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晓杰，生于辽宁盘锦。已出版各类文集二十余部。一级作家。曾获第二届冰心散文奖、2011年度华文青年诗人奖、2009冰心儿童图书奖、第六届中国散文诗大奖、首届紫金江苏文学期刊优秀作品奖《扬子江》诗刊奖、第六届全国散文诗大奖、辽宁文学奖等。2012—2013年度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现供职于辽宁文学院。

简笔画一般，两朵硕大的蔷薇花瓣儿团团抱紧，漩涡儿一般，层层递进。直挺挺的花枝上，衬以金铂色的六枚叶片。花根的近左，散落着大大小小的同质零星碎片，具有某种寓意吗？

这是《金蔷薇》的封面。水渍和折痕使它多了几分立体感、浮雕感。轻轻翻开书的扉页，久违的密集的小字，完全是为了传递思想和情感的文学功效本身，并没有过分精装带来的讨好和化学物品的有毒成分掺杂其间。行文为繁体字，部分字行下面画着表明重点的细直线或浪线，像一个隐身人，正握笔低眉读得专注，划得用心。242页，却只是薄薄的一个小册子，根本没有现今书籍的金碧辉煌，仿若硬领的衣服架子底下才能找见人。有几页破损严重的，还用透明胶两面黏牢，虽不会因此影响结局顺畅地发展下去，但我仍需小心地翻转它，有时还会用右手食指的指肚轻轻地拂着折痕的边缘，像小心护着一颗小火苗儿般驿动的心。

再看书的封底，赫然写着：内部发行。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80年9月第1版。印数1—30，000册。书号：10188.151。定价：0.62元。平时，它藏在我一面墙的书柜深处，在那些精装、大气的豪横巨著中，它像个受气的乡下穷亲戚，显得灰头土脸。但是，只有我知道，它一次次被我想起，具有怎样不同的深义—不管我是否真正把它端在手掌上，它一直都在我的心里……

静17岁时，我16岁。我们一并坐进了化工技校的同一个班级里。她是工厂子弟，我是社会招生外面考进来的，这并不能阻止我们“打成一片”。但静的确不与人同，她终日骑着自行车独来独往，不仅不跟男生说话，跟女生也不说，仿佛是整个群体的局外人，直到我们同时爱上写作—那时，“写作”是多么隆重的“事件”啊，尤其对于两个半大的孩子来说更是如此。

当时，我们居住的城市正处在从他市剥离出来的更替时期，部门重组，机械换牌，一切都像一岁的城市重新起步。报纸试刊时，我便在报“屁股”之类不显眼的地方刊发了几篇诗、文，皆为豆腐块般的浅淡抒怀—那个年纪，不浅淡，还能是什么呢？转年，市报创刊了。对于写作者来说，不啻福音。之于我，更是写作生涯中的重要转折—《盘锦日报》创刊号的副刊上，发表了我的一篇小小说，而且是—头条（当时，并不明白那叫“头条”，只是觉得排在报头下面一目了然很神气）。这幸福太巨大了！我觉得，第一时间与静分享这份快乐才会更有意义。

怀揣着兴奋的烈焰，我欣欣然前往“报喜”。而静却像她的名字一样，冷冷地泼过来一盆“凉水”：“那算什么呀！我早就发表过了。”

静的爸爸在他的单位身居要职，她又是家中最小的孩子，极尽亲人的宠爱。加之，本厂子弟的优越性，如无孔不入的细菌—不过，它发酵，却也成就了有益的一面。不知是“外来者”介入“本土”的急切心理，还是静独特的气息对我的吸引，自尊心极强的我，竟然不知不觉地向她趋近。

于是，夏日午饭后漫长的时光，我总会骑上自行车去她家，到她的小屋去待一待—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我推开她家的院门，她一会儿站起，一会儿蹲下，正用一块细软的碎花布擦着自行车，车座、车把、车铃铛、车的瓦盖子，有条不紊地擦啊擦。她看了我一眼，依然将锃亮的两只车圈各擦了两遍，再将辐条一根一根慢条斯理地数来数去。我坐在花坛的水泥沿儿上，眼睛追着她的手，帮着数。我们谁也没说话，很久，却并不觉得腻歪。

我是个快言快语的人，现在想来，我能“忍受”她的爱理不理和特立独行，完成是因为她能够给予我别人没有的东西—那正是我心中最渴望的某种“恰切”。

静的小屋很小，容我们两人便无法转身，我们只能并排端坐在炕沿儿上。小屋的墙壁上，没有贴着风行一时的张曼玉、钟楚红等港台明星红颜烈唇的大头像，吸引我的是靠墙角站立着的一只小书架，里面塞满了书。

那时，我们正狂热着，追了俄罗斯文学，又追拉美文学。这个“斯基”、那个“洛夫”没日没夜地抱着读。在饭桌上读，趴在被窝儿里读。在课堂上，我们把名著套上教科书的封皮，在老师眼皮底下若无其事“明目张胆”地读。那时，“限量”还没有被广泛提及，但“限时”已是事实。我们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读完某本书，否则下一位同学就会“虎口夺食”了。

那天，静看起来心情不错。她从小书架上抽出一本书，递给我说：“这几天我又读了一遍。已经是第三遍了。可是，每次我都覺得苏珊娜不是同一个人了，奇怪不？”

我捧起书。“《金蔷薇》。康，巴，巴乌斯，托夫，斯基……”我结结巴巴地读出声来，心里还想，这名字太长了！无法容忍！

她看出我一脸茫然，冷冷地说：“啊？这本书你都不知道，那还搞什么创作呀？！”

