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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绝一代”的丁宝桢

2022-07-08厐思纯

晚晴 2022年6期
关键词:做官

文 厐思纯

在中国近代史上,丁宝桢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沈葆桢等人齐为“中兴名臣”。在任山东巡抚及四川总督时,丁宝桢面对内忧外患、国势日蹙、政治黑暗、乱象迭起的社会现实,始终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兴修水利,整顿吏治,兴办洋务,体恤民困。时人对丁宝桢的清风亮节推崇备至,赞其为操守“清绝一世”的“中兴名臣”。

家世家风

丁宝桢祖籍江西抚州,乾隆年间,其高祖丁福汉来黔经商,行经平远州(今织金县)牛场时,被其山水吸引,见民风淳朴,便落籍当地。

丁福汉虽是生意人,但注重儿女的启蒙教育。他购置书籍,严格要求儿女“少而学之”“壮而行之”,并将“学而优则仕”作为奋斗的目标。在其影响下,儿子公俊考中秀才,成为丁氏入黔的由商入学的转型。公俊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重视家教家风的传承,并以一诗作为家规,以此训诫儿女。其诗曰:“人非圣贤无高下,世代忠良不可差。读书耕田不误时,精忠报国品自嘉。廉洁奉公身高洁,尊老爱幼在天涯。一旦蒙恩受命时,不负朝廷不负家。”其后,其子必荣出任四川昭化县知县,其孙世棻担任贵州镇远教谕。其曾孙宝桢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乡试中举。十年后再试文场,中癸丑科进士,二甲二十二名。其后历官岳州知府、长沙知府、山东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官至四川总督。

圣贤之教

一个人的思想理念及人格操守的形成与其早年的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丁宝桢不外于此。中国的古代教育,旨在培养士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丁宝桢饱读经史,受孟子的“民本”思想影响最深。孟子主张行“仁政”而王天下,实行以民为本的“王道”,鼓吹“民贵君轻”的思想。其思想内核是“省刑罚,薄税敛”,使民有“恒产”,“养生送死无憾”。孟子曾告诉齐宣王:“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换言之,就是真正爱人民的君王,他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因此要求君王去爱人民、去争取人民,要“乐民之乐,忧民之忧”,而且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孟子的这些思想深深地影响着丁宝桢的心志,无疑为其今后治世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事实证明,在其后的宦途中,丁宝桢始终秉持着爱民、保民、养民、恤民的“民本”思想,为自己的人生书写了光辉的篇章。

丁宝桢身处外侮日深、内乱不止的晚清末年。面对内忧外患、国势日蹙、政治黑暗、乱象迭起的社会现实,他始终秉持着救敝起衰的理念,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在为政的四十三年间,他以兴修水利,诛杀宦逆,整饬吏治,兴办洋务最为著名,对国家的贡献最大。时人对丁宝桢刚直不阿的官风及清风亮节的操守推崇备至,称其“严刚有威、清绝一世”。

官之本,救敝起衰

光绪二年(1876 年),丁宝桢的幕僚兼好友薛福保(薛福成之弟)被举荐为浙江同知。在与薛福保相交的十年中,丁宝桢十分赏识这位志行高洁、才识闳通、器局渊深、见识明快的朋友。丁宝桢向朝廷举荐了这个“体用兼赅,伟略济时”的人才,他深知薛福保虽然学识渊博,雄才大略,然而生不逢时,默默无闻。他希望薛福保振作起来,倾其所学,造福黎民,救敝起衰。在《送薛季怀之浙序》中,丁宝桢这么说道:“今吏治纷然糜杂:便捷者为才华,依阿者为练达,纵恣者为阔大,粉饰者为精明。”正是这些溜须拍马、钻营取巧之辈充斥要津,才造成“瓦釜雷鸣,黄钟毁弃”令人丧气的社会现实。尽管如此,丁宝桢还是告诫薛福保不要灰心丧气,要洁身自好,有所作为。他说:“且丰草蔽谷,幽兰自芳;举世混沌,清士乃见……藉此官势,作德于民。”谈到做官的目的时,丁宝桢引用了孔子的“学而优则仕”和孟子的“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希望薛福保“出其所学,以救敝而起衰”,因为“贤人进,则民生遂”。其话直接了当,那就是只要有了好官、清官,黎民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

