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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响伟辞话屈原

2022-07-06何江波

青年文学家 2022年15期
关键词:楚国屈原理想

何江波

一、内美与修德

战国末年,屈原出生于楚国丹阳,一个层峦叠嶂、绿水萦绕的灵秀之地。他的出生时间是学术史上的一大论争,这一论争主要源于他在《离骚》中的两句自述:“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王逸《楚辞章句》中解释道:“太岁在寅曰摄提格。孟,始也。贞,正也。于,于也。正月为陬。”“庚寅,日也。降,下也……言己以太岁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体而生,得阴阳之中正也。”当时流行岁星纪年法,就是使用岁星(即木星)的位置来记录年序的一种方法。木星约12年(应为11.8622年)围绕太阳运行一圈,就是一周天。古人把一周天划分为十二等分,依次命名为星纪、玄枵等,称为“十二次”,木星每年自西向东经过一次,经过哪一次,就以哪一次的命名纪年。由于木星是自西向东运行,这和古人熟悉的星辰自东向西的运行方向背道而驰,于是,古人又假想了一颗与岁星相同的、运行方向相反的假岁星,叫“太岁”,把“太岁”运行的周天也分为十二等分,依次命名为困顿、赤奋若、摄提格等,并与子、丑、寅、卯等“十二辰”对应。当岁在星纪时,则太岁在寅,即摄提格。关于屈原的生辰,多数研究者认为他生于寅年、寅月、寅日。例如,浦江清先生推论:屈原出生的年份是岁星纪年法中的正年,对应的太岁辰名是“寅”年,也是十二循环纪年中的首年;出生的月份是孟春正月,一年的始月,而且这个正月是近于标准的正月,朔日和立春极近,太阴月份和太阳节气相调和,得阴阳之正;出生的日子是庚寅,值孟春节气月的中气,即“雨水”,而且也极近于阴历月的中心—望日。古代盛行生辰八字的迷信思想,三寅相聚,不管是从生辰星命还是从楚国民俗来看,楚人都认为是良辰吉日。

李炳海分析屈原生辰为良辰的原因:首先,摄提指岁星,岁星是吉祥之星,是能给世间带来恩惠的仁义之星、主德之星。“摄、提,指的是摄持、提携。格,有到达之义。古人称岁星为摄提,或称摄提格,是把它视为辅助万物生长之星,是生命的守护之星……寅字的本义是以手奉矢,引申则有前进、上升而富有活力之义。寅字是表示正面之义的词语,是生机盎然之象。战国星象家把摄提岁的寅年视为吉祥之岁,是取寅字的基本内涵。”其次,孟春是充满生机的季节,《吕氏春秋·孟春纪》中有“是月也,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繁动”,天气和地气分别对应阳气和阴气,“天地和同”就是阴阳交汇,因而各种植物萌发生机。再次,庚寅为楚俗最吉之日。庚寅之庚有更改、更替、继续之义;寅,指富有活力。“庚寅连言”,则指更改而继续有活力,这个名称本身就包含吉祥之义。庚寅日还是楚国民俗中的祖宗纪念日,楚国祖先火正重黎因未能彻底平定共工之乱而被当时的部落联盟首领帝喾所杀,帝喾又命重黎之弟吴回接任火正之职,这一事件本身就具有变更和继续的意思,这一点肖兵先生在《屈原名字生辰民俗解》中也早有论述。由此可见,屈原的生辰意味着他身上肩负着与生俱来的弘扬祖先光辉业绩的重大使命。

为了不辜负美好的生辰,其父为他取了一个法夫天地的好名字,“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解释:“正,平也;则,法也。字余曰灵均。灵,神也;均,调也。言正平可法则者,莫过于天;养物均调者,莫神于地。高平曰原,故父伯庸名我为平以法天,字我为原以法地。”今人马茂元《楚辞选》解释为:“‘正则’,是阐明名平之义,言其公正而有法则,合乎天道;高平的地叫做原,‘灵均’,是字原之义,言其灵善而均调。”除此之外,屈原还有着高贵的血统,他在《离骚》中曾无比炽热地追恋着自己的身世“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他的远祖是上古五帝之一的颛顼,亦是楚国的先祖。公元前704年,熊通自立为楚武王,从子爵诸侯的行列一跃为王,熊通的儿子屈瑕因功受封于屈邑,便以封地为姓,这便是屈姓之始,和昭氏、景氏并列为楚国王族的三大姓。

