击宪兵的罪名。她住在一个秘密寓所里，那里有一架印刷机。一天夜里，警察和宪兵来搜查，住在里面的人决定自卫。他们熄了灯，动手销毁罪证。警察和宪兵破门而入，地下党中有人开了枪，一个宪兵受了致命伤。宪兵队审问是谁开的枪，她就说是她开的，其实她一辈子没有拿过手枪，连蜘蛛也没有弄死过一只。罪名就这样定下来了。如今她就要去服苦役。

“真是个利他主义的好人……”薇拉称赞说。

薇拉要说的第三件事是关于玛丝洛娃的。她知道监狱里的一切事情，也知道玛丝洛娃的身世和聂赫留朵夫同她的关系。她劝聂赫留朵夫为她说情，把她转移到政治犯牢房，或者至少让她到医院里去当一名护士。现在医院里病人特别多，很需要护士。聂赫留朵夫谢谢她的好意，并说要努力照她的话去做。

典狱长站起来宣布，探监的时间到了，必须分手。聂赫留朵夫同薇拉的谈话就这样被打断了。聂赫留朵夫起身同薇拉告别，走到门口又站住，观察着眼前的种种景象。

“各位先生，时候到了，时候到了。”典狱长说，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又坐下。

典狱长的要求只是使屋里的犯人和探监的人更加紧张，他们都不想分手。有些人站起来，但还是说个不停。有些仍坐着说话。有些在那里告别，哭泣。那个害痨病的青年同他母亲的会面特别叫人感动。他一直摆弄着那张纸，但脸色越来越愤激。他竭力克制感情，免得受他母亲情绪的影响。他母亲一听说要分手，就伏在他肩膀上，放声痛哭，不住地吸着鼻子。那个生有一双绵羊眼睛的姑娘——聂赫留朵夫不由得注意着她——站在哀哭的母亲旁边，劝慰着她。那个戴蓝眼镜的老头儿，拉住女儿的手站着，一面听她说话，一面连连点头。那对年轻的情人站起来，手拉着手，默默地瞧着对方的眼睛。

“瞧，只有他们两个才开心。”穿短上衣的青年，站在聂赫留朵夫身边，也像他那样冷眼旁观着，这时指着那对情人说。

这对情人——穿橡胶上衣的小伙子和浅黄头发、模样可爱的姑娘——发觉聂赫留朵夫和那个青年在看他们，就手拉着手，伸直胳膊，身子向后仰，一面笑，一面旋舞起来。

“今儿晚上他们在这儿，在监牢里结婚，然后她跟他一起到西伯利亚去。”那个青年说。

“他是什么人？”

“是个苦役犯。就让他们俩快活快活吧，要不在这儿听着那些声音实在太难受了。”穿短上衣的青年一边听着患痨病青年的母亲的啼哭，一边又说。

“各位先生！请吧，请吧！别逼得我采取严厉的措施，”典狱长再三说，“请吧，是的，请吧！”

他有气无力地说：“你们这算什么呀？时间早就到了。这样可不行啊。我最后一次对你们说。”他没精打采地重复着，一会儿点上马里兰香烟，一会儿又把它熄灭。

那些纵容一些人欺凌另一些人而又无需负责的理由，不管多么冠冕堂皇，由来已久，司空见惯，典狱长显然还是不能不承认，在造成这一屋子人痛苦上，他是罪魁祸首之一，因此心情十分沉重。

最后，犯人和探监的人纷纷走散：犯人们往里走，探监的人向外道门走。男人们，包括穿橡胶上衣的，患痨病的和皮肤黝黑、头发蓬乱的，都走了;玛丽雅·巴夫洛夫娜带着在狱里出生的男孩也走了。

探监的人也都走了。戴蓝眼镜的老头儿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出去，聂赫留朵夫也跟着他出去。

“是的，这里的情况真怪。”那个健谈的青年跟聂赫留朵夫一起下樓时说，仿佛他的话头刚被打断，此刻继续说下去。

“还得谢谢上尉，他真是个好心人，不死抠规章制度。让大家谈一谈，心里也好过些。”

“难道在别的监狱里不能这样探监吗？”

“根本不行。得一个一个分开来谈，还得隔一道铁栅栏。”

