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举

不定什么时候，我就会想起40年前的那个冬日，我从普兰店的俄式建筑风格的小车站，兴冲冲登上了北去的列车。在一声悠长的鸣笛中，巨大的轮子啃啮着冷凝的钢轨，火车头喷吐出的滚滚烟絮，被寒风立刻撕碎，在飘零中，我告别了生活了25年的故乡。

一路都是光秃战栗的辽南平原，漫长而单调。当我落脚沈阳站时，一下子就被站台上的西北风洞穿。我穿着一件军大衣，凛冽的风掀动下摆，露出白色的里子，映着地上的残雪。瞬间暴露了这件军大衣是仿制的，真正的军大衣是那种黄绿色的里子。

我穿行在那个洋味十足的沈阳站广场上。那巨大的穹顶弧状车站是杨廷宝先生设计的，那种装饰性的对称的塔式顶部，像经风沐雨的绿色头盔，见证着奉天的历史变迁。我被寒风推着疾走，每次呼吸，都会吐出一股奶白色的气流。那个冬天，似乎把过去的一切都冰结了，而待到春风揉软大地时，中国有了改天换地的变化。

于我而言，这次命运的转折皆因我的两个短篇小说《我和老师》和《选择》。它们分别刊于1978年上半年的《辽宁文艺》和下半年的《鸭绿江》头题。刊物上半年叫《辽宁文艺》，下半年改回《鸭绿江》。改刊头一期（第6期）刊发的是刘心武的短篇小说《面对祖国大地》。第8期就是《选择》。小说的选择也暗合了我个人命运的一次选择，恢复高考第一年，我考取了辽宁大学中文系，却因为醉心创作而放弃了入学机会。需要说明的是，《鸭绿江》从1946年创刊以来，先后有过多个刊名《处女地》《文艺红旗》《东北文学》等，改叫《鸭绿江》多年后，又改为《辽宁文艺》，再改回《鸭绿江》时，编辑部同仁都觉得应该换个刊名，因为别人一听这个名字就以为是丹东的，就打算改叫《十月》。在我进编辑部后参加的第一次会议上，老范接到了北京一家刊物的来函，从中得知他们新创办的一本文学杂志，取名《十月》。就这样，我们刊物又改回《鸭绿江》。新刊素色封面，显赫着三个方正破边印刷体大字“鸭绿江”，这是把那种印刷的铅字模板，敲破边缘，做成一种朽状，透出悠深的历史感。

毋庸置疑，我是那个年代的幸运儿，因省委书记特批，破例从县城调入辽宁省作家协会。用一位工友的话说，是一步登天。这种童话般的经历，只能是改革开放的破冰之时。

数年后，当我在一次文学活动中碰巧跟当年的省委书记郭锋坐在一张圆桌时，我虔诚地举杯敬这位恩人，我说感恩您改变了我的命运，并表达了我一直以来的感谢。

退休多年的郭锋书记虽然外表已有耄耋之相，却很睿智。他风趣地做了个表情说：早知道，我就不调你了。

我前往报到的地方是沈阳的一处名胜：大青楼。这是当年张大帅的司令部，人称大帅府。这个看上去像四层其实只有三层的洛可可风格的青砖小洋楼，里面竟装着整个省作协和省文联。

跨进楼内，陈年的地板与幽暗高挺的门楣，体现了肃穆的空间威严，但迎面看到的矮墙裙上镶贴着彩色瓷砖，觉得不大舒服，楼梯也莫名隐匿在内大门后边，这种格局跟大帅府的巍然气氛颇不协调。后来才知道这是遭受了日本人的扭曲改造。

一楼东侧三个大房间，靠北面的一间是作协办公室，那是少帅当年枪杀杨宇霆和常荫槐的“老虎厅”，挨着那间是资料室。靠南面一间是音协和《音乐生活》编辑部。寒溪、孙凤举、张名河，寒冰，还有当时最年轻的晓丹，日后做了《音乐生活》的主编。当时我只觉得跟他们很谈得来，却不想那就是我日后跨进音乐界的先机。

这条大走廊经常有拍戏的人进进出出。白天喧闹，到了晚间却异常沉寂，缭绕着一种古怪而神秘的阴气。据说这里夜深人静时有过鬼故事，还有人称亲眼看见过红狐狸。

我们《鸭绿江》文学月刊社小说组在二楼的一个大房间，诗歌组、报告文学组，还有散文和评论组都在三楼一个大房间。挨着的是书法家协会、摄影家协会。我们美术编辑也在三楼，临时间壁出来的一条小走廊，曲径通幽处一个靠北面的小房间，屋子里面有张单人床，这就是我的宿舍。因白天有美编要来办公，我得早点起床，收拾好房间。这种办公室与宿舍的混搭在这栋楼内四处可见。