自然，我要借这本书来读，以减少心中羞愧。自然，她要限时—两天之后必须还给她。这已经是宽限了。我抱着书，又高兴又酸楚：如果她有我同学许倩的随和，该多好啊。可是，许倩家里没有书。

那时候，我还不懂爱情。我告诉静，她家亲戚—那个高我们一年级的大男孩，在我放学回家的路上时常“巧遇”我。有一次，我在我家院子里洗衣服，他还敲门而入，假装路人打听一个陌生人的家在哪儿住，却“惊诧”地发现“原来是你—你家在这儿呀”。他还在元旦晚会上，抱着吉他到我们班里演奏，眼睛微笑地看着我—那时，吉他就是青春和理想的代名词，我几乎被他抱着吉他弹奏的样子迷住了。静听了我的“坦白”，厉声喝道：“不许同意！他配不上你的优秀！”我优秀吗？我反问自己。当时，我还不具备看清自己的能力。甚至，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后来，我们毕业了。按毕业成绩，我被分到了全厂最好的中心化验室，成为一名穿着白大褂在窗明几净的化验室里飘来飘去的水质化验员，静却被分配到最脏最累的几乎全是男人的一线生产车间。她更孤僻了。423BC35B-AFC2-48D7-968B-5B22E36449D7

再后来，她去了市报社做编辑。而我，像所有年轻人一样糊里糊涂地结婚，生子，湮没于茫茫人海之中。静呢？她一点儿动静也没有，但并没有被“湮没”。我时不时会听到她对我们的种种世俗行为嗤之以鼻。我印象最深的是，她一个人行色匆匆时，嘴角总是含着笑意，我永远也猜不出那笑意是嘲笑，还是欣慰。她说话的语调轻柔，但语意却像钉子一样狠—如果，有人天生就与别人不是“同一类”，那么，她就是！

可是，当我们都认为她一定是个不婚族，或者会组建丁克家庭时，她却结婚了，生子了。

我去她的公寓看望刚刚做了母亲的她。噢，我暗暗吃惊。她一改从前，完全变得与我们一样婆婆妈妈。我真心替她高兴，她终于有了女子该有的“温度”。如果说从前我与她说话总是小心翼翼，那么那一次，我真的放松下来。我说我的农历生日恰好与他儿子的阳历生日相同，真是巧呀。她开心地说，那就借你的吉祥喽。说话时，她满脸笑意和真诚。

在她家，我又看到了那本《金蔷薇》，我又想起了初读时的惊喜与眼泪。可是，那天，我并没有说。因为我已真切地看到，文学的味道像那朵金蔷薇和苏珊娜的蓝色发带一般幽香—那幽香，已散在她实实在在的生活之中了。我终于放心了。

再次收到她的消息，是得知她去了国外之后。再后来，又在我们共同的朋友那里不断地听到她的种种际遇，替她担心，又不敢问候，直至听到她患病去世的消息……唉！那么年轻！至今，我仍在恍惚中，无法释怀……

多年以后，我曾写过名为《绝尘》的一首诗：

最后一个字叫绝笔，最后一首歌

叫绝唱。早春是明媚的，我们却在谈论死亡

谈论一个熟识的人，正在消耗细胞、骨肉

和年华，抽出丝一般的阳气，慢慢紧迫……

她爱戴草帽，爱穿白底儿红字的T恤

爱山水、花鸟，爱甲板后面欢笑的浪花

……她还没有爱够这纷飞的尘土

可是，这尘土也是爱她的。每当想起

大地和花朵，便看见一小匣珍贵的尘土

高高在上，标签却是：人间的姓名

这首诗的成因并不是因为静，但今日行文至此，还有哪首诗能比它更恰当地诉予静呢？

依稀记得，還了借她的《金蔷薇》不久，我就去新华书店买下了手边这本书。每当聚在她的小屋里，我们就多了一个有趣的内容—谈各自读这本书的感受：小姑娘叫苏珊娜还是叫絮姬好一些？文末老文学家的引文是否过于生硬？有时，我们还会大着胆子重写故事的结局：假设苏珊娜没有嫁给那个“绣花枕”的男演员;假设她一直跟着清洁工沙梅一起生活。假设……假设……我们像模像样地思考着，辩论着。那些微小的细节，像可贵的青春岁月，像珍贵的尘土，一直营养着“友情”之树，使它在我的心中旺盛地生长着，葱茏着。

如今，岁月恒常，却阴阳永隔。每当我想偷懒的时候，就会想起静;每当我写不下去的时候，似乎有一种使命在督促我—那是双份儿的使命，为了配得上她口中我的“优秀”。我时常想起，我们互相传看着对方硬皮塑料笔记本上抄写的美丽诗文的日子;时常想起，我们在课间时互递一个会意的眼神儿，就会在学校断墙外的荒草滩上聚拢，分享彼此又发表了什么新作—虽然她的态度仍是“冷冷”的，但我已明了它的深意—那正是我如今依旧“点灯熬油”深爱文字的理由。我们都是尘土，珍贵抑或使大地更加深沉，已经足够。

今年，我53岁，她应该54岁了。可我记住的，永远是她30岁之前的面容。去年“寒衣节”那天清晨，我与两个弟弟去公墓祭祀完爷爷、奶奶，便对着自己说了上面这些话，无非是要提醒自己：在浩瀚的宇宙中，我们本是约等于无的微尘。但是，我相信，有些“尘土”是异常珍贵的，无影，无形，甚至“微毒”，却足以把你营养，治愈……423BC35B-AFC2-48D7-968B-5B22E36449D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