为政穷乡,亦有作为

在光绪九年(1883 年)的家书中,丁宝桢对做官的目的表述得更加深刻。他对出任山西蒲州知府的长子丁体常语重心长地说道:“做官只是以爱民养民为第一要事,即所谓报国者亦不外此。盖民为国本,培养民气就是培养国脉。得民心乐,民气和则不乱,而国家于以平康,此即报国也。尔以后务时时体察此言,立心照办,不使一事不可对民,一念不可对民。凡有害民者,必尽力除之;有利于民者,必实心谋之。我自尽其心,而百姓爱戴不忘,甚可感也!”他告诫丁体常要刻苦做好官,行好事。

对于儿子丁体常在蒲州做官,丁宝桢认为即令在穷乡苦地,仍大有可为。他在信中这么写道:“此缺(蒲州知府)山西均谓为苦缺,然自我视之仍为优。”他指出“盖人之所以称为苦,为其出息少(钱粮税收少)。试问做官系何事,而可以出息之有无多少为心乎?地方虽苦,苦于无钱耳,是苦在官,而百姓之性命身家则皆待尔以安。尔自为苦,则必剥民为自奉,是尔之苦,实不为苦,而百姓则苦中苦矣!”因此,丁宝桢期望儿子吃苦耐劳,为民谋利。他接着说:“大凡官为民兴利,能得一分即是一分,不必事事做到十分也。”他又说:“年轻人做官,须求吃苦耐劳,时时以百姓为心。”“只要有饭吃,便可做官”,希望体常“要认真实力办事。如现在之招垦发钱,须求滴滴到百姓身上,使民沾实惠,钱不虚糜,方为尽职”。

走访基层,查办民蠹

丁宝桢认为一个好官,必须了解民情,走访基层。为此,他叮嘱丁体常要“常常下乡”,不要招摇炫耀,要“以一车两马,周流于所属六县之间。遇绅耆则问以利弊,遇农夫则告以力作,遇匪棍则治以严刑,遇词讼则予以审理。随处随问,随问随结。如此行之半年,而民不怀德,官不上进者,未之有也。尔其勉之!”

丁宝桢奏折

在对家人和下属的问题上,丁宝桢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告诫儿子对此要严加管束家人和下属。他说:“家人、书吏,皆民之蠹,当严加管束,毋使扰民,尤为重要……现在民间正当征收秋粮之际,尔可札行所属各州县,务须查照向来定章,征收不得浮收多取,亦不准任听书差需索……体恤商情,总以严察家人、关吏、书差为第一要义,要严管若辈。”

对于那些扰民、坑民、敲诈勒索之人,丁宝桢更是视之若仇。他训示体常:“严禁捐勒、需索、搐诈、卖放等弊。逐一大张告示,实贴关税门前,俾众共知。并谕各商人,如有此弊,准其随时喊禀,立即严究……重则重办,轻则当堂笞责……没有搐索得赃者,立即究返,当堂发还商人,不迁延时刻。如此,则举国皆知法令森严,不得轻犯。而商人得以喊禀,遂即得理更可直言无隐;而管关之书吏、家人等,亦自能知所畏惧矣。”希望儿子对待“地方公事,务须力矢清勤,不可废弛”。

清廉自守,尤重表率

谈到做官的修养,丁宝桢认为一个称职的好官,必须“明习当时之务,又好读书,稽古以充之,见闻日益广,持守日益定,才识日益闳,其所谓明体达用者也”。他认为要防腐拒腐,首先得远离腐蚀,洁身自好,“须少交接少游宴。除上衙门外,仍以终日闭户读书、写字、作文、赋诗为好。”