最有趣的是到了晚上做饭的时间，各路人马齐聚在一条大走廊里，每家一个煤气罐，沿墙依次排列，差不多有十来家吧。有美术家协会的领导，也有摄影家协会主席，有作家、音乐家，我们慈祥的范主编也在这个队伍中。每当他们开始做饭时，就是最为热闹的锅碗瓢盆交响曲。

《锅碗瓢盆交响曲》是蒋子龙的一部中篇小说题目，在他写完《乔厂长上任记》之后，最抢手的《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曾先给了我们刊物，小说是以日记体形式叙述，时间：一九七九年三月四日。当时采用日记体写小说十分新鲜。我最喜欢的日记体小说是纪德的《田园交响曲》，不知道蒋子龙那时是否读过此书。我只知道我们那个经手的编辑为了让其更加完美，提了点修改意见，结果这篇就被別的刊物抢走了。一经发出，便轰动全国。蒋子龙也够仁义，随后又给了我们一篇《人事厂长》，但还是无法弥补“日记”之憾。

范程主编在当时是主持杂志社工作的副主编。主编仍由作协领导兼任。那时候我们杂志以思想解放著称，别的刊物不敢发的文章，我们敢发，诸如河北作家李克灵的小说《省委第一书记》，被好多刊物退稿，我们接到稿子后，立刻以头题刊登，引起全国瞩目;湖北作家祖慰的一封来信，其他刊物均不敢发，我们却以《来函照登》为题，当期刊出;还有我们经常刊登阎纲先生见地犀利的评论。这一系列作品，使得这本杂志以“思想解放”的品质与特色，冲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名噪一时。

还有李宏林的开山之作《大海作证》，这个中篇题材相当敏感，写林彪选女婿的故事，《鸭绿江》以显赫位置推出后，引发巨大社会反响，刊物发行量飙升，这让老范整天幸福而痛苦地搔着光亮的额顶，愁叹每期的纸张，哪里去弄。

当时编辑部总共12位编辑，除我之外，都是老同志。我被分到了小说组。我们采取三审制，我提稿给小说组组长童玉云，之后是吴竞，二审通过了，才提交终审范程那里。如果涉及过于敏感的题材把握不准，再提交党组分管刊物的主编那里把关定舵。作协党组的思基、方冰、金河等都分管过杂志，轮流做过刊物主编，后来党组领导不再兼任主编，范程得以扶正。

作协的人都管范程叫老范。他看稿十分仔细，无论通过还是没通过的稿子，他每次在提稿签的终审意见栏里，总是写得满满当当，甚至会溢出边框，写到稿签的下边底脚。他的钢笔字也如同毛笔字一样的清婉明丽。他的意见，条理分明，细致入微，从中让我学到了一个编辑的职业精神。

范程是一个恩威并重的长者。他找我谈话时，声音很小却颇有威严，他说，原本调你来是要做专职作家的，但是因为你太年轻了，党组研究让你在编辑部锻炼几年，再去搞专业，这对你会大有好处的。我深以为然。

在我进到小说组之后，一位年轻女编辑边玲玲由辽宁大学毕业分配过来。其实她是老三届，也不年轻了。她说一到编辑部，推开那扇高大厚重的朱漆大门，便看到一张皱纹那么深那么密、全埋藏着苦楚的面孔，便为之一怔：当编辑要当到这个样子？她被吓到了。

我们小说组的分工，是按照六大区（东北区、华北区、华东区、中南区、西南区、西北区）来分片的。我是分管西北地区，再加上本省的大连市和朝阳市。我曾写过到西安组稿见到王汶石、杜鹏程那一代老作家围坐在一铺土炕上的情景，也写过与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名家的交往。贾平凹早期给我们写稿子时，会将稿纸翻到背面去写，如果说他是不喜欢被稿纸正面方格限制，但他在背面写的每一个字，也都规规矩矩地缩在格子内。据说他每次投稿前总会有一个仪式，或者叫作“法式”。我曾带着好奇心去拜访他，果然在他的客厅最显赫的位置看到了一个大花瓶里竖着一支巨大的毛笔，用以供奉，周围有焚香缭绕，堪称“笔神”。有副对联至今记忆深刻：“不可无一，不可有二”。后来我多次去过他家，得到一个墨宝：“静乃制动也”。那是写在一块古砖上的。

因为大连是我的故乡，那里朋友也多，因此也是我经常去组稿的地方。达理、邓刚是联系最多的。每次去大连，邓刚都会跟我讲他的最新构思。他极有讲小说的天赋，绘声绘色，比他写出来的文字更具感染力。他盯着你时，会让一双小眼睛格外放光灼人，他讲工人下岗的故事，每个细节都生动丰富，我催他赶快写出来。不出一周，我就接到了他的稿子《真刀真枪时》。他写字如小学生楷书般一笔一画，十分工整。我们当时规定谁组来的稿子，谁就是责任编辑。当时刊物是不署责编名字的。我跟一位老编辑研究，将这篇小说题目改为《阵痛》。小说经《小说选刊》头题选载之后，荣获当年全国短篇小说奖。随后，边玲玲责编了王中才的短篇小说《最后的堑壕》，也荣获了全国短篇小说奖。

