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帅

1

年关过后，出门人该走了，无论是打工谋生还是求学经商，出门都是一种惆怅和恓惶。

陇右老家贫瘠干旱，靠天吃饭，遇上个灾荒便养活不了肉身，出门也是出路。早些年，出门人有走街串巷当货郎的，有翻山越岭卖山货的，也有走关中当麦客、出河西下苦力的。听老年人讲，过去的出门人全凭一副好脚力，出门一根扁担，回家一担粮食，出门的路上最怕遇到土匪和狼，能平安回家是最大的祈愿。

我记忆中的出门是从父亲开始的。刚包产到户那几年，会木匠手艺的父亲每过完年都要出门搞几个月副业。鸡叫二遍的时候，父亲摸黑看看天气，估摸着镇子上的班车能发。母亲就到厨房里张罗一顿好饭，再煮上几个鸡蛋，我也能分得一个。鸡叫过三遍，母亲给我裹上厚厚的棉袄去送父亲。也是我缠着要去的，我想看那十天半个月才来一趟的大班车。

冬日的后半夜疏星寥落，父亲挑着工具箱和铺盖卷走在前面，我和母亲循着父亲嘴上一闪一闪的烟火星子跟在后面。三个人错乱的脚步声惊起了路边的野鸟，尖叫一声从眼前飞过，吓得人汗毛倒竖。脑海里闪出邻居二伯讲的鬼故事，刚要开口，父亲干咳一声：“走夜路，少说话。”

约莫半个时辰就到了镇子上，停在粮站院子里的大班车已经发动了，在昏暗的灯光下“突突”冒着白烟。

借着手电和马灯的光，出门与送行的人三三两两聚拢在粮站门口，搓着手、跺着脚，重复着一遍又一遍的老话：“出门在外少惹事，遇到事情多忍让”;“路上把行李看管好，防贼娃子着”;“晕车了别吐到公家的车上” ……出门人认真地应承着，不时摸摸自己的口袋，生怕把出门的盘缠掉出来。

那时候，等车的队伍里也有回城上班的干部和工人，他们穿着呢子大衣或军大衣，身上散发的香皂味很是特别。还有胸膛前别着几支钢笔的大学生，许是因为刚离开家的原因，说着说着就抹起了眼窝。

天微微露白，班车开了出来。人们一窝蜂涌上去，为的是抢个靠前或靠窗的座位，防止半路上晕车。司机的助手一边卖票一边把“呢子大衣”和长得好看的女子往前面安排。父亲则爬上车顶和送娃娃的家长帮忙装起了行李。

出门人的行李五花八门，有尼龙袋子、竹篓筐子、木头箱子和坛坛罐罐，有的人还带了鸡禽等活物。那是出门人的全部，里面装着被褥铺盖和挣钱的工具，装着家里人舍不得吃的细粮白面和猪腿肉臊子，还有女人纳的千层底……也算是穷家富路吧！

父亲码好了行李又用麻绳捆了个结实。司机夸赞父亲会干活，“一看就是个匠人，你的行李起票钱免了。”父亲高兴地道谢，揩一把额头的汗水，把省下来的两块钱塞给了母亲。

班车轰鸣着出发了，母亲拽过我小声教育：“我的娃好好念书，长大了考上大学就能坐班车了”。父亲拉开车窗，递出两个鸡蛋：“不听话，长大了就尝尝出门的味道！”

我接过鸡蛋，猛吸流出来的清鼻涕，除了一股上头的清凉，还有鸡蛋的清香和班车冒出来的油烟味。

我想，这可能就是出门的味道吧！

2

几年后，我还在继续着耕读并进的学业，村子里出去打工的年轻人已经不少，发小二娃初中毕业后去了新疆的煤矿打工。

二娃经常给我写信，讲他路过兰州的时候看到了比村里阳屲山还高的楼房;坐上了比小河湾还长的火车。他说，城里到处都是大班车，一毛钱能坐好几站路。煤矿上天天能洗热水澡，休息的时候还能打台球、看录像……我读着二娃的信，眼前现出了一幅美丽的图画……

那几年，每到腊月年跟前，粮站院子里接班车成了一道别样的风景。从班车上走下来的少年抹着头油，穿着夹克衫和喇叭裤，很是时髦。班车的货架上卸下来的东西也很新奇，有录音机、电视机、组合家具等。有本事的年轻人还领回来了烫着卷发头、穿着高跟鞋的城里女子;那高跟鞋踩在粮站院子的水泥地上发出“锵锵锵”的声音，摄人心魄。

我和二娃爹是拉着架子车去的，车上除了几大包新疆特产外，还有一台双卡录音机。二娃穿着皮夹克，蹬着一双翻毛皮鞋，进了村子见人就发烟，抽了纸烟的庄农人直夸二娃有出息。那年过年，二娃家录音机里放的流行歌曲比村头喇叭里的秦腔还响。

