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艺术是人类文明的标志物之一，是人类脱离了生存需求的一种情感表达方式。其产生的过程今人有多种解释—模仿、劳动、巫术、表现、求偶……无论是何种观点，都意味着人类对于声音的使用已经脱离了自发阶段，成为有目的的自觉行为。

音乐最初的表现形式应为人声。随着可发声器物的加入，音乐行为步入更加高级的阶段，乐器也从此成为音乐艺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从物质形态的角度来讲，乐器由粗简到精密，从单一材質到多种材料的结合使用，映衬出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从音乐艺术的表现层面而言，由发声器、信号器到具有旋律表现能力的多音乐器，从单件使用到多件组合使用，体现了人类对于情感表达丰富性的追求。从社会功能的角度来看，从兼具生产生活功用的器物，到礼仪崇拜等社会身份的符号和超越现实社会的象征物，再到以表达情感为目的的音乐艺术的物质载体，乐器的非艺术功用被逐渐剥离。这一过程受到了人类社会对于生产方式、组织形式，以及自然认知等方面发展进步的深刻影响，是人类文明历程中一条清晰的线索。因此，以乐器作为关注点，可以有效地展现文明的共性追求与不同样貌。

我们常说中华文明有五千年的历史，而真正有文献记载的信史只有三千余年。近代以来，随着考古学的迅速发展，这一认识逐渐被印证，并在很大程度上得以突破。1986年以来，河南舞阳贾湖骨笛的陆续出土，证明了早在九千年前，生活于这片土地的先民已经具有了明确的音高观念。其在艺术层面、工艺层面所表现出的高度，以及遗址中的生产生活用具、契刻符号、农业畜业信息，都将中华文明的历史上溯到前所未及的阶段。类似的器物在不同的文化遗址或国家多有出现，对于这一类器物的性质，学界存在不同认知。而贾湖骨笛的乐器身份之所以被普遍认同，关键原因是在我国中原、新疆与西藏等地目前仍有相似材质或演奏方法的乐器被使用着。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和绵延不绝的生命力由此可见一斑。

商周时期，为维护统治地位，皇权的确立和等级的划分是统治阶层必须解决的问题。这一时期因为青铜礼器的大量使用而被称为青铜时代。周王室为了维护统治权力，推行了一整套等级鲜明的制度体系—礼乐制度，青铜礼器便是此制度的物化形态之一。以编钟为代表的青铜乐器因具有发声功用而成为礼器中独特的一类，甚至成为礼乐制度不可或缺的部分。以周公制礼作乐为节点，礼乐制度所强调的等级观念和教化作用影响了后世两千多年。