邓刚是从《鸭绿江》走红文坛的。继我们刊发《八级工匠》，《春风》（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主办），中篇《刘关张》之后，他佳作迭出：《龙兵过》发表于（《青年文学》），《蛤蜊滩》发表于（《人民文学》），一发不可收。《我叫威尔逊》也是我去大连组稿时，他给我先讲构思，我催他赶出来。在我们刊物出了三校之后，我把大样寄给《小说月报》，得以当期选载，并获得“百花奖”。还有他发在《上海文学》的《迷人的海》，获得全国中篇小说奖，就此开启了邓刚年。

还有军旅作家刘兆林，也是从我们刊物走出来的名家。在我力薦下，他得以参加《鸭绿江》笔会，有了发轫之作《爸爸呵，爸爸》。这篇获得《鸭绿江》奖后，他的创作迎来了井喷般的爆发，连续在《解放军文艺》上发出《雪国热闹镇》《索伦河谷的枪声》《船的陆地》等，连续获得全军和全国的中短篇小说奖项。他与邓刚同期进了鲁迅文学院（文学讲习所），我多次去那里组稿，结识了一大批优秀小说家：朱苏进、乔良、简嘉、赵本夫、储福金、姜天民、聂鑫森、张石山、郑九蝉等。他们的作品为《鸭绿江》增添了新的风景。

除了关注名作家之外，我们还会注意发现培养新作者，尤其本地年轻作者。在谢友鄞、晨哥、吕永岩、庞天舒、孙惠芬之后，更年轻的一代作家中，于晓威的处女作《无法不疲劳》、张宏杰的《蒙古无边》，还有李铁的处女作，也都是在《鸭绿江》这块园地刊发的，还有周建新、白天光、力哥、徐锦川等许多年轻作家，都是跨过“鸭绿江”，走向全国。

回顾刊物扶持一茬茬年轻作家成长之路，难免有遗憾之处。辽宁曾有个业余作者，出手不凡，才华毕现，我特别看好，可惜后劲不足。作为编辑，发现作者是欣喜的，但发现一个有才华的作者，却没有把他扶植到应有的成功地步，总会为之叹息。还有位部队作者在1986年写出一个很精彩的短篇小说，我在参加那一年全国短篇小说评奖时，代表刊物力荐此篇，可惜时运不济，终评没有上去。这也影响了他后来的创作。

文学创作对于一个作者而言，天赋勤奋固然重要，但有时你不得不承认命数：运退黄金无色，时来铁也生辉。至于你的文运哪年哪月会来，则是由天不由人了。

作者的成名跟编辑密不可分。在跟业余作者广泛联系方面，阿红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每天好几麻袋的自然来稿，小说和诗歌的稿件是最多的，阿红是诗歌组长，编辑有于宗信、陈秀庭。继迟松年、于成全之后，陈秀庭当过《鸭绿江》主编。阿红头脑灵活，有着过人的精力，他似乎永远都在埋头写信。他是在那种便签上给作者写退稿信，我们有铅印的退稿签他不用，一味地用圆珠笔写，把个笔珠磨得格外光滑。对于作者而言，接到一封铅印退稿签和一封手写的信，那是天壤之别的。我曾与阿红住过一段近邻，下半夜两点还看到他在伏案写信，印象中他是整夜无眠。他肯定是编辑部写信最多的人。

阿红的过人精力还表现在精明的头脑方面。我们刊物在全国最早创办函授创作中心，就是他的提议。我们的函授中心第一届就招了八万学员，从中培养了大批作家，其中就有写出《燕儿窝之夜》的魏继新、获过全国小说奖的军旅作家宋学武，还有甘肃的作家柏渊等等。那时候，我出差到全国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报出《鸭绿江》的名字，就会有人热情地告诉我，他是我们的函授学员。

阿红是笔名，不知道他当初为何取了这个女性化的笔名，只知道我们编辑部当时接到读者来信时，称呼他“阿红阿姨”。还有把童玉云称作“童阿姨”，女编辑被误称作叔叔的，也是常事儿。后来，阿红离开《鸭绿江》去《当代诗歌》当主编。他退休后喜欢书法，将求字者的名字作成诗，自成一格。再后来，他寂然辞世，我去殡仪馆为他作了最后的送行，很是感伤……

