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严培（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

笔者从考察中发现清代建筑楹联来看，清代楹联镌刻与题写的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清代康熙年间，最晚可延伸至清代宣统年间，时间可谓横跨了整个清代，但楹联数量主要聚集在清代中晚期。从形制上来看，楹联主要分为石质楹联、砖质楹联、木质楹联、琉璃楹联等。而一般来说石质楹联与砖质楹联都有纹饰，以八宝纹、花草纹、回字纹、蝙蝠纹纹饰为主。清代的楹联在制作工艺上已经很纯熟，并且在书法的艺术性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在书体上，刊刻于寺观、祠堂、家宅、戏台等场所的楹联，出现了多种书体，篆、隶、楷、行、草五体皆有，且大多刻制精美，保存完好。本文旨在分析考察山西省清代建筑楹联的书法风格及其流变。

一、山西省清代建筑楹联概况

中国文化，在文学的境界上有一个演变发展的程序，大体的情形，是所谓：“汉文、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到了清朝、我认为是对联。”南怀瑾先生在《历史人生级横谈》中提到，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对联文学在清代到达了高潮，并且也成为清代的主流文学。对联在清代以文学的形式而大兴，随着对联文学形式的兴盛，楹联书法自然也会得到兴盛。清代的楹联书法在清代道光至咸丰年间达到了全盛。

根据北京的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物地图集·山西分册（上）》一卷中对山西戏台的介绍：“戏剧活动在山西起源甚早，晋南地区素有‘中国戏曲艺术的摇篮’之称，平阳（今临汾）是金元之际戏曲活动的中心。山西现存元代至20 世纪40 年代的戏台建筑有2854 座，数量居全国之冠，是中国戏曲发展在各个历史阶段的见证……明代以后，民间戏剧表演中两军对垒的场面逐渐增多，要求舞台的面积逐渐增大，戏台的平面也由金元时期的方形向长方形转变，戏台中使用帷幕分隔前后台的做法，渐渐被用固定的板隔分隔前后台的做法所代替……清代中叶以后，山西民间的唱戏之风日益兴盛。作为戏曲演出载体的戏台，遍布全省，建筑形式更是绚丽多姿，有两台相对的对台，有一字相连的三连台或品字形戏台等。”由于所存戏台数量庞大，笔者通过山西省的实地考察，走访明清戏台137 座，收获戏台楹联40 余副，图像资料300 余套。

二、山西省清代建筑楹联的书法风格

总的来说，山西省清代建筑楹联的书法风格呈现多样性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其一，书风的多元化，明代楷书基本处于颜欧体楹联，到了清代出现了多样的书风，有赵体楷书楹联，苏体楷书楹联，行书出现了也出现了米南宫、二王、颜鲁公的书风，篆书有铁线篆和粗线条的小篆。

其二，书体的多样性，不同于明代楹联的单一楷书和行书楹联。清代建筑楹联书体，篆隶楷行草五体兼备。下面将按照清代书法风格发展的历史来对山西省清代建筑楹联进行分析。

（一）晚明书风的延续——山西省清前期建筑楹联书法风格

其一，晋祠松水亭明间楹联（图1），此楹联高1.43m，宽0.24m，为清代木质楹联，楹联内容为“圃蕊城萝随点缀，事来功赴谢玄虚”，下联款为“傅山”，位于太原市晋源区晋祠松水亭明间檐柱上（西向）。可得知此联作者为傅山。此联也是傅山常见的行草书楹联风格，恣意澎湃，落墨大胆，气势如虹，点画字形不拘制约，纵横牵绕，在急速地落墨线条中，处处可见得傅山随机而动的“无意之佳”。

其二，晋祠云陶洞楹联（图2），此联高1.84m，宽0.22m。为清代木质楹联，楹联内容为：“日上山红赤县灵金三剑动，月来水白真人心印一珠明。”下联款：“傅真山书”。位于晋源区晋祠云陶洞洞门二侧。此楹联是为傅山常见的行书风格，傅山书法承接了晚明时期，摆脱了技法规则和张扬个性的特点，此作潇洒自然、从容不迫，全无拘谨佝偻之姿，于不经意处可窥得其真趣。

其三，纯阳宫二道宫门楹联（图3），此联高1.90m，宽0.35m，为清代石质楹联，下款为：“太白山人题”，楹联内容为：“道合昊天蒦上仙班第一，祠开晋地埊下栋宇无双”。位于迎泽区起风街纯阳宫二道宫门明间西侧。此联书体，草书中夹入行书，肆意烂漫，大开大合，线条跌宕，左右开弓，气势雄壮，有晚明个性书风之趣味，可见得与徐青藤之书风接近，用笔中锋、笔画饱满、落笔见形、藏头护尾、一波三折而又主次分明。

