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举

不定什么时候，我就会想起40年前的那个冬日，我从普兰店的俄式建筑风格的小车站，兴冲冲登上了北去的列车。在一声悠长的鸣笛中，巨大的轮子啃啮着冷凝的钢轨，火车头喷吐出的滚滚烟絮，被寒风立刻撕碎，在飘零中，我告别了生活了25年的故乡。

一路都是光秃战栗的辽南平原，漫长而单调。当我落脚沈阳站时，一下子就被站台上的西北风洞穿。我穿着一件军大衣，凛冽的风掀动下摆，露出白色的里子，映着地上的残雪。瞬间暴露了这件军大衣是仿制的，真正的军大衣是那种黄绿色的里子。

我穿行在那个洋味十足的沈阳站广场上。那巨大的穹顶弧状车站是杨廷宝先生设计的，那种装饰性的对称的塔式顶部，像经风沐雨的绿色头盔，见证着奉天的历史变迁。我被寒风推着疾走，每次呼吸，都会吐出一股奶白色的气流。那个冬天，似乎把过去的一切都冰结了，而待到春风揉软大地时，中国有了改天换地的变化。

于我而言，这次命运的转折皆因我的两个短篇小说《我和老师》和《选择》。它们分别刊于1978年上半年的《辽宁文艺》和下半年的《鸭绿江》头题。刊物上半年叫《辽宁文艺》，下半年改回《鸭绿江》。改刊头一期（第6期）刊发的是刘心武的短篇小说《面对祖国大地》。第8期就是《选择》。小说的选择也暗合了我个人命运的一次选择，恢复高考第一年，我考取了辽宁大学中文系，却因为醉心创作而放弃了入学机会。需要说明的是，《鸭绿江》从1946年创刊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