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向军 郭修金

摘 要：为全面推动高素质农民参与带动农民文化体育活动，展现农民在乡村体育的主体地位，缓解乡村本土体育人才造血能力不足的压力，采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从人力资本视角，分析高素质农民助力乡村体育人才振兴的优势所在，解决高素质农民助力乡村体育人才振兴的现实困境，提出高素质农民助力乡村体育人才振兴的基本路径。主要结论：高素质农民强大的乡村示范效应奠定乡村体育人才发展地位、高素质农民群体浓厚的乡情提升乡村体育人才发展质量、高素质农民群体优良的身体健康状况支撑乡村体育人才发展基础。但高素质农民还存在体育知识水平羸弱限制体育人才提升、体育组织技能薄弱制约体育人才地位提升、体育文化视野狭窄削弱体育人才认知、体育消费能力单薄阻碍体育人才创新等现实难题，严重地制约高素质农民体育人力资本的全面提升。建议从场景教育促进体育知识累积、体育培训提升体育组织技能、信息投资拓展体育文化视野及生产性加薪提高体育消费能力等创建高素质农民体育人力资本提升的基本路径，从而助力乡村体育人才振兴。

关键词：人力资本;高素质农民 ;体育人才;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G81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076（2022）02-0018-08

High-Quality Farmers Revitalize Rural Sport Talents： Advantages，Difficulties and Approaches from the Theory of Human Capital

YANG Xiangjun1，GUO Xiujin1，2

1.Leisure School，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Shanghai 200438， China; 2. Division of Development & Planning， Nanjing Sport Institute， Nanjing 210023， Jiangsu， China

Abstract： To improve the competency of high-quality farmers participating in rural sport activities， show the dominant role of farmers in rural sport activities， and alleviate the reality of inadequate ability of local sport talent cultivation，it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difficulties and approaches for high-quality farmers to revitalize rural sport tal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capital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logical analysi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strong rural demonstration effect of high-quality farmers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alents; the strong rural sentiment of high-quality farmers improves the development quality of the talents; and the excellent physical health of high-quality farmers support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alents. But the weak ability of sport knowledge， organization skills， and sport consumption of the high quality farmers restrict the promotion of rural sport talents.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sports human capital of high quality farmers should be improved by means of life scene education， physical training， information investment and productive pay raise.

Key words：human capital; high-quality farmers; sport talents; development path

人才興则国兴，人才强则国强。2019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体育强国建设纲要的通知》（国办发〔2019〕40号）提出“到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体育强国”，决定了体育人才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体育强国建设的根本支撑。但我国体育人才正面临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矛盾，尤其是乡村体育人才数量及质量不高——“支撑农村体育的青壮年人数在急剧减少，体育骨干大量流失，导致农村体育的中心塌陷”[1]。乡村体育，主体是农民，乡村体育人力资本开发，关键也在农民。党的十九大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列入国家重大战略部署，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民是主体，人才振兴是关键，高素质农民是重要支撑”[2]。

2019年8月《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提出“培养一支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队伍”。同年10月，《2019年全国高素质农民发展报告》指出高素质农民“有文化”的内涵之一“拥有健康的生活理念，参与带动农民文化体育活动”[3] ，更赋予了高素质农民“参与带动农民文化体育活动”之责。因此，借助人力资本相关理论，剖析高素质农民成为乡村体育人才的群体优势及现实困境，以便有的放矢培育高素质农民的体育才能，从而助推乡村体育人才振兴，是乡村体育工作者的应有之责。F5B7A8B2-699B-45A0-82A6-CC166CFFC07D

