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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艺术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2022-07-09马永强

飞天 2022年7期
关键词:延安讲话文艺

马永强

80年前的5月,毛泽东同志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延安讲话”),开辟了中华文艺的新纪元,因为它阐明了“文艺为什么人”这一根本问题。可以说,“延安讲话”对中国新民主主义文艺发展方向的确立,不仅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改变了文艺发展的方向,而且对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新中国文艺制度的确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延安讲话”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这是对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创新的巨大贡献。

“延安讲话”发表在抗日战争正处于艰难的相持阶段,“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问题?”(《新民主主义论》)党内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现象依然比较严重,自反围剿失败、红军长征以来的路线错误还没有彻底清算,在这样的背景下,党内亟需进行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因此,从1941年5月开始,中共中央领导全党开展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包括文艺界在内的整风运动,从而掀起了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求实之风,目的是统一思想,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所以,“延安讲话”不是一个孤立的文本存在,它是延安整风运动中“文艺整风”的经典理论文献,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价值、意义远远超越了文艺理论的范畴。因此,深入学习“延安讲话”精神就要回到历史现场,将毛泽东这一时期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反对党八股》《整顿党的作风》《改造我们的学习》《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等文献串联起来研读,才会深刻体悟“延安讲话”的历史厚度、精神要义以及深邃之思想,因为这是一个理论体系。

文艺解放的时代旋律

“延安讲话”奏响了民族解放协奏曲中文艺“解放”的时代旋律,这一解放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艺术创造与欣赏的权利归还给了人民群众,并且让人民群众成为文艺的主角和主体,这就是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人民文艺。传统中国文学里多以王侯将相、才子佳人为主,即使像《精忠传》《水浒传》这样的旧小说里,也“没有种田的农民”;二是用群众的语言和群众熟悉的语言书写变动的时代及时代变动中的人,彻底摒弃自我的呓语和欧化文风,让文艺成为书写社会变动大时代的人民文艺,这是清末民初白话文运动以来最生动、最有力的实践,因为他们的语言都是鲜活的。

“延安讲话”是对中国新文学自身发展的纠偏,是对特定时代条件下文艺发展方向的调整和重新确认。为什么这样说呢?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文学,无论是五四“文学革命”还是“革命文学”,三十年代初的文艺大众化,都没有真正解决文艺同广大工农兵这一新民主主义革命主力军的关系问题,新文学的视阈和对象仅局限在公务人员、知识分子、学生、市民的狭小圈子,因此,新文藝离广大民众的距离越来越远。这一现象在延安文艺界也同样存在。随着一大批文艺家和知识青年来到延安,文艺界“严重地存在着作风不正的东西”,一些人同工农兵结合的思想准备不足,轻视实践、脱离群众、教条主义;一些人热衷空想、空谈,主张艺术脱离政治、艺术高于政治;一些文艺家出现了思想上的“水土不服”,因此,中央决定在整风运动中开展“切实的严肃的”文艺整风。1940年1月,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必须走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道路。他强调:“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该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新民主主义论》)实际上,这已经提出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在“延安讲话”中,毛泽东进一步明确指出,进步文艺要为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大众服务,“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在关于“如何为”人民群众服务的问题上,毛泽东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要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不要“走马看花”,而要“下马看花”。只有这样,才会从心灵深处解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情感问题。

“延安讲话”是科学的、开放的,既有世界性视阈,又有宽广的历史视野。在艺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虽然毛泽东强调了文艺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但他同时又精辟地阐述到:我们要求“政治和艺术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但是,“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在对待外国文化、中国古代文化的问题上,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文化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和优秀的人类文明遗产,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对待传统文化也是同样的道理,必须尊重历史,不能割断历史。

在阅读有关文献时可以感受到,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和探索。1938年10月,在《论新阶段》中,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我特别注意到上面引文中的后一句。这一时期的类似表述,在毛泽东的著作里有很多处,关键词都有“应用”两个字。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个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充分说明了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各种努力与实践。所以说,“延安讲话”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这一根本问题,深刻论述了文艺和生活、文艺和革命斗争、歌颂和暴露、作家的立场等文艺发展的许多问题。是适应时代需要的文艺大众化的意识形态建构,是一种文艺制度和文艺范式的确立,奠定了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方向。

像“小米一样的艺术”

80年后,我们再次重温“延安讲话”精神,重读这一历史事件之后的人民文艺作品,依然能感受到像“小米一样的艺术”(蔡若虹)迸发出的力量和温度,因为这是从土地、从劳动中、从群众生活内部生长起来的文艺之花,带着泥土的芬芳和大地的体温。“延安讲话”后,作家要深入各根据地土改现场、文艺要反映工农兵生活和人民大众进行的解放事业成为一种政治要求。文艺工作者放下架子,纷纷参加土改工作队,深入生活,参与生产劳动,到战斗的前线,文艺观念和文艺立场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此,“古元的道路”、“赵树理方向”,成为贯彻“延安讲话”精神、深入生活的代表和象征。从此,赵树理、丁玲、周立波、孙犁等作家将目光投向土地革命中的农民,《小儿黑结婚》《李有财板话》《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山乡巨变》等作品,成为透视土地革命与农民关系的多棱镜,乡村的风俗画和人的解放相映成趣。在实现政治话语的阐释之外,这一批民族化特色鲜明的作品,写活了一批新鲜的人物形象,这是在旧文学中所看不到的。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和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遂成为乡土文学的两大流派。

