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浩月

信报箱许久没有收到稿费单了，绿色的、长方形的、上面盖着邮戳的那种。以往收到后，我会带着女儿去两公里外的邮电所，把她放在膝头，等待工作人员，把稿费取出来。那会儿她才四五岁，邮电所兑付汇款單的阿姨都知道她有一个靠稿费生活的爸爸。

说来难以置信，我怎么成了靠稿费生活的人呢？这在年轻时是想都不敢想的事。那时候觉得，只有鲁迅这样的人物，才能有充足的稿费活下去并且活得很好，而像我这样给报刊投稿并日夜盼着文章刊出的文学爱好者，能偶尔收到一张稿费单就很满足了。

不过，我的第一张稿费单，来自于电台。当那张绿色的纸片拿在手里时，没有想象中那么激动：一是因为电台播出的文章，从收音机里传出后，便消失于空气中了，不像报刊那样，可以对应着印刷出来的文字，证实你的劳动果实；二是稿费只有两元，我在邮局门口徘徊了许久，不好意思进去取。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的工资每月是80元，两元的稿费，也约等于一天的薪水啦。等到电台的稿费单积攒了五六张的时候，我把它们取了出来，买了几整版8分钱的邮票，剩下的钱，请我的同事好友们在医院大桥旁边的小饭馆里，开心地吃喝了一顿，他们（包括我自己）都觉得稿费是意外之财，用它请客吃饭天经地义。

20世纪90年代末期，我在小城镇政府当通讯员，给小城的报纸提供新闻稿和副刊文章，稿费统计在一个本子上，每个月到了日子，自己拿笔去画钩，然后到财务室支取。小城报纸的编辑们，经常在我取了稿费后，盛情邀请我等他们下班玩两把麻将，牌艺不精的我经常把一个月的稿费都输了。

跨入2000年的时候，我的稿费单已经开始从全国各地纷纷飘向小城了，或是这个缘故，北京一家文化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我向沈从文学习，勇敢地当了一名“北漂”，“流浪”在北京的网站、报纸、杂志编辑部，做采编工作的同时也开始更大量地写作。“长安居，大不易”，好在稿费一直还不错。

前几天，北京有家媒体庆祝自己成立18周年，想了想，从创刊时成为他们的作者，我给包括这家报纸在内的太多媒体，写了18年甚至20多年的文章。从2000年到2008年，大概是都市报的黄金时代，也是副刊专栏最红火的时代，我赶上了这波“风口”，在2005年的前后两三年，最多曾同时在七八家报刊开设专栏，那时是我稿费最多的时候。

最近几年，稿费都通过银行转账的形式发放了，有的能收到短信“叮”的一声通知，有的无声无息地到达。去邮局取稿费这种带有仪式感的事情，已经许久没有去做了。家附近的那个邮局，多年未去，假若我带已经上小学六年级的女儿再去闲逛，不知道那位阿姨是否还在岗位上，是不是还记得那个总坐在爸爸膝头向柜台里好奇张望的小姑娘。

（摘自“今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