1 他山之石：人力资本相关理论的迁移

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是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而存在于人体内的具有经济价值的所有知识、技能、体力和健康等总和，能为投资者现在和未来带来一定的收入流[4]。在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中，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威廉·舒尔茨、雅各布·明赛尔及加里·贝克尔对人力资本理论的贡献不可忽视。被誉为“人力资本理论之父”的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威廉·舒尔茨，曾借助人力资本理论揭示了美国农业超规律增长的主要原因。舒尔茨认为，美国农业产量的增加及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原因不是土地、劳动力数量或资本存量等物的基礎要素增加，而是归功于人的知识、能力、技能、经验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因此，人力资本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物质资本。美国经济学家雅各布·明赛尔最早研究了人力资本与个人收入分配关系。明赛尔从人的后天智力差别与变化入手，指出了人们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是促成个人收入增长及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的主要原因。美国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是人力资本研究领域的创新者。贝克尔将人力资本理论由经济学领域进行了迁移，用来揭示更普遍的人类行为，逐渐将人力资本理论引入到家庭经济学、犯罪行为学、劳动歧视等被认为是社会学、法学、人口学等领域的研究[4]。

我国学者葛玉辉基于经济与管理的视角将人力资本细分为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及道德素质3个部分。其中，身体素质包括体力、耐力及寿命;文化素质包括知识水平、操作技能、认知能力及创新能力;道德素质包括道德水准，意志品质及生活态度。依据美国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的人力资本理论迁移精神，本研究将高素质农民的体育人力资本，细分为身体素质、体育文化素养及体育道德3个部分（见图1），其中身体素质是指高素质农民的身体健康状况，作为分析高素质农民能否胜任乡村体育人才的基础性条件;体育品德是指高素质农民的体育乡愁情节，用来分析高素质农民“参与带动农民文化体育活动”的责任心。体育文化素养包括体育知识水平、体育组织能力、体育文化视野及体育消费层次4个能力指标。其中，体育知识水平对应知识水平指标，是指高素质农民的体育知识储备水平;体育组织技能对应操作技能指标，是指高素质农民参与带动农民文化体育活动的操作技能;体育文化视野对应认知能力指标，是指高素质农民体育文化视野的认知宽度;体育消费能力对应创新能力指标，是指高素质农民对自身的体育投资能力。

2 推本溯源：高素质农民助力乡村体育人才振兴的优势分析

2.1 示范效应奠定体育引领人才地位

高素质农民被党和国家赋予了“参与带动农民文化体育活动”之责，旨在推动高素质农民引领乡村体育的发展，塑造高素质农民作为乡村体育引领人才的地位。为此，拨开高素质农民引领乡村体育发展的迷雾，需要探究高素质农民群体示范效应的先赋条件及实践示范效应的规模程度。

首先，高素质农民群体的构成，决定了群体示范效应的先赋条件禀异。《2019年全国高素质农民发展报告》中高素质农民群体分为以下6大类：农业经理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产业扶贫带头人、农业实用人才带头人、农业创新创业带头人、乡村振兴带头人。可见，高素质农民群体自诞生开始，就自带了农业及乡村振兴各领域领军人物的光环。其次，高素质农民群体在乡村生产生活实践中，已形成广泛示范效应。据2020年全国高素质农民调查报告显示：2019年66.36的高素质农民通过农业技术指导及销售农产品等方式辐射带动了周边农户，人均带动周边农户数为40户;超过15.3的高素质农民通过获得县级以上荣誉，对周边农户起到了荣誉带动作用;高素质农民的社会认可比达到21.6，其中18.46的高素质农民获得乡村社会的认可担任村干部，担任县级以上人大或政协委员的达到3.14（见图2）。高素质农民已具备强大的实践示范带动效应，佐证高素质农民群体乡村体育引领人才地位的可信度。如广东省怀集县珠岗村热爱打篮球的高素质农民林志强出资3万元，修缮村里的篮球场。在他带动下，乡贤们还筹款40多万元，搭建起文体广场光伏发电大棚的支架，群众性体育活动从此能够风雨无阻，常年开展[5]。