我想让二娃带我一起去打工，因为欠着学费让我在学校里抬不起头。二娃告诉我：“矿上的活儿很辛苦也很危险，怕是你干不了。”我不相信？这世上还有比耕田种地更苦更累的活！二娃打开了录音机，放进去一盘磁带——“如果俺发生了意外，就把俺的抚恤金寄给俺爹和俺娘，给他们养老送终吧！”“如果我上不去了，就把钱给我老婆，让她把几个孩子抓养长大。”“我希望我的孩子好好念书，长大了能吃一碗轻松饭，再不要下井挖煤了。”……这是他和几个工友有一次下井遇到危险时留的遗言。我俩都沉默了。

二娃走的那天，他悄悄塞给了我80块钱：“还是好好念书吧！出门下苦的滋味真的不好受。”我眼眶一热，也嘱咐他多保重。

交齐了学费，我的学习变得比以前用功了些。放了寒假，二娃却没有回来。村里人传言：二娃打工的煤矿发生了瓦斯爆炸，二娃被埋到了井里。我不相信，但是看到二娃的爸妈哭着走了新疆，二娃是真的死了！

那年，出事的还有村头老何家的儿子，为了讨工钱被包工头打坏了脑子。刘寡妇家的小女儿在城里当保姆，被人骗去南方失去了音信。还有春节前的一场雪，把没来得及回家的出门人都堵在了半道上，好多人是挑着行李踩着积雪走了几十里的山路回来的。

村子里的大总门前，浪闲的老人不再比谁家的娃娃挣得钱多，谁家的娃娃当得官大。他们骂起了黑心的包工头，骂涨价的化肥和车票，怪怨不争气的老天爷一到过年就下雪，把出门人堵在了外边……

3

我的书终究是没有念成，但“打牛后半截”却也不是我的理想。在农村，考不上学还有一条出路就是当兵。十八岁那年，我报名参了军。

离开家的那天，依旧是黑夜伴着星星。母亲炒了鸡蛋和肉片，父亲送我到车站。那是我第一次坐班车，父亲恳求司机给我安排一个靠窗户的座位，怕我半路上晕车呕吐。上车后，座位却被一位穿西装的男子占了。班车上的人很多，抽烟的、吃干粮的、打听化肥和猪崽价格的、聊国家大事的……很是热闹。我看着窗外远去的村庄和一闪而过的树木、田埂，忘记了占座的不悦，兴奋地感受着颠簸和离开的快乐——多少个日夜的期盼，多少次梦走他乡，我终于离开了穷苦的大山。

突然，前排的老伯一声大喊：“晕车，要吐！”窗户被猛地拉开，一股呕吐物倾喷而出，车子一个颠簸，一股秽物随风甩了进来，洒到西装男的身上，我也跟着沾了光。西装男“刷”地蹦起来，一把扯住老汉的后领：“你他妈的往哪里吐呢？赔老子的衣服。”老伯捂着肚子还在难受地呕着，西装男一记耳光扇在老伯的后脑勺。周围的乘客连忙劝架。

“让他给咱们赔衣服。”西装男瞅着我。“哦，好……好的。”我竟跟着答应了。这时，后排的一位大娘也捂着个布袋子“嗷嗷”呕吐，车厢里弥漫着一股难闻的气味。晕车是会传染的，我的胃开始翻江倒海，赶紧掏出事先准备好的塑料袋捂在嘴上。售票员吼着提醒：“不要吐到车上，吐到车上要洗车哩。”周围的人捂鼻掩面全是嫌弃。好在从车窗灌进来冷风让我的胃暂时平静了下来。

“把窗户关上，冻死人了。”后排有人抱怨。“晕车了就不要坐车，害得大家跟着受冻。”老伯吃力地扳着玻璃，我从后面帮忙推上了窗戶。西装男擦着衣服还在骂骂咧咧：“妈的，老子的衣服是毛料的，知道多少钱吗？”老伯转过身来，颤巍巍地鞠了个躬：“对不起，我六十岁了第一次坐车，给大家添麻烦了。”他说，“我的儿子在工地打工，从架子上摔下来成了残废，老板不管了，我去城里找政府告状去，身上就剩这点钱了。”说着，从怀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零钱和一张医院的诊断书。西装男一把夺过零钱：“真倒霉，这点钱只够老子干洗衣服了”。老伯看着我：“小兄弟，你的衣服怎么办？”我瞬间脸红了：“我……没事，我去当兵，武装部会给我发军装的。”“那就对不住了……”老伯已眼含泪花。我的心里如打碎了五味瓶，不知是什么滋味。

班车驶进了县城，车厢里冰冷而沉闷。我已再无心欣赏外面的风景。下了车，看着老伯背着行李步履蹒跚地消失在人群，心里竟有说不出的难受和恐慌。“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父亲常说的那句老话在耳畔回响。

一晃出门快三十年了，我在部队考了学提了干，也在城里安了家。但那个曾经拼命逃离的故乡，却是每次风雨兼程都想要回去的地方。每一次的归来和离去，都是汗水与泪水烹煮的记忆，其中的酸甜苦辣便是出门的味道。

责任编辑 阎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