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昊月

四川盆地和成都平原在安史之乱中为唐王朝提供了短暂的喘息，也给了杜甫难得的庇护。杜甫的蜀中诗里有他一生中少见的轻松愉悦，但即便如此，仍多见其不移本心的儒者精神。本文通过分析唐代取士方式的多样性、文儒集团的兴起与沉沦、政治背景的曲折变幻以及诗人家世与交游等，以杜甫的蜀中诗歌创作为文本基础，研究文儒的身份与精神是如何影响了流寓四川时期的杜甫，更进一步探寻杜甫“诗圣”精神中可贵的“文儒”内涵，丰富对其“诗圣”身份的解读。

安史之乱爆发后，经历了流寓秦州、卜居同谷的辗转逃难，杜甫于乾元三年（760）初到达成都，先是寓居在城西浣花溪边的寺庙里，随后在城外找到一片荒地，靠着友朋接济，建造起草堂，在此前后生活了三年多的时间，而加上在四川境内滞留的时间，更有五年之久，写下了许多诗歌。这些诗中，有一大部分都有对蜀地山水的呈现与描绘。对比差不多同时期的李白笔下“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的表达，同样的山水，在杜甫的诗里却是“吴蜀水相通”。反复品读杜甫在蜀中的诗歌，始终有一种属于儒者的宏大气象和对国运的持续关切，他并没有因为避乱在草堂，就遗忘了庙堂安危。此种原因，是与杜甫自身的文儒精神密切相关的。

一、盛唐与文儒

唐承隋制，不断发展和完善了科举制度，将其作为国家选材的一种重要途径。此外，各级官员也有向朝廷举荐人才的责任与义务，士人也可以直接上书拜官。尤其是武周时期，为了打破原有的政治格局，更加注重人才的遴选，各种方式和途径的选才规模都达到了新的高度。武则天主政期间，进士科录取425人，其他科目117人，并有2次五品以上、1次七品以上和2次九品以上官员举荐人才。武则天还政以后，这种选才政策被沿用下来。开元二十一年（733），朝廷已达到官员17686人、吏员57416人之多，并且“入仕之途甚多”。可以说，这是一个阶层流动空前便利的时代，无论是干谒还是科考，或是有经商之才，都有机会进入统治集团。在这个时代，阶层的束缚第一次大大减少，具体到每一位士子，人生的可能性变得多了起来。在国家层面，整个王朝绽放出蔚为大观的盛唐气象。

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入仕的机会很多，但政府选人和用人的侧重点在不同时期也有着不同的变化，这种变化对他们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初唐时期，以关陇集团、山东士族为代表的门阀政治特征明显;武则天当政后，大力打击门阀政治，寒士得到擢用。直至开元初年，唐玄宗又先后任用了不少贤相治理国家，姚崇、宋璟、苏颋、张嘉贞、张说、张九龄等先后拜相，更是促进了大批知识分子进入政坛。其中尤其是苏颋、张说和张九龄，不只是名相，也是文儒。

当时，士分文学之士与儒学之士，文学之士重在诗词文采，儒学之士重在礼乐经义，文儒则兼而有之，为“儒学博通及文词秀丽”者。唐朝以武功立国，贞观尤甚，毕竟“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再加上天子以李耳为远祖，武则天以佛教为尊，唐朝儒术可以说是先天不足。开元時期，张说、孙逖等致力于扭转风气，效果明显。在机构设置上，开设专门的书院，并改“集仙殿”为“集贤殿”，征集鸿儒和文士，成为国家选才的一个途径;在具体的政治生活中，礼乐雅颂地位逐渐凸显，封禅、祭祀等成为定式;在人事选拔上，张说、张九龄先后作为文儒的领袖，在整个开元年间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占据朝廷的各个岗位。

文儒一派的形成与壮大对当时的士人影响极大，尤其是对青年杜甫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他曲折的人生轨迹中，一方面固然可以明显地看到盛唐的倏然而止，个人被大时代所裹挟。同时，在时代的背后，同样可以看到“文儒”这一身份认同对他产生的巨大影响。