对于当时官场流行的不正之风,如过节祝寿送礼金及每季下级向上司孝敬的钱财等陋规,丁宝桢均认为是腐败现象,必须予以抵制。他曾告诫体常:“凡一切节寿季规,万不可受。况山西迭遭大祲(指光绪二年至三年的大旱灾),人民流离,惨目伤心。尔应亟思,有以抚慰之。若收受陋规,则无以自问,又何以对人?且州县送礼陋规,无非取之于民。尔取州县之一,州县则取民之十。试思大灾之后,尚忍如此伤天害理虐民之事乎?午夜扪心,当必矍然惧天。尔当于利之一字,斩断根株,立意做一清白官,而后人则受无穷之福。”

他训诫体常,要“夙寤晨兴,忧劳百姓,受辱不惊,受宠若惊,居安思危,在乐忘忧”,要把宦海的浮沉和个人的得失看得淡漠,对自己的人格和清操却要看重。他如是说:“我之做官,志在君民,他无所问。官可被参而罢黜,断不可依阿以从俗,而自坏身心,贻羞后世也!”

时人著作的描述

陈夔龙是丁宝桢的侄女婿,又当过他的幕僚,平时与他接触最多,对他的清风亮节了解最深。在其《梦蕉亭杂记》中,陈夔龙生动地描述了丁宝桢对国家无私奉献,对属僚廉刚有威,对奸佞疾恶如仇,对人民体恤仁慈,以及自己决不以权谋私,中饱私囊,甘愿一清如水的高尚品质。

丁宝桢每月的俸银既要养活一家老小,还得支付幕僚和府中仆役的薪金。丁宝桢轻金重义,珍视友情,对于亲戚故旧“所识穷乏希冀恩泽者”,均能倾囊相助。他不仅赞助过贵州上京赶考的举子,还对故乡公益事业出过财力。光绪二年(1876年),得知贵阳阳明祠年久失修,丁宝桢捐银三千两予以修缮;在山东任上,闻知家乡遭遇荒年,他随即拨款二万五千两银款予以支持;光绪十年(1884 年),又从四川捐银三千两,资助家乡修学宫、办义学。正是这种“心系天下”的古道侠肠,常把自己陷入清贫困窘的境地。丁宝桢督川时,曾经推行过盐务改革,“官运商销法”给国家增加了数百万两银款,然而自己从不损公肥私,中饱私囊。正因为他有如此的“清操”,李鸿章称他“两袖清风,一无所有”。时人赞其“清风亮节,冠绝一时”。

在《梦蕉亭杂记》中,陈夔龙记述了最能体现丁宝桢“两袖清风,一无所有”的三件事:

一是丁宝桢任四川总督时,曾准备一个衣箧,打上封条,每当窘迫时,就派人送去典当救急,待养廉金发放后赎回。二是陈夔龙曾见厨役出言不逊地向丁宝桢索讨欠薪。对此,丁宝桢虽然十分气恼,但因一时无钱支付,只好任其无礼放肆。三是丁宝桢逝世时,“身后一棺萧然,几不能自给”。

正是由于丁宝桢清风亮节的人格魅力和爱憎分明的为官之道,才使他的幕府聚集着一批中国近代史上的精英,他们之中有外交家、散文家、改良主义,有科学家、水利专家、军械制造家,他们是未来中国的希望,是改革的先锋……值得一提的是,在丁宝桢的谆谆教导下,丁体常一生清廉自守,忧国忧民,最终成为晚清政坛上颇有清名的大吏。丁体常曾言:“吾父之高勋伟略,诚不敢望希万一,而其清风亮节,虽未之逮,窃有其志。”

丁宝桢生处江河日下、国势颓微的清朝末年,面对“天下贪官,甚于强盗;衙门污吏,无异虎狼”的黑暗现实,作为一个封疆大臣,能出淤泥而不染,“以天下为忧,而未以位为乐”。他一生清正廉洁,其为官之道凝聚着儒家的“保民、养民、教民”的光辉思想。这不仅是其思想可贵之处,而且具有深刻的现实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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