聂赫留朵夫同那个自称梅顿采夫的健谈青年一边谈，一边下楼。这时，典狱长带着疲劳的神色走到他们跟前。

“您要见玛丝洛娃，请明天来吧。”他说，显然想对聂赫留朵夫表示殷勤。

“太好了。”聂赫留朵夫说着就急急地走了出去。

明肖夫无缘无故饱受煎熬，真是可怕。但最可怕的与其说是肉体上的痛苦，不如说是由于他眼看那些无故折磨他的人的残忍，心里产生困惑，因此对善和上帝不再相信。可怕的是那几百个人没有一点罪，只因为身份证上有几个字不对，就受尽屈辱和苦难。可怕的是那些看守麻木不仁，他们折磨同胞兄弟，還满以为是在做一件重大有益的工作。不过，聂赫留朵夫觉得最可怕的还是那个年老体弱、心地善良的典狱长，他不得不拆散人家的母子和父女，而他们都是亲骨肉，就同他和他的子女一样。

“这究竟是为什么呀？”聂赫留朵夫问着自己，同时精神上感到极度恶心，又逐渐发展成为生理上的恶心。他每次来到监狱都有这样的感觉，但问题的答案始终没有找到。

第二天，聂赫留朵夫去找律师，把明肖夫母子的案件讲给他听，要求他替他们辩护。律师听完聂赫留朵夫的介绍，说要看一看案卷，又说事情要是确实像聂赫留朵夫所说的那样——这是很可能的——他愿意担任辩护，而且不取分文报酬。聂赫留朵夫顺便给律师讲了那一百三十人被冤枉坐牢的事，并问他这事该由谁负责，是谁的过错。律师沉默了一下，显然在考虑怎样作出正确的回答。

“是谁的过错吗？谁也没有过错，”他断然说，“您去对检察官说，他会说这是省长的过错。您去对省长说，他会说这是检察官的过错。总之，谁也没有过错。”

“我这就去找玛斯连尼科夫，对他说去。”

“哼，这没有用，”律师笑嘻嘻地反对说，“那个家伙，是个……他不是你的亲戚或者朋友吧？……他呀，我不客气说一句，是个笨蛋，又是个狡猾的畜生。”

聂赫留朵夫记起玛斯连尼科夫讲过律师的坏话，一言不发，跟他告了别，坐车去找玛斯连尼科夫。

聂赫留朵夫有两件事要求玛斯连尼科夫：一件是把玛丝洛娃调到医院去，一件是解决那一百三十名囚犯因身份证过期而坐牢的事。去向一个他瞧不起的人求情，虽然很难堪，但要达到目的，这是唯一的途径，他只得硬着头皮去做。

聂赫留朵夫乘车来到玛斯连尼科夫家，看见门口停着好几辆马车，有四轮的轻便马车，有四轮的弹簧马车，有轿车。他这才想起今天正好是玛斯连尼科夫夫人会客的日子，上次玛斯连尼科夫曾邀请他今天来他家。聂赫留朵夫到达这家公馆时，看见门口停着一辆轿车，一个帽子上钉有帽徽、身披短披肩的男仆正扶着一位太太走下台阶，准备上车。她提着长裙的下摆，脚穿便鞋，露出又黑又瘦的脚踝。聂赫留朵夫在停着的一排马车中认出柯察金家扯起篷的四轮马车。头发花白、脸色红润的马车夫毕恭毕敬地摘下帽子，向他这位特别熟识的老爷致意。聂赫留朵夫还没来得及问门房主人在什么地方，玛斯连尼科夫就出现在铺有地毯的楼梯上。他正好送一位贵客出来，因为那人的地位很高，他就不是把他送到梯台上，而是一直送到楼下。这位显要的军界客人一边下楼，一边用法语说：“市里举办摸彩会，为孤儿院募捐，这是太太小姐们做的一件有意义的事。她们既可以借此机会玩一番，又可以募捐到钱。”

“让她们快活快活，愿上帝保佑她们……啊，聂赫留朵夫，您好！怎么好久没见到您了？”他向聂赫留朵夫招呼说，“您去向女主人问个好吧。柯察金一家也来了。还有纳丁·布克斯海夫登也来了。全市的美人都来了。”他一面说，一面微微耸起他那穿军服的肩膀，让他那个身着金绦制服的跟班替他穿上军大衣。