1941年,陕甘宁边区美协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讽刺画展”巡回展,吸引了数千观众。画家华君武、张谔、蔡若虹的六十幅批评延安不良现象的画作,引起了巨大反响。在这次引起轰动的漫画展后,毛泽东邀请三位漫画家到家里谈话。这次谈话和延安文艺座谈会使鲁艺美术系教员蔡若虹的思想和创作方向发生了重大转变。从前的讽刺漫画家蔡若虹消失了,一位深入根据地深处挖掘创作素材、着力推动革命群众艺术的美术家蔡若虹出现了。面对火热的边区生活,蔡若虹激动地在日记本上写下:“现代的盘古——用锄头和木刻刀——代替双斧——在黄土高原的脊梁上——生产小米——和小米一样的艺术。”“小米一样的艺术”道出了延安文艺的精神气象。

靠观众的“在场”来完成的戏剧艺术,在抗日救亡初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和运用。据统计,抗战时期产生的1200多部剧作,街头剧占到了100部。中国现代戏剧为了配合民族救亡,从剧场走向广场、走向街头、走向原野,不仅仅是传播载体的位移与变革,而且,它直接带动了戏剧观念和戏剧表现形式的革新。从当时流行的一大批广场戏剧来看,街头剧、活报剧、独幕剧等剧种已成为唤起大众、组织大众的重要艺术形式,如《亡国恨》《八百壮士》《流寇队长》《放下你的鞭子》《死亡线上》《蹂躏与反抗》《撤退赵家庄》《矿工》等救亡剧作就达到了妇孺皆知的程度。

“延安讲话”后,延安被公认为是戏剧民族化最为成功的地区。这一戏剧民族化的思潮,可以看着是对“广场戏剧”和“剧场戏剧”的整合发展。整风中所批评的“唱大戏”风气,就是指戏剧舞台以演出中外名剧为中心而忽视了对大众和现实生活的关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一文艺政策在戏剧实践中最早得以落实,这就是解放区戏剧的民族化运动。从此,各种民间小调、传统戏曲以及地方剧种,如山西梆子、河北梆子、陕北道情、秦腔等,被广泛地发掘利用,使之与现代话剧和歌剧相融会,探索民族戏剧的新形式。不仅产生了融音乐、舞蹈、戏剧为一体的新型广场歌舞剧《兄妹开荒》等,而且创作了被誉为“我国第一部革命现实主义”的大型民族歌剧《白毛女》。该剧就是“吸取了中国戏曲、西方歌劇、现代话剧和新秧歌剧的艺术经验”,所创造出的“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民族歌剧形式”。它的成功,不仅仅是表现形式的创新,更重要的是它的主题的成功,即“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一人的解放主题所包含的象征意味。作为工农兵文艺思潮的产物,《白毛女》成功地整合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阶级的人”的文艺思潮,并以精湛的艺术表达完成了对阶级解放和新社会的诠释。

“延安讲话”以后,现代中国文化传播的“场域”得到了巨大的拓展。自清末民初以来报刊出版、现代社群、大学、影剧院、文艺沙龙等所形成的公共文化空间和文化场域之外,露天剧场、生产现场、战壕、原野、广场、码头、街头等公共文化空间也成为文艺传播的平台和载体,这一新的文化传播场域的形成,加速了大众文化传播和大众文艺生产。同时,“延安讲话”对文艺生产机制的改变,还表现在对文艺家角色身份的悄然置换,从此,延安文艺工作者放下身段,走向群众,深入生活,各类“专门家”成为文艺工作者,打破了以往小说家、诗人、音乐家、画家的“小圈子”。同时,文艺工作者既是文艺创作者,又是战地宣传工作者、农村基层工作者。由此可见,文艺社群的重构,改造文艺形式与改造文艺家的工程同步进行,同向发力。文艺工作者通过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实现了思想认识与立场的巨大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文艺的组织、动员功能得以进一步加强和丰富。

因此,以人民为中心,文艺为人民服务,这是一条从延安出发贯穿新中国文艺史的精神脉络。80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温“延安讲话”精神,就是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引领文艺前进方向。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2014年)以及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精神,自觉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关注时代脉搏,坚守人民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把艺术创造向着亿万人民的伟大奋斗敞开,让艺术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因为,“人民是文艺之母”,“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

责任编辑 阎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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