清初王士禛总结道“本朝状元必选书法之优者。顺治中世祖喜欧阳询书，而壬辰状元邹忠倚、戊戌状元孙承恩皆法欧书者也。康熙以来，上喜二王书，而己未状元归允肃、壬戌状元蔡升元、庚辰状元汪绎，皆法《黄庭经》《乐毅论》者也。惟戊辰进士中工二王体者，首推海宁查升，以其族叔嗣韩兼习《五经》，拔置鼎甲，升遂抑置二甲。”

图1 晋祠松水亭明间楹联

图2 晋祠云陶洞楹联

图3 纯阳宫二道宫门楹联

从王士禛的总结中可以得知，士大夫为了考取状元，一定会被统治者的书法喜好所影响。陈其元在《庸闲斋笔记》中写道：“圣祖最喜香光字，遇外吏进呈之本，有疑似者，辄为沉吟曰：‘其陈邦彦书耶？’高宗尝出内府香光真迹数十轴，召公询日：‘内中孰为汝所书者？’公审视良久，叩首谢，亦竟不能自辨也。”从中可知康熙皇帝对于董其昌书风的推崇，上至公卿，下至百姓，都在临摹董其昌书法，直接导致了清初书坛的“崇董书风”。其中以王家大院别一居楹联最具代表性（图4），此楹联高1.89m，宽0.36m，为清代石质楹联，无款，楹联内容为：“丛桂芳联依玉树，猗兰香馥绕高松”，位于石县静升镇静升村王家大院别一居楹联楹柱。笔者在灵石县王家大院发现此联为双勾刻制，据笔者实地拍摄的图像资料，直接展现了书写者所书楹联的字形结构。

从其结构，可以看出其书以董其昌为依傍，亦步亦趋，得飘逸隽秀气韵，用笔突出波挑轻重变化，婉转流畅。从其联中可以感受到，书手对董其昌书法从技法到气韵都经历了长期的练习和文化熏陶，与当时的其他书家对比可见，在继承董书风格笔法上，很是精确和熟练。

（二）帖学书法与金石学的兴起——山西省清中期建筑楹联书法风格

刘恒先生在《中国书法史·清代卷》提出：“在康熙末到乾隆初的帖学书风转变过程中，具有最明显作用的当属张照的创作实践和乾隆帝弘历对赵孟頫书法的推重。”在乾隆时代，弘历对赵孟頫的推崇，可谓之“于是香光告退，子昂代起，赵书又大为世贵”。同时也兴起了“崇赵书风”，在此书风下，笔者在山西省明清建筑楹联中也发现了“崇赵书风”留下的痕迹。以及在大清文字狱的政策下，文人士大夫从帖学中发现了新的道路，金石学的兴起，直接引发了清代篆隶书的萌芽。

晋祠读书台楹联（图5），此联高1.36m，宽0.18m，为清代木质楹联。楹联内容为：“碧海青天长啸去，白云黄鹤朗吟来”。位于晋源区晋祠读书台前廊明间檐柱上。虽然联中书手已经难以考证，据笔者实地考察，此楹联下款有四字难以辨认，应为人为刻意划去，具体划去原因已难考证。

1.3 脊柱椎体骨折评价 研究对象行低剂量胸部CT检查，CT侧位定位像的扫描范围为T4椎体上缘至L4椎体下缘。将图像传输到PACS诊断工作站，由2名高年资放射科医师分别进行双盲法阅片；评估意见不一致时，由2名医师共同评估，取得一致性意见。在CT侧位定位像上，采用Genant半定量法[2]对T4～L4椎体进行骨折评价。根据塌陷椎体的压缩程度(与相邻正常椎体的高度相比)，将骨折分为1级(压缩20%～25%)、2级(压缩26%～40%)、3级(压缩大于40%)；正常为0级。

但从实地拍摄的图像资料刻意得知此联所作时间，乾隆甲辰年为乾隆四十九年（1784），从落款时间可以看出此楹联为清代中期乾隆年间所作。其书风有着明显的时代特色，从字形上看，有明显的董其昌书风痕迹，但却不完全和董其昌书风相似，用笔上汲取了颜真卿的厚重与米芾书的跳宕纵横，但同时保留了董书的秀媚婉丽。

