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达明

不是先有了勇气才敢说话，而是在说话的同时培养了勇气

1906年，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应邀赴日參加留学生学会典礼，他勉励大家说：“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是每个留学生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果没有了国家，读再多的书也无用武之地，为了中华民族的强盛而读书，应是每个人的努力方向。”他的弟子邵力子称赞道：“相伯先生的精神，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先生所以能享大年，中国所以能永久存在于世界，都在此。”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天，已年届九旬的马相伯慷慨激昂地发表抗日宣言：“噩耗传来，天地变色！国家危难至斯，诚达极巅……虽自顾老迈，亦愿勉力负一部分责任。”自此到1932年11月，他发表了12次广播演说，并发表《为日祸告国人书》，主张“立息内争，共御海侮”，并挥毫作榜书、对联义卖，得款10万元全部支援抗日义勇军。他还在上海的居所“绿野堂”召开救国会执委会，特地书写了“耻莫大于亡国，战虽死亦犹生”联语，与同人共勉。

当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遭逮捕后，马相伯设法营救，七人获释后，一同看望马相伯，并合影留念。照片上，马相伯在众人簇拥下端坐正中，尽显人瑞之相。沈钧儒在照片上题词“唯公马首是瞻”。

在马相伯百年诞辰之际，中共中央特致贺电，称他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面对如此殊荣，马相伯却说：“国无宁日，民不聊生，老朽何为，流离异域。正愧无德无功，每嫌多寿多辱！”并将各方赠予的寿仪，移作犒慰前线伤兵。他对来访的胡愈之沉痛地说：“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

马相伯去世后，其弟子于右任称老师是“生死护中华”。

（责任编辑/刘大伟 北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