“再见，老兄！”他又握了握玛斯连尼科夫的手。

“哦，上去吧，你来我真高兴！”玛斯连尼科夫兴奋地说，挽住聂赫留朵夫的胳膊，尽管他身体肥胖，还是敏捷地把聂赫留朵夫带上楼去。

玛斯连尼科夫之所以特别兴奋，是因为那位显要人物对他另眼相看。玛斯连尼科夫在近卫军团供职，本来就接近皇室，经常同皇亲国戚交往，但恶习总是越来越厉害，上司的每次垂青总弄得玛斯连尼科夫心花怒放，得意忘形，就像一只温顺的小狗得到主人的拍打、抚摸和搔耳朵那样。它会摇摇尾巴，缩成一团，扭动身子，垂下耳朵，疯疯癫癫地乱转圈子。玛斯连尼科夫此刻正处在这种状态。他根本没有注意聂赫留朵夫脸上严肃的神色，没有听他在说些什么，就硬把他拉到客厅里。聂赫留朵夫无法推辞，只得跟着他去。

“正事以后再说。只要你吩咐，我一定统统照办，”玛斯连尼科夫带着聂赫留朵夫穿过客厅说，“去向将军夫人通报一声，聂赫留朵夫公爵来了。”他一面走，一面对仆人说。那仆人就抢到他们前头，跑去通报。“你有事只要吩咐一声就行。但你一定得去看看我的太太。我上次没有带你去，挨过一顿骂了。”

等他们走进客厅，仆人已去通报了。安娜·伊格纳基耶夫娜，这位自称为将军夫人的副省长夫人，这时夹在长沙发周围的许多女帽和脑袋中间，满脸春风地向聂赫留朵夫点头致意。客厅另一头有一张桌子，桌上摆着茶具。有几位太太坐在那里喝茶，旁边站着几个男人，有军人，也有文官。男女喧闹的说话声从那边不断传来。

“您到底来了！您为什么不愿意同我们来往啊？

我们什么地方得罪您了？”

安娜·伊格纳基耶夫娜用这样的话来迎接客人，表示她同聂赫留朵夫的关系非常亲密，其实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你们认识吗？认识吗？这位是别利亚夫斯卡雅太太，这位是契尔诺夫。请坐过来一点。”

“米西，您到我们这一桌来吧。茶会给您送过来的……还有您……”她对那个正在同米西谈话的军官说，显然忘记他的名字了，“请到这儿来。公爵，您用茶吗？”

“我说什么也不同意，说什么也不同意！她就是不爱他嘛。”一个女人的声音说。

“她只爱油煎包子。”

“您老是说无聊的笑话。”另一个头戴高帽、身着绸缎、浑身珠光空气的太太笑着说。

“太美了，这种华夫饼干，又薄又松。您再给我们一点。”

“怎么样，您快走了吗？”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因此我们特地跑来。”

“春光可美啦，现在去乡下真是再好也没有了！”

米西戴着帽子，身上那件深色条纹的连衣裙紧裹着她那苗条的腰肢，没有一点皱褶，仿佛她生下来就穿着这样的衣裳，显得十分美丽。她一看见聂赫留朵夫，脸就红了。

“我还以为您已经走了呢。”她对他说。

“差一点走了，”聂赫留朵夫说，“因为有事耽搁了。我到这儿来也是有事情。”

“您去看看媽妈吧。她很想见见您呢。”她嘴里这么说，心里明白这是在撒谎，而且他也懂得这一层，因16 此她的脸更红了。

“恐怕没有工夫了。”聂赫留朵夫冷冷地回答，竭力装作没有发觉她脸红。

米西生气地皱起眉头，耸耸肩膀，转身去同一个风度翩翩的军官周旋。那军官从她手里接过一只空茶杯，精神抖擞地把它放到另一张桌上，弄得身上的军刀不断碰撞圈椅。

“您也应该为孤儿院捐点钱啊！”

“我又没有拒绝，不过我想到摸彩会上让大家看看，我这人有多慷慨。到那时我一定要大显身手。”

“嗨，那您可得记住哇！”接着就发出一阵装腔作势的笑声。

这个会客日过得很热闹，安娜·伊格纳基耶夫娜更是兴高采烈。

“小米卡对我说过，您在忙监狱里的事。这一点我是很了解的，”她对聂赫留朵夫说（小米卡就是指她的胖丈夫玛斯连尼科夫），“小米卡可能有其他缺点，但您要知道，他这人心地真好。他待那些不幸的囚犯就像待自己的孩子。他待他们就是这样的。他这人心地真好……”

她停住了，想不出适当的字眼来形容她丈夫的善良，事实上，抽打犯人的命令就是他发出的。接着她笑眯眯地招呼一个走进房来的满脸皱纹、头上扎着紫色花结的老太婆。

聂赫留朵夫为了不失礼，照例说了一些客套话，然后起身向玛斯连尼科夫那儿走去。

“那么，对不起，你能听我说几句吗？”

