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正栓 张 丹

引言

古今中外，译无定论。翻译的标准与方法也历来莫衷一是，各国译者都自有标准。然而，任何翻译标准都无法做到普遍适用。译者从属于社会，是社会关系中的一环，不可避免地受到译者所在国家的意识形态、译入语国家的意识形态、其他外部环境以及译者对事物的认知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决定了译者在翻译中会运用多种不同的翻译标准与方法。也正因为如此，原文才会产生多种形式的译文，而译文也才会有恰当与不恰当之分。不过，虽然译者的翻译标准及翻译方法可能存在差异，但可以确定的是，译者的翻译实践都会或多或少地受到翻译伦理的影响与制约。因此，我们认为，翻译伦理、译者伦理和译者行为三者关系密切，应受到学界的普遍重视。正确的翻译伦理观不仅能够指导译者准确译介并合理翻译，还可以保证翻译伦理研究更深、更远地发展（王大智，2009：61）。

1984 年，法国学者贝尔曼首次提出了“翻译伦理”的概念，并指出翻译研究应当注重研究翻译历史、翻译伦理和翻译分析（Berman，1984：23）。他认为译者行为应追求异化，尊重并突出其差异是译者应秉持的翻译伦理（Berman，2000：285-286）。在他看来，译者具有创造力的主体属性决定了译者的权利应得到尊重（Berman，1995：93）。他的主张客观辩证，既强调尊重原作和保持原作风格，又允许译者拥有自己的表达方式和特色——无论如何译者的介入都是不可避免的，只是程度不同罢了。贝尔曼的理论成果拓宽了翻译的研究范围，从翻译的价值层面深入研究翻译问题，成为翻译伦理转向的重要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