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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农民需求导向型”的农民教育

2022-07-08曾俊霞

农民科技培训 2022年7期
关键词:培育机构农民

曾俊霞

乡村振兴,人才振兴是关键;人才振兴,高素质农民是主体。高素质农民作为农业先进生产力代表,是乡村人才队伍的主成分,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和乡村振兴的中流砥柱。目前我国高素质农民队伍总量已经达到1700万,对支撑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农民培育工作取得突出成绩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其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政府供给驱动型”的农民培育还无法全面满足高素质农民的教育培训需求,政府供给与农民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的错位。为了进一步提高农民教育培训的质量和效率,有力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步伐,需建立“农民需求导向型”的农民教育。

一、建立农民需求表达机制和信息收集机制

建立“农民需求导向型”的农民教育,首要就是建立农民需求表达和信息收集机制。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不同产业、不同业态、不同类型、不同地区的高素质农民培育需求差异很大,他们对培育课程、师资配给以及后期支持等方面的需求存在较大差异。虽然很多培训组织也比较重视农民的需求调查,采用一些随机方式获得农民培训需求,但是由于没有建立制度化、常态化的农民培育需求表达机制,也没有建立稳定、有效的信息收集、反馈机制,仍然无法准确、全面、动态地反映农民的需求变化。因此,就可能同时出现“培育不足”和“培育过度”现象,真正需要培育的农民或真正需要培育的内容培育不足,而不需要培育的农民或对农民价值不大的培育内容又被反复培育,造成了培育资源的浪费。未来,应当把农民需求表达和信息收集机制作为农民教育培训机制中的首要和必要环节,通过便捷的电子工具、简单的问卷调查掌握受训农民的普遍培训需求,通过深入的实地调查、灵活的个人访谈掌握不同类型农民的差异培训需求,最大限度地满足普遍需求和差异需求,提高农民培育政府供给和农民需求的吻合度。

二、遵循农民教育的基本规律

农民教育培训必须遵循农民教育的基本规律,充分考虑农民群体的特殊需求,突出实践育人特点。农民教育基本规律既体现农业教育的实践性、技术性和综合性,也充分体现成人教育所面临的自愿性、差异性和实用性等特征。当前,随着信息化、网络化的发展,以及疫情的影响,线上培训逐渐增多。虽然线上培训突破了培训的地域、时间、师资等限制,极大地丰富了培训形式和内容,但是农民教育培训仍然应当以线下培育为主,并且是以线下实践培育为主。通过农民实践培育,可以让农民培育从“听起来很复杂”转变到“做起来很容易”,同时将培训中的学习、交流平台有效延伸到培训后的合作、互助平臺,提高培育质量和成果转化。

三、注重农民学员的溢出效应

农民教育培训中的溢出效应非常明显,学员既是培训的接收者、受益者,也是培训链条中的传播者、施训者,通过他们的再传播,增大了培训人群受益面,扩大了培训总效果。实践表明,在正式培训之外,农民采用新科技成果的一大途径就是模仿。大多数农民都信奉“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当他们看到周围有人使用了新技术或新模式,并且获得了稳定的经济收入时,他们才会突破自己的原有技术或模式,放心大胆地模仿别人。从农民到农民的培训,基于完全的自愿原则,农民参观学习、成果转化的积极性更高,不仅节约了公共培训成本,也扩大了培训总产出。因此,农民教育培训应更加重视农民学员的溢出效应,不能仅仅停留在个别优秀学员的典型示范上,而要充分发挥学员的中介作用,积极拓展培训传播链条的延伸,探索有效的传播模式并加以推广。此外,从师资角度出发,要有力挖掘适合的农民学员持续地加入农民培育师资队伍,并在保障待遇、师资培训、职称评定、社会声誉上全面提升岗位吸引力。

四、建立以农民满意为核心的评价指标

农民教育培训效果评价指标,应当坚持以农民满意为核心,获取农民对培育效果的真实评价,以农民满意为目标持续改进培育工作。农民培育效果评价首先建立在科学、系统并富有操作性的评价指标体系之上,突出农民评价比重,规范评价环节,避免评价流于形式。在评价分析中,应引入第三方评价机构,客观考量培育机构的综合质量、培育老师的授课效果、培育组织部门的管理服务等。现有的农民培训满意度调查,由于一些硬性条件的限制,很容易出现评价形式达标的问题,评价结果也仅做纸面参考,导致农民参与评价、表达意见的积极性不高。农民培训评价结果不能简单地停留在纸上或网上,应依据农民评价结果给予培育利益主体相应的激励,将农民评价结果与相关利益主体紧密相连,尤其是要将培育机构和培育师资的选择权交给农民,形成对利益主体的实质约束,真正满足农民的培育需求。

五、给予基层培育机构更多激励和支持

建立“农民需求导向型”的农民教育,还需要给予最接近农民、最了解农民需求的基层培育机构更多的激励和支持。基层培育机构更加了解本地不同产业发展类型、不同层次的农民的培训需求,但他们能掌握和协调的培育资源少,有时为了完成计划的考核时间、数量要求,只能降低培训质量,出现培训“上热下冷”的困境;基层培育机构更加清楚本地农民参加不同培训实施机构的培育效果,但对培训实施机构的建议权小,出现培训供给质量下降。基层培育机构承担了一线培育任务,需要给他们更多的激励和支持,激发他们更多的主观能动性,从而更多满足农民的培育需求。在培训项目、时间、类型、评价等方面,让基层培育机构可以更多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加以灵活选择,不能过多地套上条条框框;更不能为了满足项目评估要求、财务要求而使得农民培育效果打折;鼓励基层培育机构勇于培育创新,为基层自发的培育创新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改革基层培育工作的评价指标,从培育数量转向培育质量,给予基层人才培养工作更加合理、更富现实的评价周期,提高基层培育工作质量。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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