“哦，当然！你有什么事啊？我们到这儿来吧。”

他们走进一个日本式小书房，在窗边坐下来。

“嗯，来吧，我听候吩咐。要抽烟吗？等一下，我们别把这地方弄脏了，”玛斯连尼科夫说着拿来一个烟灰碟，“嗯，你说吧，有什么事？”

“我有两件事要麻烦你。”

“原来如此。”

玛斯连尼科夫的脸色变得阴郁而颓丧了。那种像被主人搔过耳朵的小狗一样兴奋的神色顿时消失得踪影全无。客厅里传来谈话声。一个女人说：“我绝对不相信，绝对不相信。”客厅另一头有个男人重复说：“伏伦卓娃伯爵夫人和维克多·阿普拉克辛。”再有一个方向传来喧闹的说笑声。玛斯连尼科夫一面留神听着客厅里的谈笑，一面听着聂赫留朵夫说话。

“我还是为了那个女人的事来找你。”聂赫留朵夫说。

“哦，就是那个被冤枉的女人吗？我知道，我知道。”

“我求你把她调到医院里去工作。据说，可以这么办。”

玛斯连尼科夫抿紧嘴唇，考虑起来。

“恐怕不行，”他说，“不过，我去同他们商量一下，明天给你回电。”

“我听说那里病人很多，需要护士。”

“好吧，好吧。不管怎么样，我都会给你回音的。”

“那么，费神了。”聂赫留朵夫说。

客厅里传来一阵哄笑声，听上去似乎不是装出来的。

“这是维克多在作怪，”玛斯连尼科夫笑着说，“他兴致好的时候，说话总是俏皮得很。”

“还有一件事。”聂赫留朵夫说，“现在监狱里还关着一百三十个人，他们没有什么罪，就因为身份证过期了。他们在那里已经被关了一个月了。”

聂赫留朵夫就说明他们是怎样被关押的。

“你怎么知道这些事？”玛斯连尼科夫问，脸上忽然现出焦虑和恼怒的神色。

“我去找一个被告，他们在走廊里把我围住，要求我……”

“你找的是哪一个被告哇？”

“一个农民，他平白无故遭到控告，我替他请了一位律师。这且不去说。难道那些人没有犯一点罪，只因为身份证过期就该坐牢吗？”

“这是检察官的事。”玛斯连尼科夫恼怒地打断聂赫留朵夫的话说，“这就是你所谓办事迅速、公平合理的审判制度。副检察官本来有责任视察监狱，调查在押人员是不是都合乎法律手续。可是他们什么也不干，只知道打牌。”

“那你就毫无办法吗？”聂赫留朵夫想起律师说过，省长会把责任往检察官身上推，老大不高兴地说。

“不，我会管的。我马上就去处理。”

“对她来说，这样更糟。这个苦命的女人。”客厅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她对刚刚讲的那件事显然漠不关心。

“那样更好，我把这个也带走。”另一头传来一个男人戏谑的声音，以及一个女人的嬉笑声，她似乎不肯把一件什么东西给他。

“不行，不行，说什么也不行。”女人的声音说。

“好吧，那些事让我去办吧，”玛斯连尼科夫用戴绿松石戒指的白手熄灭香烟，重复说，“现在我们到太太们那儿去吧。”

“对了，还有一件事，”聂赫留朵夫没有走进客厅，在门口站住说，“我听说昨天监牢里有人受了体罚。真有这样的事吗？”

玛斯连尼科夫脸红了。

“阿，你是说那件事吗？不，老兄，真不能放你到监狱里去，什么闲事你都要管。走吧，走吧，安娜在叫我们了。”他说着挽住聂赫留朵夫的胳膊，情绪非常激动，就像刚才那位贵客光临时一样，但此刻不是兴高采烈，而是惊惶不安。

聂赫留朵夫从玛斯连尼利夫的臂弯里抽出胳膊，没有向谁告别，也没有说什么，脸色阴沉地穿过客厅和大厅，从站起来向他致意的男仆们面前经过，走到前厅，来到街上。

“他怎么了？你什么事得罪他了？”安娜问丈夫。

“他这是法国人作风。”有人说。

“这哪儿是法国人作风，这是粗鲁人作风。”——“嗯，他向来是这样的。”