2.2 体育品德提升体育人才质量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人才被释义为德才兼备的人[6]。足见，道德素质是衡量人们是否符合人才的首要标准。目前，我国农业生产要素被外部市场定价，现阶段从事规模农业成本控制及亏损风险极大[7]。此时，主动放弃城市优质公共服务，选择扎根乡村，更是饱含着对乡村浓浓乡愁，是真正热爱乡村的人员。为此，从体育品德层面，评估高素质农民能否真正成为乡村体育人才，可以从高素质农民群体新生人员在群体构成的占比出发，从侧面论证高素质农民群体体育乡愁情节的程度。

据2020年全国高素质农民调查报告显示：2019年高素质农民队伍中新生力量占比达到49.40，比2018年增长了6.72，其中进城务工返乡创业人员为28.70，大中专毕业生为23.72，科技研发推广人员为5.25，退伍军人为4.50，大学生村官为1.08（见图3）。高素质农民新生力量的占比在群体队伍中的比例越来越大，印证了高素质农民群体对乡村饱含着无限热爱，从主观上更愿意担负乡村全面发展之责。如2017年广东省怀集县珠岗村谢亚玲辞去了深圳的工作，回到珠岗村成为一名乡村基层妇女主任。为增强村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谢亚玲将广场舞带到珠岗村，至今珠岗村的广场舞队伍已经发展到几百人的规模[5]。

2.3 身体素质支撑体育人才发展

毛泽东主席曾指出“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明确了行动的前提是拥有健康的体魄。《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提出“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要以人民的健康为中心”，再次强调了拥有健康的身体对开展高质量全民健身活动的重要性。为此，论证高素质农民群体能否担当起乡村体育人才之责，还需剖析高素质农民的身体健康状况，以便明晰高素质农民群体支撑乡村体育人才可持续发展的程度。

首先，优秀的身体素质是参与体育运动的前提保障。据2020年全国高素质农民调查报告显示：2019年全国高素质农民中，94.84身体健康，3.74患长期病，0.39患大病，1.03身体残疾（见图4）。高素质农民群体的身体健康水平优良程度较高，足以支撑其胜任参与体育活动。其次，持续参与体育运动亦促进身体素质的提升。高素质农民已积极融入乡村体育活动，反过来印证高素质农民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如2020年12月20日，全国“亿万农民健身活动”示范基地揭牌仪式在广西桂林市全州县康养大碧头田园综合体举行，100多名基层农民体育健身骨干、高素质农民代表等人员参加。揭牌仪式后，大碧头田园综合体的高素质农民体育展示了趣味拔河、跳绳等课程，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肯定。此外，大碧头田园综合体作为高素质农民经营的典型代表，一直承担着当地体育赛事和农趣农味文化体育活动的持续开展工作，提升了当地村民的体育文化生活质量[8]。F5B7A8B2-699B-45A0-82A6-CC166CFFC07D

3 精意覃思：高素质农民助力乡村体育人才振兴的现实困境

3.1 体育知识水平羸弱限制体育人才发展

加里·贝克尔《人力资本理论》论述了学校教育对于知识掌握的重要性，“某些知识的掌握需要和实践相结合，而另一些则需要长期的专业理论学习”[9]。而体育知识的累积具有双重性，既可以通过长期的专业理论学习获得，也能从体育实践中汲取。我国学校体育几乎贯穿了学生的整个学习周期，学生接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往往意味着接受学校体育教育的年限也越长，体育知识累积程度也相对較高，同时往往也代表着学生的学习能力得到加强，在体育实践中也容易获取体育知识的累积。为此，通过对高素质农民文化教育程度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高素质农民群体的体育知识水平。

据2020年全国高素质农民调查报告显示：2019年高素质农民在受教育程度上，初中学历占比最多为46.46，其次为高中或中专学历占比为33.86，小学及以下占比为6.84，上述三者占比高达87.16，而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仅为12.86（见图5）。高素质农民群体的文化教育程度还处于偏低的水平，决定了高素质农民群体体育知识的累积年限及学习能力都不能支撑当前高素质农民群体已经具备丰富的体育知识，限制了高素质农民体育人力资本的发展。