春秋以降，礼乐制度的约束力逐渐衰落，诸侯势力的增强助长了其突破制度限制的信念。楚庄王问鼎王孙满的过程，体现了礼乐器的象征意义在日渐走向礼崩乐坏的时代依然被固守着。其后，不见于经史的随国却创造了迄今所见最为辉煌的礼乐器成就。1978年于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编钟共计65枚，含纽钟、甬钟和镈三种钟形，总重量4吨多。钟体与簨虡镌刻的3700余字铭文，主要记录了各钟的音高和楚、周、申、齐各国音位的对应关系。其一钟双音的铸调技术和独特的乐律体系，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代表着青铜时代礼乐文明的发展高度。在《礼记·乐记》中，“礼辨异，乐统同”的观念被多次强调，即以礼乐器为代表的物质形式体现的是等级差异，而音乐的使用是为了强化统一的观念，通过文化的统一性来实现政权归属的认同。因此，乐器在这一历史时期不仅具有艺术审美价值，而且在凝聚民族精神、汇聚民族情感方面同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汉唐同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时代，其繁盛的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民族心理的塑造起了关键作用。文化方面体现出的包容性使得各个族群、各种思想实现充分的交流与交融，来自少数民族和域外的各种文化艺术形式，在强大的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汇聚融入中华文明的体系之中。在音乐领域，胡琴、琵琶、唢呐等乐器，都是从这一阶段开始被中华民族所吸收利用，传承至今已经成为民族乐器的代表。以这些乐器为载体的音乐艺术形式也一度盛行，并逐渐被宫廷所接纳。汉代来自草原地区的鼓吹乐、隋唐时期汇聚各方的九部乐和十部乐，为中原音乐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对后世的传统音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各地的乐器在传入中原之后，大都经历过本土化的改造，以更加符合中原地区的音乐审美旨趣。在这一过程中，乐器的音乐表现力逐渐丰富，乐器的演奏方式、制作工艺、组合形式也随之发生变化。所以，从这一时期乐器和器乐的发展过程来看，中华文化具有的开放性，以及对于异文化的吸收能力是其持久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除了这些丰富的乐器形式以外，唐代还有一种乐器发展到了后世难以企及的高度，即琴。琴是发源于本土的一种乐器，其历史可上溯至传说时代，近世才被称为古琴。自周代起，就有“士无故不撤琴瑟”之语。《吕氏春秋》中伯牙与钟子期因琴结为“知音”一事，反映出一种超越社会现实的心灵沟通，在被后世传诵数千年的岁月中每每会激起文人群体“天下谁人能识君”的感叹。正是这一份令人心旷神怡的孤寂，与古琴清微淡远的品格相统一，造就了中华文人独特的风骨。从东晋时期的画像砖上已经可以看到当下的古琴形制，这在全世界的旋律乐器发展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至唐代，记谱法与斫琴技艺的发展为古琴艺术提供了更为宽阔的挥洒空间，特别是减字谱的出现为琴曲的广泛流传贡献卓著。至今，减字谱仍为琴界所通用，其所承载的中华文化传统已逾千年。古琴艺术及其蕴含的音乐审美观念经过两千载岁月浸润而臻于完善，已成为重拾传统文化记忆、传承民族文化血脉的重要精神遗产。

宋元以后，市民经济兴起，中国音乐进入以剧曲音乐为主的历史时期。在乐器方面，宫廷雅乐和民间俗乐走着完全不同的道路。为了彰显皇权的正统性，历代的制礼作乐者都力求在理念上承袭上古三代，而现实中却不得不沿袭前朝遗制。由此，封闭和僵化的理念造成了宫廷雅乐几乎失去了音乐应有的审美价值，而成为权力的象征符号。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清代编钟在乐律层面几无规律可循，是不具备音乐表现性能的乐器。与此同时，民间的俗乐却表现得极为兴盛，以歌舞讲故事的戏曲艺术形式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音乐艺术的发展。戏曲伴奏乐队以及与其关系密切的传统乐种，通常由笛、唢呐、胡琴、琵琶、月琴、三弦、锣、鼓等乐器组成，从演奏形式上可以分为吹、拉、弹、打四大类。这四类乐器音色殊异，即便是以相同的节奏或旋律进行演奏，在彼此互为支持的听感下，听众依然能够清晰感知到各件乐器。这样的风格与西方交响乐队的审美追求形成巨大差异。概括地讲，交响乐队注重的是统一与融合，而中国传统音乐的乐队更看重协作过程中彰显的个性，契合着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理念。

近代以来，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社会的快速发展对传统文化产生深刻影响。随着皇权的消亡，以及人类对于自然和宇宙认识的深入，音乐不再被赋予等级与身份的观念，也不再与天时四气、民间信俗紧密相关，而是更多地体现出情感表现的本质属性。与历史上兴盛的时代相同，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域外的音乐文化再一次汇聚于此。种类繁多、风格各异的音乐艺术形式在丰富民众文化生活的同时，却对传承数千年的传统音乐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党和政府敏锐地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并及时启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各民族一度衰微的音乐艺术在保护工作的推动下再次焕发生机，以古琴艺术为代表的器乐艺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乐器承载着文明，印证着历史，蕴含着情感，伴随着中华民族一路走来。我们有理由相信，即便在未来我们生活中工具被电脑、人工智能或难以预见的形式所取代，乐器依然是人类最后的坚守。

冯卓慧，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副研究员。7FCA4B55-7592-4EF3-B3F2-79BF872C8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