出生地的鐘灵毓秀,生辰的巧合,名字的嘉美,血统的高贵,家族历史的源远流长,这一切的因缘机会注定了这是一个有着强烈使命感的追求完美的人物。屈原深感身世荣耀之余,似乎并不满足于天赋的美好,而是更加注重后天的修德。他小时候特别喜爱洁净,每天早晨都要到井边打一桶水洗去脸上和帽缨的尘垢,并以井为镜,照照衣帽是否整洁。慢慢他长大了,意识到人活在世最重要的是心地的洁净,于是每次照完外表后,他都要用井水照照自己的心,审问自己心地是否纯正、行为是否检点、对国家是否忠诚、对百姓是否爱护,这就是传说中的“照面井”。除此爱好之外,屈原小时候还喜欢读书。他刻苦读书,即便是炎炎夏日也不辍攻读。为避酷暑,他常去山脚下凉爽的山洞里读书,后来人们把这个山洞称为“读书洞”。遍览古籍,留意兴衰,使屈原对古代圣贤怀有热切的渴慕之情,培养了他忠君爱国和浊世清醒的意识。一口明澈的井、一个清凉的山洞见证了屈原自幼便开始坚持的内外兼修,深藏着他根深蒂固的双重价值期许,即人格修持和美政理想,人格修持是道家追求的个性独立的自我价值,美政理想是儒家倡导的积极入世的社会价值,屈原所追求的是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双重实现,为了这个理想,他甘愿付出生命。

二、理想与放逐

英雄需要时势来造就。他所处的时代适逢中国社会从漫长的奴隶制向新兴的封建制开始电光石火般地转折,变法运动和兼并战争是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在战国七雄中,齐国最富庶,楚国最辽阔,秦国最强大,采取怎样的策略决定了今后天下谁主沉浮。合纵连横是当时纵横家提出的策略,“横则秦帝,从则楚王”(《战国策·刘向书录》),“楚强则秦弱,楚弱则秦强”(《战国策·楚策一》)。如何处理楚国与齐、秦的外交关系,如何改革楚国内政,成为楚国统一进程中的重要问题。屈原就是在这样风起云涌的国际形势下,背负着改革和外交的历史使命踏上了楚国的政治舞台。

怀王任屈原为左徒,地位仅次于令尹,屈原开始践行美政理想了: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联齐抗秦。但是,这些政治举措因触犯楚国贵族的利益而被扼杀,以公子子兰、大夫靳尚、南后郑袖为代表的亲秦派,联合诬陷、接踵进谗,怀王“怒而疏屈平”。香草难配美人,君臣难以遇合,美政理想从此破灭。

屈原的美政理想是什么?他没有明说,只是在《离骚》结尾提到“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后人根据他的诗歌进行分析,虽然莫衷一是,也能把握大概。“美政”就是美好的政治,是屈原对政治理想的审美化表达,主要包括:第一,以法治国,如“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第二,以德治国,如“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第三,君臣和谐,如“汤禹俨而求合兮,咎繇陶而能调”“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为达到德治与法治,君臣要互相信任、上下和睦,因此君要修德、举贤授能,臣亦要修德、德才兼备。有研究者把屈原的美政理想和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大讨论结合考察,认为屈原的美政理想归根结底是一种和谐政治,即德治和法治、君与臣的和谐共存。“什么是‘和’呢?在先秦时期,人们把保持矛盾对立面的和谐叫做和。当时的人认为,孤立的、单一的因素不能构成完善的事物,只有多种因素特别是对立因素的统一、和谐才能形成完美的事物。屈原的‘美政’理想,最主要的内容是实行‘德治’和‘法治’的有机结合,要求君臣之间真诚与共。‘德’和‘法’是矛盾的,但屈原却追求二者的统一,君与臣也是一对矛盾,但屈原要求他们真诚与共,达到和谐统一,这不正是对和谐政治的追求吗?”(徐柏青《论屈原的“美政”理想》)屈原的美政理想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都在探讨治国的方式,如儒家的仁政、法家的法治、墨家的兼爱、道家的无为,郑国子产德法并行的治国方式,孔子评价为“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齐国管子“为人君者中正而无私,为人臣者忠信而不党”(《管子·五辅》),推崇君臣相合。随着南北文化的交流,屈原追求一种和谐的政治可谓是时代的滋养,其思想在“信巫鬼,重淫祀”巫风盛行的楚国彰显出可贵的理性光芒。可以说,屈原是从奴隶主贵族内部分化出来的新派力量,有着深邃的政治眼光,能够把握时代跳动的脉搏。他想要通过国君的支持来实施改革,但是楚国贵族势力盘根错节,难以撼动,国君又听信谗言,迷信祭祀,安享着秦帝国大一统前夜虚弱的繁华。屈原的悲剧命运是落后制度与先进制度尖锐对立的结果,也是理想化的人生追求在现实中的必然折戟。

