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近年来，长生生物强制退市(2018)、中安消借壳欺诈(2019)、獐子岛财务造假(2020)等重大违法违规事件频发，引发了学术界和管理层的广泛关注。为避免企业违规，维护市场秩序，证监会、交易所等机构近年来不断扩大监管处罚的政策力度和执法强度，表1对相关行政处罚情况做出了统计。

“奉上谕：前据特依顺保奏酌拟沿边巡查会哨章程，当降旨著苏清阿于到伊犁后会同体察情形，悉心妥议。兹据特依顺保等会议覆奏：意见相同，请按照原奏章程办理。并据称：各边卡伦相去窎远，中间旧设瞭墩间有坍损，不足以资守望。各卡马匹向系散牧荒滩，难以固守，请饬令各卡修理马圈，朝放暮收，加意堤防。将各卡兵丁轮流坐守，不许刻离，见有贼迹立即禀报，如各卡官兵稍有疏懈，立予严惩……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00年版，第39册《道光朝上谕档》，第498～499页。

学术界近年来也开始从外部监管环境与企业内部特征出发对违规诱因展开深层探讨。前者主要包括监管成本与被罚概率，后者主要包括公司战略、管理层权力、管理者多重身份等。但是，关于曾经受罚企业能否在后期杜绝或减少违规再犯，即监管处罚政策的有效性评价的研究却相对较少，导致监管处罚与违规再犯之间的关系仍不清晰。在近年来监管改革不断升级背景下，这一关系评价更突显理论价值。

所谓多元化参与：除了我们自己的党支部、党员等，吸收街道、社区、居委会、派出所等多家单位参与服务管理，作为我们的辅助平台，协助我们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