有人起身告辞，有人刚刚来到，叽叽喳喳的谈话在继续着。聂赫留朵夫的事便自然而然成了今天谈话的好话题。

聂赫留朵夫走访玛斯连尼科夫后的第二天，就收到他的来信。玛斯连尼科夫在一张印有官衔、打有火漆印的光滑厚信纸上字迹奔放地写道，关于把玛丝洛娃调到医院一事他已写信给医生，估计可以如愿以偿。信末署名是“热爱你的老同事玛斯连尼科夫”，而“玛斯连尼科夫”这个名字则是用花哨粗大的字体签署的。

“蠢货！”聂赫留朵夫忍不住说。从“同事”这两个字上特别感觉到玛斯连尼科夫对他有一种屈尊俯就的味道，表示他玛斯连尼科夫虽然担任着伤天害理的无耻职务，仍自以为是个要人。他自称是他的同事，即使不是有意奉承，至少也表示并未因自己名位显赫而目中无人。

有一种迷信流传很广，认为每一个人都有固定的天性：有的善良，有的凶恶，有的聪明，有的愚笨，有的热情，有的冷漠，等等。其实人并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说，有些人善良的时候多于凶恶的时候，聪明的时候多于愚笨的时候，热情的时候多于冷漠的时候，或者正好相反。但要是我们说一个人善良或者聪明，说另一个人凶恶或者愚笨，那就不对了。可我们往往是这样区分人的。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人好像河流，河水都一样，到处相同，但每一条河都是有的地方河身狭窄，水流湍急，有的地方河身宽阔，水流缓慢，有的地方河水清澈，有的地方河水浑浊，有的地方河水冰凉，有的地方河水温暖。人也是这样。每一个人都具有各种人性的胚胎，有时表现这一种人性，有时表现那一种人性。他常常变得面目全非，但其实还是他本人。有些人身上的变化特别厉害。聂赫留朵夫就是这一类人。这种变化，有的出于生理原因，有的出于精神原因。聂赫留朵夫现在就处在这样的变化之中。

在法庭审判以后，在第一次探望卡秋莎以后，他体会到一种获得新生的庄严而欢乐的心情。如今这种心情已一去不返，代替它的是最近一次会面后产生的恐惧甚至嫌恶她的情绪。他决定不再抛弃她，也没有改变同她结婚的决心，只要她愿意的话。然而现在这件事却使他感到痛苦和烦恼。

在走访玛斯连尼科夫后的第二天，他又坐车到监狱去看她。

典狱长准许他同她会面，但不是在办公室，也不是在律师办事室，而是在女监探望室里。典狱长虽然心地善良，但这次对待聂赫留朵夫的态度不如上次热情。聂赫留朵夫同玛斯连尼科夫的两次谈话显然产生了不良后果，上级指示典狱长对这个探监人要特别警惕。

“见面是可以的，”典狱长说，“只是有关钱的事，请您务必接受我的要求……至于阁下写信提出要把她调到医院里去，那是可以的，医生也同意了。只是她自己不愿意，她说：‘要我去给那些病鬼倒便壶，我才不干呢……’您瞧，公爵，她们那帮人就是这样的。”

他补充说。

聂赫留朵夫什么也没回答，只要求让他进去探望。典狱长派一个看守带他去。聂赫留朵夫就跟着他走进一间空荡荡的女监探望室。

玛丝洛娃已经在那里。她从铁栅栏后面走出来，模样文静而羞怯。她走到聂赫留朵夫紧跟前，眼睛不看他，低声说：“请您原谅我，德米特里·伊凡为奇，前天我话说得不好。”

“可轮不到我来原谅您……”聂赫留朵夫想说，但没有说下去。

“不过您还是离开我的好。”玛丝洛娃补充说，用可怕的目光斜睨了他一眼。聂赫留朵夫在她的眼睛里又看到了紧张而愤恨的神色。

“究竟为什么我得离开您呢？”

“就该这样。”

“为什么就该这样？”

她又用他认为愤恨的目光瞅了瞅他。

“嗯，说实在的，”她说，“您还是离开我吧，我对您说的是实话。我受不了。您把您那套想法丢掉吧。

要不我宁可上吊。”

聂赫留朵夫觉得，她这样拒绝，表示她因为他加于她的屈辱而恨他，不能饶恕他，但也夹杂着一种美好而重要的因素。她这样平心静气地再次拒绝他，这就立刻消除了聂赫留朵夫心里的种种猜疑，使他恢复了原先那种严肃、庄重和爱怜的心情。