3.2 体育组织技能薄弱制约体育人才地位提升

加里·贝克尔对在职培训进行了大量关注，“工作中劳动者通过不断掌握新技术和完善原有技术来提高生产效率，显然这种提高是有成本的……在职培训和其他投资一样是一种正式的人力资本投入”[9]。高素质农民群体是来源广泛的复合社会群体，不同于乡村体育教师有着长期的体育专业理论学习和实践，也迥异于单项体育协会成员具备长期的体育组织实践。因此，探究高素质农民体育组织技能水平，可以通过高素质农民的体育培训一窥究竟。

2017年农业部、国家体育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民体育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我国乡村体育工作是“以农民体育协会为主要形式的农民体育社会组织，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农民体育事业发展格局”。为此，在农民体育培训市场机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我国农民的体育培训工作主要由政府各级体育系统及各级农民体育协会负责。但农民的体育培训却面临诸多难题：首先，政府内部联谊机制尚未建立，难以解决体育培训到村落的最后一公里。县体育系统在乡村地区没有直属机构，与乡镇文化站仅仅处于业务指导关系，一旦乡镇文化站的工作人员出现懈怠，农民体育培训工作将成为彻头彻尾的形式，也造成县体育局将体育培训送到村落，往往有心无力;而县文明办以新文明实践站、所、中心三级为依托，已建立县、乡、村三级工作体制，且乡村体育志愿建设也纳入工作范畴之一，但没有力量开展体育志愿者培训工作。其次，体育管理部门与社会组织的协作力度不充分，造成乡村体育培训客体盲目性。中国农民体育协会作为农民体育培训的社会主体，2016年与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合署办公，借助各级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的培训系统精准开展高素质农民的体育培训，但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的优势是开展高素质农民的农业实用技术培训，体育培训并非各级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的业务专长。此外，中国农民体育协会在省、市、县的力量逐级衰退，到县一级的影响力变得微乎其微，造成基层农民体育协会无力与各级体育系统开展高素质农民体育培训工作，同时也往往被基层体育系统所忽视。各级体育系统与基层农民体协合作机制尚未成型，导致各级体育系统无法借助农民体育协会精准开展高素质农民体育培训，造成当前乡村体育培训客体盲目性。因此，高素质农民体育培训的政府部门内部、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机制尚未建立，制约了高素质农民体育人力资本的发展。

3.3 体育文化视野狭窄削弱体育人才认知

我国的“两河文明”——“黄河流域以农耕加游牧为主， 而长江流域则以农耕加渔猎为主”[10]，皆是坐落于农业发达的地区，再者我国农业长期稳定的生产方式和农村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形成我国农村特有的“小农文化”。小农文化是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重要文化成果，它培养了中国人“中庸”的性格，养成了人们关注实际、鄙视华而不实的思想理念，但同时也带来了小农文化的自私、盲目、狭隘、小气的另一面[11]。小农文化也曾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小农观的质疑，认为小农与大生产格格不入，是阻碍生产力发展和被改造的对象[12]。根据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农业经营户20 743万户，其中规模农业经营户398万户 [13]，农业规模经营户仅占1.92，小农经营户占98.08。乡村还是以小农经营为主，小农文化在乡村社会发展中依然占据重要地位。小农文化极易对外来文化持怀疑和排斥态度，对现代体育运动形成阻力和排斥[14]。因此，探究高素质农民的体育文化视野宽度，需剖析高素质群体的年龄结构，厘清小农文化对高素质农民群体的影响程度。

据2020年全国高素质农民调查报告显示：2019年全国高素质农民平均年龄为46.14岁，46～54岁占比最高为23.51，依次为41～45岁占比17.56，55岁以上占比17.49，51-54岁占比15.54，36～40岁占比13.03，35岁以下占比12.87，其中46岁以上的高素质农民占比高达56.54（见图6）。可见，目前高素质农民群体年龄结构较大，极易受到小农文化的影响，形成群体对外来体育文化的排斥，致使高素质农民群体体育文化视野狭窄，不利于高素质农民拓展体育人力资本的认知能力。如“体育三下乡”及“万村全民健身工程”等活动，皆是开启之初轰轰烈烈，最后在乡村寂寥成一堆堆斑驳的废铁，其中原因不乏是小农文化对现代体育产生了强力的文化排斥。