二、杜甫与文儒的关系及自我认同

首先，需要考察杜甫家世。杜甫的家族谱系中有两个人至关重要，被杜甫反复提及，一是他的远祖杜预，作为魏晋灭吴的指挥官，同时也是经学家，曾为《孙子兵法》和《左传》注疏。晚年的杜甫旅居夔州所作《秋兴八首》中，曾感叹“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前一句说的是自己为救房琯而被肃宗疏远，而后一句则是在道出自己平生的一大志向：继承远祖杜预的事业，注疏经书。另一位在家族中对杜甫影响极大的则是他的祖父杜审言，如果说远祖杜预开启的是“奉儒守官”的家族传统，而杜审言则为这个家族加入了浓重的诗歌元素，以至于杜甫自己都说“诗是吾家事”。如此家世，造就了文儒兼修的杜甫。

其次，再看杜甫的成长与道路选择。关于杜甫的早年生活，我们可以通过他早期的诗歌创作来了解，如他的回忆之作《壮游》：“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再如，他在长安的干谒之作《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的“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和“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些诗句中所勾勒的是杜甫青少年时期的自我形象，都是儒士的形象。学成之后的杜甫，并没有急于应试求官。他在参加进士考试不中之后直接选择了远游，多年后才再次回到长安，认真准备进入官场。这样的人生道路选择，并非诗人的特立独行，同时代的高适、李白等皆是如此，这样的现象与当时朝廷的选才方式有极大的关系。进入官场并非只有科举一条道路，通过达官贵人的赏识推荐，一样能够快速进入最高统治者的视野，李、杜一开始想要寻觅的都是这种“立登要路津”的捷径。无奈的是，正当杜甫结束了自己的游历岁月，回到都城想通过干谒或参加科举考试来取得功名的时候，时代已经悄然而变。

文儒一派与李林甫等长于具体事务的“吏能”完全对立，因此张九龄被排挤罢相后，整个文儒集团在政治上遭受了彻底的排挤。如果进一步考虑政治现实，天宝末期朝廷紧张的财政状况，也迫使玄宗选择更依赖李林甫等理财能手，来维持中央财政的收支平衡。这就导致了一大批成长于开元的青年学子学成儒术，却试艺无门。天宝六载（747），是杜甫回到长安的第二年，在这年的制举中无一人被朝廷录取，李林甫宣称“野无遗贤”。

第三，杜甫的人际交际圈中文儒颇多。在长安，对杜甫最赏识、最卖力推荐的是韦济，连杜甫都说“每于百僚上，猥诵佳句新”。而杜甫特别尊重的房琯，以及后来在房琯一事中保护他的韦陟，都是当时有名的文儒。

三、草堂诗中的文儒精神

杜甫流寓蜀中时，诗歌气象仍不脱全局视野和恢宏气象，保持着一贯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儒者担当和关切。杜甫在四川先后寓居五年，在此期间共创作了497首诗歌。其中七言古诗43首，五言古诗66首，七言律诗57首，五言律诗224首，五言排律29首，七言排律2首，五言绝句16首，七言绝句60首。这些诗取材广泛，其中抒怀奉和诗202首，田园生活诗125首，纪行写景游历诗91首，送别诗53首，咏怀古迹诗13首，题画诗13首。其中，各诗篇中直接提及中原或朝廷的诗句自不必赘述，即便是看似单纯的描写蜀地的物景，也时时透露了如此深衷。可以说，他虽身居草堂，却心系庙堂。

首先，是蜀中诗地理上的开阔。儒者以天下为己任，在杜甫的眼里，蜀地是开阔而非封闭的，它经由长江而与外界有着紧密的联系，它其中的河流都是万里奔腾的。杜甫在诗中往往跳出蜀地而写蜀地。“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绝句》）中，门外的船是将要前往东吴，涉水万里的船;又如“剑阁星桥北，松州雪岭东。华夷山不断，吴蜀水相通”（《蜀道画图》），再一次写到水路的畅通无阻。而他的生平第一快诗“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亦是如此。在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当杜甫看到眼前江水时，马上想到的是它可纵横万丈，直达荆楚，写下了“孤城西北起高楼，碧瓦朱甍照城郭。楼下长江百丈清，山头落日半轮明”（《越王楼歌》）;在梓州登临时，咏出“厌蜀交游冷，思吴胜事繁。应须理舟楫，长啸下荆门”（《春日梓州登楼二首》）;即使在草堂一隅，也能想到“既殊大厦倾，可以一木支。临川视万里，何必阑槛为”（《水槛》）。

