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禾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北洋政府也顺势接管清朝留下来的偌大国库。据说，民国官员入库盘查时，京城银库里只剩下孤零零的几个银锭，可见晚清财政极为支绌。这令人不禁疑惑：清朝再腐朽落后，怎会在灭亡之时落得如此境地？清朝灭亡的最后一刻，腰包里究竟还有多少钱？清朝灭亡后，这些钱又去哪了？

入不敷出的晚清国库

1912年4月27日，民国新任财政总长熊希龄要求各地如实上报一年的开支和债务数。与此同时，他对全国的财政状况做了一个估算：宣统三年岁入2.97亿两，但岁出3.5亿两，入不敷出5300万两，再加上之前的各种“旧账”，这一年累积的财政亏空达2.6亿两之巨额，而外债也还有20亿两待偿还。

我们先把时针拨回到清帝退位前，清朝国库由三大库藏组成，即银库、缎匹库和颜料库，合称“户部三库”。其中，当属银库最为重要，“为天下财赋总汇”。全国各省每年所交的盐课和关税，全部入于户部银库，而田赋和各项杂赋，在预留下本省官员俸禄和驻军兵饷的开支后，剩下的全都运送进京，供中央政府度支，谓之“京饷”。这些上交给中央的各项税款，便是银库收入的主要来源。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前，银库的开支主要在兵饷拨款、王公百官的俸禄和养廉银、京城各衙门的办公费、各项采办及祭祀筵宴费、科考教育费、修缮建造费等方面。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开支项目逐年增加，在以前的基础上，又新增了战争赔款、海防及各省军防用需、关税经费等。尤其在兵饷上，开支巨大。光绪十六年（1890），兵饷岁支共达4035万两，光这一项就超过乾隆年间每年常例开支的总数。

从甲午战争至清亡，不仅军费浩繁、赔款数额巨大，由于筹办新政、训练新军、兴办教育及巡警事务等，支出更是大量增加，中央库存所剩无几。甲午战争前，财政形势较好，但中央户部存银也不过1000万两左右;甲午以后，朝廷开支大增，财政经常入不敷出，只好“百计罗掘”，从各个方面开源节流。例如以“捐”的名义公开向广大百姓加征税款，称“厘捐”;降低官员俸禄标准、裁减地方官的养廉银，造成清代官员“俸禄之薄，亘古未有”;大举外债以求运转，1900年到1911年，除开由庚子赔款等赔款转化而来的外债数额外，清政府举借的外债数量高达3.4亿两，其中铁路借款占76.86%、财政军火借款占14.66%。

除了以上这些举措，清政府在覆灭前夕，也在无可奈何之下动用了皇室的“私房钱”来补充国库亏空。皇帝有“私房钱”，在历史上并不是秘密。早在西汉时期，14岁以下未成年人每年交的23文人头税里，20文都是归皇家的，此时国家藏库与皇家藏库已有了明确区分。宋太祖赵匡胤则设立了封桩库，存放应对突发事件的国家储备金，后来逐渐变了性质，成为皇帝自己的小金库。到了清朝，康熙帝在紫禁城东华门设立“内库”，与户部银库所代表的“外库”相对。“内库”打着“备闭城日用，永远不动”的准备金名号，存放着皇家的私银百余万两，由内务府管理，户部无权干涉，这笔财产，也被称为“内帑银”。

武昌起义爆发后，民军所占据的各省，素来都是朝廷财税收入的重地，尤其是江浙、上海、广东一带。朝廷一方面为平定战乱而消耗与日俱增，另一方面又因各地战乱而财税锐减，此消彼长，拮据顿现。在国库日绌的情况下，中央官员自然打起了动用“内帑银”的算盘。

1911年9月12日，度支部副大臣邵英就说：“闻内帑尚有存储，第讨领不易。不知将来能办到否？”五天后，隆裕太后召见摄政王、阁臣以及亲贵，流泪斥责他们：“汝等执政不及三年，使大局危若此，举朝直无一忠臣。予决与宗社共存亡，不离一步也。”说着，她拿出一册账簿给摄政王看：“先太皇太后储蓄之款，尽载册中。计黄金十五万两，白银二百万，予不留分毫，可拨金八万、银百万，充军饷等用。”这里的“先太皇太后”指的就是慈禧，而隆裕太后手上这笔内帑银，正是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慈禧西逃时留在紫禁城的。

然而，这“黄金十五万两，白银二百万”并没有帮助清政府走出国库亏空的危机。1911年11月，清政府又动员发行爱国公债，规定王公世爵、京外的大官小员，凡是“公家职务者”都有购买的义务。

数亿烂账落到民国政府头上

清既亡，旧的约束性条件与政治结构却并未因革命而更张。中华民国继承了清朝与外国签订的所有条约，清政府与外国的债权债务关系转移到了民国政府与外国之间。不过，民国政府并不是只接手了空空如也的银库和数以亿计的外债账单，以袁世凯为首的民国政府统治者动起了变卖大内瓷器的念头。

早在1911年11月1日，袁世凯出任清朝内阁总理大臣后，就提出将盛京大内和承德避暑山庄两处行宫内的瓷器变卖给美、法等国商人以换取银两的方案，这个折子上奏当天便获隆裕太后批准。据东北三省总督赵尔巽对所存宝物的清点和估值，光盛京大内一处行宫就有藏品十万三千件，价值三千万两左右。

不过，一直到1912年2月12日朝廷颁布退位诏书，这批宝藏依旧因没有和外国商人谈拢价格而搁置在宫内。2月16日，袁世凯向赵尔巽追问起两处行宫内宝藏的下落，“贼喊捉贼”般地斥责了赵尔巽联系外国商人变卖瓷器的行为。因为就在前一天，孙中山曾发加急电报警告袁世凯：“此种器物，实为民国公产，并非皇族私有，应行禁止售卖。”最终，这批藏品终究没有被出售。

北洋政府军费大增，变卖前朝器物“捞油水”的法子也不了了之。而另一边，南京临时政府更是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临时政府成立时，清王朝在南京的库存已无公款可用。因此，成立初期的民国政府，“一切政費，全恃外债”，前两年的岁末结余都亏空近亿元。

时过境迁，烂账依旧。截至宣统三年，清政府曾还过2.1亿两。而剩下的债务，悉数被民国政府接盘。

清政府的倒台，不仅仅是封建帝制大失人心所致，亦是财政枯竭、经济危机加剧的必然结果，而其留下来的“外债后遗症”，也给近代中国戴上了一副沉重的枷锁。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