3.4 体育消费能力单薄阻碍体育人才创新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随着劳动力年龄增长，人力资本存量贬损不断增加，为保持劳动力的生产率，需要对人力资本投资需求增加[15]。人们通过体育消费获得更高质量、更丰富的体育产品，使得人类从体力和精神上保持在较高水平或者减缓下降速度，从而有助于体育人力资本的创新。F5B7A8B2-699B-45A0-82A6-CC166CFFC07D

2021年7月《国务院关于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的通知》提出将“鼓励各地创新体育消费政策、机制、模式、产品”纳入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体育消费已经成为一种大众性、平民性及生活性消费，但

高素质农民群体的收入制约了体育消费天花板不高。据2020年全国高素质农民调查报告显示：2019年全国高素质农民的农业生产经营性纯收入达到每年3.3万，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24万，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78[16]。高素质居民的收入值决定其理性体育消费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能力，但高素质农民体育消费的天花板不会太高，进一步阻碍高素质农民体育人力资本创新能力的提升。

4 研精苦思：高素质农民助力乡村体育人才振兴的路径优化

4.1 场景教育促进体育知识累积

场景即生活世界[17]。人们在体育场景中，开展体育实践活动，实现体育与生活融合，推动体育生活化，最终在潜移默化中完成了体育知识的累积。近年来，国家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旨在推动体育与农民生活融合。《“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提出“丰富群众节庆体育生活，推动体育生活化”，将农民体育生活化纳入体育工作的顶层设计。农民体育生活化的推动可分为内在动力和外生推力，农民作为体育生活化内在动力的主体，会出现“选择性漠视”等认知困境，而地方各级政府和相关社会力量作为外生推力，亦面临文化认知、体制机制等现实矛盾，导致农民体育生活化工作一直未能取得预期成效。农民体育生活化的内在动力是原生动力，是文化与体育互动的结果。破解农民体育生活化内在动力不足的困境，离不开地方各级政府和相关社会力量等外生推力的激励，因地制宜地培育农民的体育需求，增强农民体育生活化的内在动力，最终形成农民体育生活化的内外合力驱动机制，推动农民体育生活化的可持续性发展。

在乡村体育工作推动中，应立足于高素质农民的示范效应和乡愁情节，激励和帮助高素质农民树立乡村体育自治组织的领导地位，引导高素质农民主动担负“参与带动农民文化体育活动”之责，实现高素质农民体育治理场景的可持续发展。在乡村体育治理场景中，高素质农民将通过体育比赛承办、体育活动开展、体育产业经营等方面，潜移默化间推动高素质农民体育知识的累积，促进高素质农民体育人力资本的提升，从而助力乡村体育人才振兴的发展。例如：浙江省宁海县西洋村举办的乡村篮球赛，通过近几年的商业运作及场地设施改造，已从村级篮球赛事跃升为宁海县最高水平的篮球赛事，其中不乏宁海籍CUBA球员的身影，吸引了全县篮球爱好者及附近村民的目光。自2016年宁海县体育局和桃源街道在西洋村承办第一届乡村篮球赛事以来，逐渐将赛事承办权交由西洋村的农民篮球爱好者，并引导县篮球协会加强与西洋村农民篮球愛好者的合作。从2017年到2020年，这批农民篮球爱好者已经从最初仅仅关注赛事冠名权，开始逐渐摸索出了体育赛事承办的商业模式：继续推动赛事冠名权工作，并将球场四周的围栏用作平面广告赞助，球赛的暂停及中场休息间歇交由舞蹈、音乐等培训机构付费表演节目，实现广告无缝插入。西洋村乡村篮球赛事的红火现状，推动乡村体育赛事由政府注资向自我可持续造血的转变。西洋村乡村篮球赛的成功，本质是政府外生动力增强高素质农民内在动力的典范之作。同时高素质农民在创设体育治理场景中，实现了高素质农民体育知识的巨量累积。

