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昌

杨文林先生，50多年前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位“尊神”。其实不仅是杨文林，当年集聚于省文联、作协那座楼上的作家们，如我在四五十年前有幸陆续熟识的余斌、于辛田、曹杰、刘传坤、李禾、师日新、张书绅、景风、李老乡、冉丹等，都被我作为“尊神”——也许这集中了自己作为一个文学青年对于文学的痴迷、对于作家的崇敬和对于文学、作家的神秘感。

记得在一个关于我的诗集《黎明集》的研讨会上，杨文林先生曾回忆说：“40年前认识家昌时，他还是一个少年。”是啊，那是上世纪60年代，我还是一个中学生。他与雪犁等几位作家到玉门，玉门油矿的领导安排他们住在原专门用以接待苏联专家的“专家招待所”，我和两个同样爱好文学创作的同学一起，战战兢兢找去请教诗歌创作。杨文林身材魁伟，笑容和蔼，对我们这些文学小青年充满喜爱和热心，是他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再次接触，到了70年代初，当时，以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为由，省上组织一批新老作家创作、编辑、出版了规模逾百万字的一套文学作品集。尽管活动和作品都受到当时政治气候、社会氛围的限制和影响，但从队伍重聚、文笔重拾的意义上说，在寒风未艾、百花凋残的缝隙中，仍成为文学界的一桩喜事盛事。在聚拢文学人才、策划编选作品方面的热心人、实干家杨文林先生，受命作为这件事的具体组织者。当时我受约采访创作玉门市清泉公社白杨河四队科学种田带头人李志岐事迹的报告文学。文稿写成后，即奔省城，给文林先生呈送。他很高兴，我恭恭敬敬递上稿子，他接过去，看着我说：“好，知道你还在爱着文学！”我按他的吩咐，把稿子交给了报告文学的责任编辑刘玉老师。之后，稿子收入报告文学集《风展红旗》。1980年，我被调省委宣传部工作，与文林先生见面的机会多了起来。他很高兴我进了省城，但比起进宣传部，他更希望我去文联、作协搞创作，以至于在1980年7月，省文联为了建立专业文学创作队伍并加强各协会力量，向上级主管部门呈报的《关于报请批准四十二名专业创作人员和增加文联及各协会工作人员的报告》中，我也荣幸进入名单。为此，自己很是暗暗高兴了一阵！虽因那时部里正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拨乱反正，工作紧迫繁重，人手紧缺，未能同意文联的意见，但文林先生和文联、作协其他各位老师的认可和看重令我十分感动。后来一年又一年、十年又十年，看到我虽忙碌于本职工作，但始终没有停止阅读与写作，同时也看到我无论担负什么工作、担任什么职务，一直清醒安守一介书生的底色，他很是欣慰。就在前述那个研讨会上，他特意亲笔书写一诗歌条幅赠予我：“四十年前访玉门，嘉昌迎面问诗径。少年有志成大器，文心政德两明清。最是低调见高怀，上善若水自修身。我愿好风知时节，文人重道官亲民。”肯定和勉励的份量都是很重的。

杨文林先生重视和呵护作家，自然不止于我。在他主政《甘肃文艺》（后改名《飞天》）期间，国内和全省各地各行业的专业、业余作家，都在他的视野内、关心下。在“左”风频吹、风险不断的60年代，他大胆拍板，力邀公刘、高平等遭受过冤错对待、一度被剥夺发表作品权利的著名诗人、作家在刊物上推出新作，重新亮相文坛。他热心相马，对于为刊物写稿的作者中的佼佼者，总是千方百计“网罗”而来，壮大作家、编辑队伍。他与“陇上四君子”即金吉泰、刘志清、张国宏、任国一四位农民作家几十年的浓情交谊，更是成为陇原文坛的佳话。

部队锻炼、社会经验、文艺岗位和中共党员的身份，在杨文林先生身上凝聚为一种自觉的思想政治责任。他胸怀大局，关注社会，有一种虽不着意张扬却也掩饰不住的家国忧喜、人文情怀。这种责任、忧喜、情怀，鲜明地表现在观察、组织、指导文学创作上。一是非常警惕“文革”即极左的遗风对文学的伤害。他总是尽己之力，说服、抵制文坛内外少数思想僵化于“上纲上线”的人对探索于解放思想、革新观念前沿的作家、作品的苛责甚至戴帽子打棍子，保护作品、作家的美学探索和艺术创新。80年代初，我为时任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吴坚作秘书，知悉文林先生在这方面遇事为主动征得吴部长支持做过很多努力。在他支持创办的大型文艺理论刊物《当代文艺思潮》遭遇麻烦时，他不回避、不推责，积极依靠几位老领导为具体办刊的同志挡风遮雨。善待作家、作品，繁荣文学创作，使走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道的共和国有一个堪与匹配的繁荣发展、百花争艳的文学园地，是他的追求。二是非常执着于文学的正确方向，执着于文学创作对时代和人民的诚意与担当。改革开放春风强劲，从经济到社会、从物质到精神一改旧颜，使共和国大地一派勃勃生机，作家艺术创造的手脚获得解放，新的作品竞相涌现。却也有一部分作家在东西南北风中放逐了自己，堕入鄙视理想、亵渎崇高、屏蔽火热现实生活的雾霾。文林先生对此异常痛惜，曾有几次对我说起省内外在这些方面的一些现象，眉头紧锁：“一些人不珍惜时代提供的创作环境，也不珍惜自己的创作才能，偏要走歪道道……”在文联、作协的会上，甚至在他的家乡临洮县的文代会上，他指斥盲目祭拜“千奇百怪的旗帜”，拼凑“乌七八糟的作品”“低级媚俗之作”，批评“玩文学，写隐私，痴迷于卑琐的心路自述，无关人民痛痒”的现象，大声疾呼：甘肃经济欠发达，更需要先进文化振奋精神，甘肃作家应该守住关山，不要盲目羡慕、盲目崇拜，去模仿现在潮流中的东西。要珍爱甘肃文学扎在人民群众的生活之中，扎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土壤之中，扎在国家和民族的精神理想和文学本体的真善美之中的深根，安下心来创作时代和人民需要、对得起时代和人民的好作品。

