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璐

“看不见”的下水道，关系着整个城市的命运。19世纪中叶的伦敦，排水系统极为简陋，只能用于处理地表存水。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进入巅峰，伦敦城市人口急速膨胀，与繁荣同步而来的是城市卫生的脏乱差，狭窄的街道污水横流、垃圾如山。人类排泄物也被倒入老旧的地下排水管，连接到伦敦的河流。曾经河水清澈、波光荡漾的泰晤士河成了整个城市的“化粪坑”，伦敦城臭气熏天。

与肮脏的环境相伴而生的是疾病横行。1832年，霍乱第一次在伦敦暴发，造成5000余人死亡。霍乱最初的症状是严重腹泻，接下来会出现严重脱水，进而导致脏器衰竭，皮肤变为青灰色，病人通常在48小时后死亡。受害者人数众多，以致墓地供不应求，尸体停放数周也难得掩埋。更为致命的是，在当时，疾病的细菌理论还没有被发现，没有人知道这个疾病因何而来，为何传播。最初，卫生官员和大部分医生普遍认为：“是笼罩都市天空的臭气（瘴气），散播了疾病。”于是，除臭行动轰轰烈烈展开，政府甚至下令冲刷下水道以减少臭气滋生。积攒了数年之久的污垢，被冲到泰晤士河里，但这一做法却适得其反，供水公司的水源——泰晤士河的水质因此变得更差，霍乱引发的死亡人数持续增加。

最先以事实为依据置疑“瘴气理论”的是麻醉师约翰·斯诺（John Snow）。他观察霍乱患者症状后，发现霍乱袭击的是肠道，而呼吸系统基本不受影响。他又注意到同一街道两侧，人们呼吸相同的空气，但发病率却差异显著。

1853-1854年，霍乱疫情第三次在伦敦暴发。斯诺又冒着被传染的風险，亲自走访当时霍乱病例的集中地——伦敦布劳德大街。他与当地居民交流，全面仔细调查人们的生活起居、饮食习惯、卫生行为。他发现这些患者都饮用了来自布劳德大街公共汲水筒的水。他把死亡病例的位置在地图上逐一标注，这就是著名的“斯诺的霍乱地图”。这一开创性的可视化数据证实，最接近布劳德大街汲水筒的死亡率最高，论证了“霍乱是由饮水传染的疾病”这一观点。

斯诺把情况报告给卫生官员，却遭到了驳回。当局迷信于“瘴气理论”，并不接受斯诺的科学论断。但庆幸的是，在他的主导下，布劳德大街汲水筒的把手被拆除，水源被封闭。他教导大家将水煮沸后饮用。几天后，疫情就从这一街区消失了。

而今，约翰·斯诺被认为是流行病学的先驱人物，他首次使用空间统计的方法来研究疾病传播，但在当时，他的思想超前于时代，他的理论并没有被大家接受。

与斯诺一样，坚持实地探访调研的还有一个工程师——约瑟夫·巴瑟杰（Joseph Bazalgette）。虽然不清楚水源与霍乱之间的关系，但是巴瑟杰认为：“不顾公共卫生，我们比野兽也好不到哪里去。”他将多年的心血致力于伦敦下水道系统的改造。

与斯诺的遭遇相似的是，巴慧杰的工程方案被议会一再拖延，历时7年，他前后5次修改方案，仍未通过审查。直到1858年发生了伦敦“大恶臭”事件。高温天气使得泰晤士河水蒸发、水位下降，河中恶臭弥漫伦敦。在民众和恶臭的共同压力下，政府只用18天就通过了巴瑟杰项目动工所需的所有法律草案。

1859年，伦敦开始了对供水和排水系统的大规模改造，由地面开放式排污，改为封闭式地下管道排污，饮用水和污水分开管理。到1865年，工程接近完工之时，臭气从伦敦上空消失了。就在人们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之时，1866年夏天，霍乱又一次袭击了伦敦。但这次霍乱只暴发在“穷人集中”的伦敦东区，这里新的下水道工程还没完全启动。曾经阅读过斯诺文章的研究者发现，疫区的许多水池都被霍乱患者的排泄物所污染。停止供应脏水时，霍乱也就立即停止。这次霍乱，也是伦敦历史上最后一次霍乱。人们终于意识到霍乱与清洁水源之间的关系，而此时，斯诺已经过世8年。

1883年，德国医生罗伯特·科赫发现了霍乱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烈性肠道传染病，可通过水源、食物等途径传播，霍乱的病因终被破解。在应对霍乱的过程中，因为坚信错误的“瘴气理论”而打造的伦敦地下水工程，其首要目的本是消除恶臭，但它真正拯救伦敦百万居民的却是“饮用水、污水分开”的设计思路。伦敦的下水道工程，在城市卫生治理史上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之后，为世界其他城市所效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