4.2 体育培训提升体育组织技能

培训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形式。提升高素质农民的体育组织技能，推动高素质农民“参与带动农民文化体育活动”，体育培训势在必行。2021年《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及《乡村振兴促进法》共同强调加快对高素质农民的全面培训工作，为开展高素质农民的体育培训提供强力的政策支撑。在农民体育培训市场机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对于提升高素质农民的体育培训，首在建立政府内部、政府与社会等多元体育培训主体的协作体制机制。但建立高素质农民体育培训的多元主体协作体制，破解政府内部、政府与社会的协作合力不足，需促成培训主体激励和监督机制的生成。

首先，县体育系统与文明办联谊制度的建立，应以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为外在动力，以推动所属乡村体育业务工作发展为系统内在驱动，以县级财政资金为基础保障，共同开展对乡村本土体育志愿服务者队伍建设和培训的专项活动，并依据县文明办负责队伍建设和县体育系统担负队伍培训的不同职责对两个部门展开工作考核，促成激励和监督共行机制。

其次，深化各级体育系统与农民体育协会的合作机制，应以开展农民体育培训为项目抓手，推动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农民体育协会共同制定顶层合作规划，共同开发高素质农民体育培训教程，依托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线上和线下培训渠道，对高素质农民群体开展精准的体育培训;同时体育管理部门应出台政策鼓励下级各体育系统以资金、人才等形式扶持各级农民体育协会开展农民体育培训工作，并纳入各级体育系统的年度工作考核内容。例如2021年农业农村部社会事业促进司、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与中国农民体育协会合作编写的《农民健康生活》，作为农业农村部农民教育培训规划教材，包含了“健康生活的基本知识”“健康生活的内容和方法”与“健康生活的注意事项”三个方面内容。其中，将科学健身的相关内容穿插在“健康生活的内容和方法”，形成了科学健身与健康生活的融入，内容通俗易懂，具有实用性。《农民健康生活》一书的出版，意味着在农业农村部的引导下，高素质农民体育培训的工作已经在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与中国农民体育协会开始实施。鉴于国家体育总局拥有更优秀的体育人才及体育资源，倘若国家体育总局、中国农民体育协会与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实现高素质农民体育培训教材的开发，高素质农民的体育培训质量将登上更高的台阶。

4.3 信息投资拓展体育文化视野

知晓有关政治体制或社会系统的信息，也能显著提高收入[9]。信息投资同在职培训、教育等方式一样，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形式，有助于拓展高素质农民体育文化视野，增强高素质农民体育认知能力。高素质农民的体育信息投资可分为体育信息渠道建设及体育信息内容筛选两个部分。F5B7A8B2-699B-45A0-82A6-CC166CFFC07D

首先，构筑线上及线下完整的体育信息获取渠道，为拓展高素质农民体育文化视野提供支撑。依托云计算、大数据等互联网技术，借助公众号、抖音、快手等自媒体平台，构筑线上高素质农民体育信息渠道建设;依托体育系统的体育下乡活动宣传、村委会的体育宣传栏等，建设线下高素质农民体育信息接收渠道。例如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汴塘镇影山村，借助村级文体广场的体育大屏幕及文体广场四周的体育宣传栏，传播国家全民健身计划相关的政策及体育促进健康的生活理念，构筑影山村线下的体育宣传渠道。此外，抖音、快手等自媒体平台的崛起，方便了影山村村民们可以自主获取教学视频，直接推动了广场舞在影山村快速普及的热潮，为村民构筑了线上信息获取渠道;同时影山村村民们还可以通过关注“贾汪体育”微信公众号，接收到区体育局发布的体育法规宣传及体育赛事信息，方便村民到城区参与体育比赛交流。线上体育平台的信息获取便利及内容包罗万象，弥补了线下体育渠道的不足，但线下体育渠道的建设可以更直观地指引高素质农民的视线，二者缺一不可。