杨文林先生自身是一位优秀的诗人，出发很早，佳作不断。晚年他变换文笔，侧重推出一系列散文，又以思想厚重、情感饱满、语言极富个人特色而享誉省内外文坛。但是，在甘肃文学界由今上溯60余年中，他更以一位无可替代的热情务实的组织者、领导者受到人们的称道与尊重。编辑刊物是一项业务工作，具体、辛苦甚至单调乏味。即使“做官”当主编，其“官态”“官相”“官思”“官话”，还是具体又具体地约稿选稿审稿改稿，比起其他只分工负责一部分稿件的编辑人员，主编反倒是要下更多力吃更多苦，要对全部稿件负责。文林先生乐此不疲，甘之如饴，一干几十年，且吟诗曰：“园丁无名亦无悔，望中新栽摩青天”。每次在编辑部看见他，他总是埋头在稿子里，标配是一杯看去似乎只塞满茶叶而没有水的浓茶。从《红旗手》到《甘肃文艺》再到《飞天》，用几个比喻说，文林先生是领航员、驾驶员，带领编辑部一班人跋涉前行;又是主心骨、压舱石，稳定凝聚编辑部一班人坚定信心，守护文学。风风雨雨、顺逆甘苦中，刊物能够坚持办下来，质量不断提升，影响越来越大，应当说他是“居功至伟”的。关于他执着于推动刊物出新升级，我亲遇一事：1980年全省第二次文代会召开期间，一天，文林先生在宾馆找到我和赵叔铭、何生祖等几个酒泉地区的代表，说服我们“让名”，即将《飞天》的刊名让给《甘肃文艺》。他从全国文艺形势、刊物态势到我省文艺事业加速繁荣发展的喜人又催人的现状，说到作为省级文学刊物的《甘肃文艺》必须革新改版、提质升级，而改刊名则是具有提领意义的举措。《飞天》一名是经文联、作协和编辑部大家反复研讨认定的，希望酒泉同志从大局出发，发扬风格，让这个好刊名在更高层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说实话，起初我们坚决不同意。在地委及有关部门支持下创办文艺刊物，是改革开放后酒泉地区文艺事业开启新局面的标志性大事，而刊名《飞天》则是我们这一群创办人费尽心思根据敦煌文化圣地坐落酒泉地区这一文化优势而确定，郑重请常书鸿先生亲笔题写的。“飞天”它所象征和呼唤的那种艺术的高蹈的气质、厚重的底蕴，是我们对于优秀传统敦煌文化的理解和对于新时期文化创造的期许啊！是夜，文林先生一番长话，严肃又亲近、急切又耐心、明理又动情。当然，最后我们还是愉快地按文林先生所表述的省文联、作协特别是他本人的意见办了，我们知道他说的没错，比之一个地区的刊物，省级文学刊物使用这一刊名，会使这一刊名的意蕴得到更高更广的发扬，也更有利于在全国亮明甘肃的标识。记得之后强忍一番失落，我们立即连夜讨论，讓出刊名后，我们的刊物该叫什么？结论是：《阳关》！大家说：阳关也在酒泉地区;阳关也有国家级乃至丝绸之路级的知名度;《阳关》也有深厚意蕴甚至更像一个大型文学刊物！这当然是我们几个不无自我安慰的理由了。而之后我们是真心地关注到改变刊名之后的省级《飞天》，在文林先生和编辑部的齐心努力下，通过增加篇幅扩大容量，丰富内容增加份量，革新设计美化版面，大大提升了品位，以一个面貌一新的128页的大型文学月刊，卓立于全国文学刊物之林！文林先生不光忙碌刊物，由于他在文联、作协的各种职务越来越多，更由于像文联、作协大家说的他“爱操心、爱揽事”的强烈责任感和事业心，所以正如他自己说的，编刊物、办笔会、建宿舍、跑经费、要编制，甚至楼宇供水、住宅安电话等等，一切与文联、作协、刊物公私有关的事，他都去帮忙，而且为自己从事的工作陶醉。就这样陶醉了几十年。晚年，甘肃省委、省政府表彰他长期以来参与、组织、创造、奉献于甘肃当代文学的功绩，授予他“甘肃省文艺终身成就奖”，可谓实至名归。

呜呼！文林先生远逝已届五载。作为优秀的诗人、作家，甘肃文学界爱戴的老领导，我心目中的文学“尊神”，先生在工作和创作中所奉献出的热力与高风，于我心中，引发着长久的感念。

责任编辑 阎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