其次，是蜀中诗时间上的辽阔。真正的儒者所关心的事业，除了眼下，还有纵横上下的视野与关怀。“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登楼》），孔子曾登泰山而小天下，杜甫也曾登泰山而“一览众山小”，可是后来虽然杜甫仅仅登上成都的小楼，也能俯瞰天地古今。又比如，“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春日江村五首·其一》），空间与时间的开阔一应俱全。

再次，是杜甫对蜀地人物进行点评时的明显倾向。历史人物如扬雄、司马相如、诸葛亮等，当朝俊杰如裴冕等，杜甫在蜀中诗里都对他们进行了追忆点评，也映衬出自己的文儒之心。在前往成都的路途中，杜甫便写下纪行诗《鹿头山》：“悠然想扬马，继起名硉兀。有文令人伤，何处埋尔骨。纡馀脂膏地，惨澹豪侠窟。仗钺非老臣，宣風岂专达。冀公柱石姿，论道邦国活。斯人亦何幸，公镇逾岁月。”其中既有对扬雄、司马相如的追忆，仰慕他们的才华和名气，同时悲叹其最终客死他乡的命运，又有对当时的成都尹裴冕的赞赏，认为能有这样的能臣治蜀，是蜀中人民的幸运。当然，杜甫在蜀地诸多人物中点评最多的还是诸葛亮。在杜甫心中，诸葛亮应该是最完美的文儒形象。在成都期间，他曾多次游历武侯祠，“久游巴子国，屡入武侯祠”（《诸葛庙》），写了多首关于诸葛亮的诗。其中有对其功业的称赞和能力的肯定，如“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咏怀古迹五首》其五）;也有对其壮志未酬的惋惜，如“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更有对诸葛亮躬耕南阳的遥想，如“日暮聊为梁甫吟”（《登楼》）和“欻忆吟梁父，躬耕也未迟”（《诸葛庙》）。后来杜甫即使离开成都，在路过三峡时，依然怀挂诸葛亮，写下《八阵图》和《阁夜》。

第四，是蜀中诗里一以贯之的家国关心。孔子曾道遇长沮桀溺，叹息“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孟子则“三宿而后出昼”，以示念念不忘。对天下安危的关心，儒者从来不轻易放弃，也无法放弃。所以，即便是避乱蜀中的杜甫，一样对时局关切有加，因为担忧吐蕃的入侵，写下“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盗寇莫相侵”（《登高》）;即便是屋漏偏逢大雨的难眠之夜，也没有自怜自叹的哀怨，还在忧心天下寒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自己虽身处相对安定繁华的成都而免于战火，心中所想的还是中原战乱，“信美无与适，侧身望川梁。鸟雀夜各归，中原杳茫茫”（《成都府》），不知何时能还。

四、文儒精神与“诗圣”品格

杜甫在蜀中诗中所展现出来的文儒精神既是来源他的家族烙印与自我身份认同，更得益于他自身坚韧不拔的品格和毅力。如果我们全览杜甫的人生经历，一个原本壮怀激烈、抱负颇高的人从中年开始就与国家命运捆绑在一起曲折辗转，经二十余年的折磨打击仍能不改初心，坚守着自己所接受的儒家教育和信仰，真正做到了“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这一份儒者情怀与境界尤为难得。圣人孔子曾有“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般振聋发聩的宣言，“诗圣”杜甫的蜀中诗中所见的文儒精神恰恰就是“匹夫不可夺志”的充分解读。

在《忧患感与责任感—从屈原、贾谊到杜甫》一文中，程千帆和莫砺锋认为“杜甫乃是屈原精神的最好继承者”，是因为忧患意识和责任感共同作用，成为了一种非常积极、非常坚毅的精神力量。可见，忧患感与责任感自古以来都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珍视的精神特质，屈原与杜甫这种九死未悔的坚韧与心系家国的胸怀是我们当代社会所需要大力继承与发扬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