关于屈原放逐的问题说法不一,今从游国恩先生推断为两次外放。第一次因怀王误信张仪和亲秦派之言,断绝齐楚联盟,屈原力谏无效,反遭流放汉北,后怀王见期于秦,悔不听屈原之话,重新诏用。第二次因顷襄王听信子兰、上官等人的谗言,怒而迁之,这一次流放的地方是沅湘流域的荒僻之所。在漫长的流放岁月中,屈原回想起当年与君诚言、约以黄昏,而今君王却中道改变、悔而逃遁,不禁涕淫淫若霰,心婵媛伤怀。魑魅魍魉充斥朝纲,欲向君王陈志又苦于无路,只得对故都寤寐怀想,魂一夕而九逝。

三、怀沙与永恒

其实,在美政理想破灭后,屈原的人生去向还有多种选择:第一种是改变志节。女媭反复责詈他:“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并举而好朋兮,夫何茕独而不予听?”世人互相抬举,喜好拉帮结派,你为何孤独行事、不听劝告?这是劝他随波逐流、与世沉浮。第二种是另寻明主。灵氛为他占卜,说:“勉远逝而无狐疑兮,孰求美而释女?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这世间什么地方没有芳草啊,你又何必苦苦怀恋着楚国?这是劝他去国远游,当时“士无常君,国无定臣”(扬雄《解嘲》),朝秦暮楚不会被批评为不忠。第三种是超然退隐。渔父歌唱“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既然无法改变环境,不如改变自我,这是劝他垂钓江滨、全身远害。

三条道路摆在屈原面前,但是他没有选择。“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女媭责詈与屈原所追求的独立不迁的人格相悖。面对灵氛两美必合的吉占,他陷入去与留的思想斗争,最终没能成行。也许他对于去楚之后的政治出路产生了怀疑,也许浓厚的宗国情感使他不忍离去,也许他将去楚看作是一种对于楚民族和楚文化的精神背叛。而渔父倡导的“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道家全身而退的处世态度,与他秉承天命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人生信仰亦相抵牾,面对积重难返的楚国,他又怎能洒脱避世、逍遥山林呢?梁启超先生在《屈原研究》中说屈原身上并存着“极高寒的理想”和“极热烈的感情”,他对故国民生的热情关注使他无法超越现实,他对自我人格和美政理想的执着坚守又使他无法融入世俗,真是进退两难。

巨人注定要孤独地求索。“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道出了屈原世无知己的悲凉。他只得仰天浩歌,在诗篇中与古代圣贤进行精神对话,反复确证自我的最终选择。既然社会价值无法实现,那就实现个体价值吧!于是,屈原效彭咸遗则,抱石沉沙,以肉体的消亡换来精神的永生,“质本洁来还洁去”,死亡成为他实现自我价值的最后方式。他的一生成就了人格独立的最高典范,也成就了中国文学的浪漫渊源。两千多年后,人们每逢端午祭奠屈子,但是又有多少人继承了屈子苏世独立的精神,明知“路漫漫其修远”,仍“上下而求索”呢?

基金项目:2021年度陕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点立项“‘一流课程’建设背景下《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研究”(21BZ087);陕西省民办高等教育專项资金项目“《中国古代文学》一流课程建设”(GJZZ2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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