编辑部年纪最大的要算单复先生。他出生在一个菲律宾华侨世家，操着一口福建泉州口音，左手写字，写得飞快。他为人不设防，开朗笑声中焕发天真。他是散文组的组长。第一次见到他时，就发现他笑时与两道长寿眉一起生动着。之后几十年下来，他的长寿眉还是那么灵动飘逸。评论组是由顾希恩负责，他是复旦大学毕业，一件军大衣披在肩上，里子是黄绿色的。当他在陈年的地板上踱步思索时，有着军旅指挥官的威严。他们几个都吸烟，范主编吸得深，吐得慢，丝丝缕缕，一枝一叶;单复吸烟是仰着面孔，端着胳膊吸，每一口吐出的烟团，似乎在飘升中寻觅灵感;阿红吸烟吸得最轻浅，从不往肚里吞，好像沾到唇边就马上喷出来。三楼办公室去的作者最多，而诗歌作者又是最多的。他们中有很多抽烟的，因此，每天屋子里都是烟雾弥漫，人气腾腾。

那是一个文学爆炸的时代，那也是一个文学期刊大繁荣的时代，《鸭绿江》不仅在全国林立的刊物中拥有领先地位，而且，每月都有近十万册的《函授教材》。后来又创办了《文学大观》，以通俗刊物养纯文学刊物，《文学大观》的发行量最高时达到67万册。

那时候，一贯谨言慎行的范主编，俨然一位先锋诗人。记得他那一年去南京参加一个全国性的期刊会议。会上《雨花》《鸭绿江》《延河》等刊物，联合提议再创办一份小说选刊式的刊物，跟《小说月报》并峙。每期由各省级刊物轮流选编。那次会上，《雨花》的顾尔潭与我们的范程等那一代主编们的激情与魅力，赢得了与会者们的热烈拥戴。他们的方案并未得到上面的认可，但那次会议在中国期刊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知道是否与后来创办的《小说选刊》有联系。

王蒙先生在文学最热的年代曾说过这样的话：全国青年都拥挤在文学这条狭窄的小路上。那时作为一个文学青年是个挺时尚的事儿。写作人多，给刊物投稿的量就剧增。我的办公桌上，总是会有砖垛似的一沓稿件。每天从早看到晚。我就是从这些稿件堆里沙里淘金，认识了好多作家，并经常给他们写信，如今还在高产的小说家杜光辉的作品，就是从这些“砖垛”里发现的。他至今保留了我给他写的几十封信，每一封都是对他稿件的意见。即便他在海口漂泊到了最艰难的时刻，也没舍得丢掉这些信。他说这是他的幸运，而我则大为感动，认为这是我做编辑的幸运。

范程主编那时经常提醒我要摆正创作与编辑的关系。当编辑是为他人做嫁衣，但能够做好嫁衣实属不易。那时的编辑工作确实很繁忙，但再忙我也没有放弃业余创作。感念范主编以他的黄土高原般厚实的人品，宽容与包容兼备，以黄河奔腾般的诗人激情和魄力，与阿红、单复、于成全、童玉云等精英们一道，为文学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他们那一代编辑身上，我看到了许多优秀品质，这些都是那个年代《鸭绿江》积攒的宝贵财富，让我和先后来到编辑部的同仁们（刁斗、张颖（女真）、李黎、宁珍志、刘嘉陵、柳沄等），受益多多。

我从小说组长到主编兼社长，这一路走过来，多有感慨。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当一个刊物的法人代表时，你是主要负责人，肩上的担子分量是很重的。已经今非昔比了。市场经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再也不似当年的纯文学时代。想起范主编当初跟我说的因为年轻而锻炼，却完全没有想到，這一锻炼就是23年。

2004年的某一天，在岭南的中国作协创作基地我与陕西的峭石意外相逢。谈笑间他举杯感触颇深地说：“为了我23年的编辑生涯，干一杯！”我起身应和：“我也是23年的编龄。”

他一下子怔住了，嗫嚅着：你这么年轻，就23年了呵，23年是多好的年华……

是呵，23年的编辑生涯，结束于2003年的非典。那一年我去鲁院参加了第二届高级作家班（主编班）学习，结业后，便随着中国作协的作家采风团去了广东，成为中国作协驻东莞创作基地的首任作家。在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时，全国百余名作家云集深圳。我也没有想到，就此我与深圳结缘，一晃，又是十五六年过去。

这些年我一直在进行跨界写作或讲学，参加了很多的音乐与建筑界活动，出版了多种文章和书籍。然而，在很多场合，人们还会把我跟《鸭绿江》联系在一起。即便后来被北京一家影视公司邀为剧本医生，在联系作者时，对方还是一下子说出了我跟《鸭绿江》的渊源。

编辑生涯，总会打上烙印的，无论如何转换地域，无论怎样跨界，我的标签依然无法跟《鸭绿江》脱离干系。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我是鸭绿江的“女婿”》。那是为《鸭绿江》成立45周年的纪念册所撰。一想，再过四年，《鸭绿江》就是八十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