“卡秋莎，我原先怎么说，现在还是怎么说，”他特别认真地说，“我求你同我结婚。要是你不愿意，现在不愿意，那么，我继续跟着你，你被发送到哪里，我也跟到哪里。”

“那是您的事。我沒有别的话要说了。”她说着，嘴唇又哆嗦起来。

聂赫留朵夫也不作声，觉得说不下去了。

“我现在先到乡下去一下，然后上彼得堡，”他终于镇定下来说，“我将为您的事……为我们的事去奔走。上帝保佑，他们会撤销原判的。”

“不撤销也没有关系。我就算不为这事，也该为别的事受这个罪……”玛丝洛娃说，他看见她好容易才忍住眼泪，“那么，您看到明肖夫了吗？”她突然问，以此来掩盖自己的激动。

“他们没有犯罪，是吗？”

“我想是的。”

“那个老太婆可好了。”她说。

聂赫留朵夫把从明肖夫那儿打听到的情况都告诉了她。

他问她还需要什么，她回答说什么也不需要。

他们又沉默了。

“哦，至于医院的事，”她忽然用那斜睨的眼睛瞅了他一眼，说，“要是您要我去，那我就去。酒我也不再喝了……”

聂赫留朵夫默默地瞧了瞧她的眼睛。她的眼睛在微笑。

“那很好。”他只能说出这样一句话来，说完就同她告别了。

“是啊，是啊，她简直换了一个人了。”聂赫留朵夫想。他消除了原来的种种疑虑，产生了一种崭新的感觉，那就是相信爱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玛丝洛娃在同聂赫留朵夫见面以后，回到臭气熏天的牢房里，脱下囚袍，坐到铺上，两手支住膝盖。牢房里只有几个人：那个原籍弗拉基米尔省、带着奶娃娃的患痨病女人，明肖夫的老母亲，以及道口工和她的两个孩子。诵经士的女儿昨天诊断有精神病，被送进了医院。其余的女人都洗衣服去了。老太婆躺在铺上睡觉;牢房门开着，几个孩子都在走廊里玩。弗拉基米尔省的女人手里抱着孩子;道口工拿着一只袜子，一面手指灵敏地不断编织着，一面走到玛丝洛娃跟前。

“嗯，怎么样，见到了？”她们问。

玛丝洛娃没有回答，坐在高高的铺上，晃动着两条够不到地的腿。

“你哭什么呀？”道口工说，“千万别灰心。哎，卡秋莎！说吧！”她两手敏捷地编织着，说。

玛丝洛娃没有回答。

“她们都洗衣服去了。据说，今天来了一大批捐献物品。送来的东西可多了，”弗拉基米尔省的女人说。

“菲纳什卡！”道口工对着门外叫道，“这淘气鬼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她说着抽出一根针，把它插在线团和袜子里，来到走廊里。

这时候，走廊里传来一片脚步声和女人说话声。

住在这里的女犯都光脚穿着棉鞋，走进牢房，人人手里拿着一个白面包，有的还拿着两个。费多霞立刻走到玛丝洛娃跟前。

“怎么样，有什么事不顺心吗？”费多霞问，她那双明亮的浅蓝眼睛亲切地瞧着玛丝洛娃，“瞧，这是给我们当点心吃的。”她说着把白面包放到架子上。

“怎么，是不是他变卦了，不想同你结婚了？”柯拉勃列娃问。

“不，他没有变卦，是我不愿意，”玛丝洛娃说，“我就这样对他说了。”

“瞧你这个傻瓜！”柯拉勃列娃声音沙哑地说。

“是啊，既然不能住在一起，结婚还有什么意思呢？”费多霞说。

“那你的丈夫不是要跟你一块儿走吗？”道口工说。

“那有什么，我们是正式夫妻嘛，”费多霞说，“可他们，不能住在一起，那又何必結婚呢？”

“你自己才是傻瓜！‘何必结婚？’要是他娶了她，就会让她过富裕日子了。”

“他说：‘不论你被发送到哪里，我都跟你到哪里。’”玛丝洛娃说，“他去就去，不去就不去。我可不求他。现在他上彼得堡奔走去了。那边的大臣全是他的亲戚。”

她继续说：“不过我还是不需要他。”

“这个当然！”柯拉勃列娃忽然同意道，一面理着她的袋子，显然在想别的事，“咱们来喝点酒怎么样？”

“我不喝了，”玛丝洛娃回答，“你们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