其次，构筑以城乡融合发展为视角的信息内容，拓展高素质农民体育文化视野。一方面，高素质农民应明晰城乡的户籍、土地、房产等政策以及国家关于农民工或返乡创业人员的相关政策的变化，从而带动更多城市人才加入高素质农民队伍，促进高素质农民群体结构的年轻化、高学历化等，拓展高素质农民群体文化视野，如《湖南省户口登记管理办法》（湘政办发〔2020〕57号）规定了满足一定条件的公民可以直接申请向农村地区迁移户口、《浙江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浙公通字〔2020〕5号）支持特色小镇设立集体户等等。另一方面，引导高素质农民通过深度参与城乡体育设施布局和建设，知晓城乡体育设施一体化的建设理念和初衷，理解乡村是城乡居民共同參与的体育新空间，有助于帮助高素质农民树立城乡体育共建共享的开放式理念及包容性心态。如浙江省宁海县强蛟镇骆家坑在村体育设施规划建设之初，强蛟镇干部积极将全域旅游的发展理念灌输给骆家坑村的村民，并积极和村民们探讨村体育设施建设规划融入强蛟镇海洋体育休闲产业一体化工程，最终促成骆家坑村成为外地游客参与海洋体育休闲运动的网红打卡地。骆家坑村民在城乡体育共建共享中，践行知行合一，拓展村民城乡融合发展的文化视野。

4.4 生产性加薪提高体育消费能力

在企业生产领域，生产性加薪是人力资本的外部投资，通过提高员工收入、延长休闲时间、改善工作环境、改善饮食结构等手段，从而提升员工精神及身体健康生活的投资。体育消费是人类更高层次的体育需求，具有身心同促的功能，是生产性加薪的一种方式。为此，生产性加薪的手段和形式对提高高素质农民的体育消费能力，同样适用。

首先，提高高素质农民收入，提升体育消费潜能。一方面，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完善县土地流转平台建设，建立县土地流转金指导价格，降低土地流转金交易成本;依托淘宝等电商平台，创建线上农资交易平台，减少农资的中间交易环节，降低农资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增强农业保险保障。扩大农业保险的品种和期限，逐渐将农业保险纳入政府保费补贴名录，如陕西省延长县“保险+期货”苹果价格险，保证了果农收益的稳定[18]。再者，提高高素质农民经营性和财产性收入。鼓励高素质农民开展电子商务平台、直播等线上销售渠道;探索延长农业产业链，增加农业生产附加值收入;鼓励高素质农民将多余的房屋等资产出租，增加财产性收入。

其次，树立体育消费观念，夯实消费基础。一方面，依托各级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向高素质农民灌输从合理膳食中获取营养的健康生活理念，避免营养不良或汲取过量;另一方面，构筑线上及线下体育健康宣传平台，逐渐将健康中国、全民健身等重大国家战略所蕴含的“大健康观”“体育促进健康关口前移”等等理念传递给高素质农民群体，树立体育促进健康的价值观念;再者，引导高素质农民认识精神健康的重要性，逐步转变高素质农民仅仅注重体育实物消费的观念，鼓励高素质农民积极参与休闲类体育消费，提升精神健康水平。

还有，改善乡村体育环境，培育体育消费行为。一方面，依托乡村自然和人文特色资源，开发乡村“体育+”的特色产业，便于农民参与身边的体育消费。《“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提出“打造具有田园风光、乡土风情的体育特色村庄”，为乡村体育产业的建设提供支撑。另一方面，持续完善乡村地区全民健身“六边工程”建设，为高素质农民参与体育健身营造良好的乡村体育环境，持续培育高素质农民的体育锻炼行为。例如，浙江省泰顺县百丈时尚体育小镇在建设过程，依托百丈镇优美的山水自然环境，开发特色乡村体育建设，营造出山水同色的体育健身环境，方便周边居民参与体育消费的同时，也成为当地居民茶余饭后的体育活动的聚集地。

5 结 语

人才兴则乡村兴。高素质农民作为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乡村人才，提高了传统农民的整体素质和实力，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此外，高素质农民“有文化”的释义蕴含了“参与带动农民文化体育活动”，赋予高素质农民成为乡村体育人才的发展重任。乡村振兴，农民是主体。乡村体育人才振兴，农民是关键。为此，高素质农民作为农民的优秀代表，肩负着助力乡村体育人才振兴的历史重任。但高素质农民还处于群体发展的初级阶段，对助力乡村体育人才振兴还存在诸如体育知识水平羸弱、体育组织技能薄弱、体育文化视野狭窄、体育消费能力单薄等一系列困境。针对高素质农民助力乡村体育人才振兴的困境，立足于人力资本理论，从体育场景、体育培训、信息投资及生产性加薪等方式，构筑全面提升高素质农民体育人力资本的发展路径，从根本上解决乡村本土体育人才素养水平不高的难题，从而助推乡村体育人才振兴。

参考文献：

[1]任海.乡村振兴战略与城乡融合发展[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1，45（1）：2.

[2]新华网.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EB|OL].[2021-02-23].http：//www.xinhuanet.com/2021-02/23/c_1127130383.htm.F5B7A8B2-699B-45A0-82A6-CC166CFFC07D

[3]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2019年全国高素质农民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国农业出版社，2019：1.

[4]葛玉辉.人力资本原理[M].2版.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7：5.

[5]刘亮.广场舞舞动转变乡风民风 群众性体育活动凝聚村民乡村振兴共识[N].西江日报.2018-11-02（A03）.

[6]中国社会科学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7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1096.

[7]赵传慧.温铁军：农业的困境是谁造成的[EB/OL].[2015-10-03].http：//www.ebdoing.cn/NewsShow.aspx？ID=262.

[8]中国农民体协.全国“亿万农民健身活动”示范基地 在广西全州县大碧头田园综合体揭牌[EB/OL].[2020-12-21].https：//www.nmtx.org.cn/xwdt/202012/t20201221_222194.html.

[9]加里·貝克尔.人力资本理论——关于教育的理论和实证分析[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29.

[10]陈忠海.中国的“两河文明”[J].中国发展观察，2017（11）：64.

[11]李爱良.浅析小农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冲突及表现[J].山西农经，2019（21）：66.

[12]刘守英，王宝锦.中国小农的特征与演变[J].社会科学战线，2020（1）：63.

[13]国家统计局.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二号）[EB/OL].[2017-12-05].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nypcgb/qgnypcgb/201712/t20171215_1563539.html.

[14]杨小明，田雨普.传统文化视野下的农民体育辩证发展观[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07（1）：15-18.

[15]张学英，耿旭，陈天辰，等.基于人力资本存量贬损的劳动力职业能力开发——日、韩、新、印的历史轨迹与实践逻辑[J].教育发展研究，2021，41（17）：69.

[16]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2020年全国高素质农民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20：1.

[17]阎峰.场景即生活世界——媒介化视野中的场景传播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88-108.

[18]人民网.升级金融产品 服务乡村振兴[EB/OL].[2021-12-06].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1/1206/c1004-32300071.html.

收稿日期：2022-01-1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编号：20BTY08）。

作者简介：杨向军（1981- ），男，江苏徐州人，在读博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群众体育。

通讯作者：郭修金（1972- ），男，山东临沂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体育与社会发展。

作者单位：1.上海体育学院休闲学院，上海 200438;2.南京体育学院发展规划处，江苏 南京 210023F5B7A8B2-699B-45A0-82A6-CC166CFFC07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