乔家大院甬道北一院二进院楹联（图6），此楹联高1.58m，宽0.25m，为清代木质楹联，楹联内容为：“诗书于我为曲蘖，嗜好与俗殊酸硷”，下联款为：“惕三赵昌燮”。位于祁县东观镇乔家堡村乔家大院甬道北一院二进院倒座门楼。从落款和笔者实地考察图像可得知，此副楹联为清代隶书楹联，书手为赵昌燮。此副楹联，为取法汉隶礼器碑，粗细变化明显，强调波挑，比起汉隶，多了些许灵动与流变，用笔迅捷沉稳，赵昌燮也为清代山西省代表书家，此副楹联也是山西省清代楹联书法受到“隶书中兴”影响下的作品。于此楹联可“窥得全豹”。

由此可见，清代隶书水平迅速的发展提高，影响到了山西省清代的书坛，超越了对汉碑的忠实临摹，而发展到了表现书手审美取向和个性表达的层面。

（三）碑学书法的兴盛——山西省清末期清代建筑楹联书法风格

图4 王家大院别一居楹联

图5 晋祠读书台楹联

图6 乔家大院甬道北一院二进院楹联

图7 乔家大院书房院二进院楹联 来源：笔者自摄

清末时期，以乔家大院书房院二进院楹联为代表，此楹联为清代木质楹联，长2.48m，宽0.23m，此楹联为篆书书体，字径达20cm×15cm，字径大于以往的小篆的大小，从楹联的刻制中可以看出，书写者受到了铁线篆的影响。“篆书有三要：一曰圆，二曰瘦，三曰参差。圆乃劲，瘦乃腴，参差乃整齐，三者失其一，奴书耳。”这是王澍对篆书理论的真知灼见。篆书之道，重在规整统一、庄重典雅、古朴流畅、刚柔相济。古朴流畅、刚柔相济之书风使得山西省清代建筑楹联书风更加多样性，审美更加多元化（如图7）。

同为清末时期的还有王家祠堂孝义坊楹联，此楹联为清代石质楹联，长1.32m，宽0.36m。王家祠堂孝义坊楹联篆书，为清代文字学兴盛下的小篆风格，此楹联小篆用笔尖入尖出，字形取古法篆籀字形，用笔从小篆写法，趋近清代朱为弼书风。此副楹联所书的篆书在不同程度上吸收化用了铜器铭文的意趣韵味，书写小篆时加入一些金文的结构和笔意，颇具高古气质。

三、山西省清代建筑楹联书风流变

从山西省明清建筑楹联的发展过程来看，在明代，楹联悬挂的场所均集中在地方关隘等特定场所，书体均为楷书，书法风格上也呈现出端庄的唐楷书风，至于清代出现的楹联，五体皆有，篆隶楷行草，各种书体的楹联都存有多种书风。

篆书书体的出现，带动了清代楹联书法的多样性，不仅有吴让之风格的小篆，也还存有大量带入以铜器铭文的文辞和字形作为书写素材，以金文大篆笔意书写的小篆；也存在大量集李阳冰字作篆联；也有以拙劣用笔书写小篆的小村小庙。

楷书，依然延续着中正代表的颜真卿正书，也有乡村关口，不知名乡贤书写的蹩脚楷书，同样有受时风影响的赵体楷书。

行书有“崇董书风”与“崇赵书风”影响下的大量楹联存留。

草书多为晚明遗风，有如傅山的草书，环绕张扬；也有类似徐青藤的山野道士，得其书风，任情姿性；还有比较特别的草书楹联，以夸张的粗细对比，将章草符号化的特殊现象。

以上为五体书法楹联的概括，下面笔者将列举部分书体楹联，来分析山西省清代建筑楹联的书风流变。

（一）楷书

丁村三义庙庙门八字墙楹联，楹联高1.74m，宽0.34m，阴刻楷书，砖质，无纹饰，无款，为清代楹联，楹联内容为：“精忠贯日月，浩气凌云霄”。位于襄汾县新城镇丁村村南三义庙门口。据笔者实地考察得知，此联是为清前中期楹联，书风是为颜真卿楷书书风。雄浑大气，镌刻于三义庙八角墙两侧。

（二）行书

乔家大院三院二进院楹联，此楹联高1.46m，宽0.31m，阳刻行书，木质，无纹饰，下联款：“何绍基”。为清代中后期楹联，楹联内容为：“行事莫将天理错，立身宜与古人争”。位于祁县东观镇乔家堡村乔家大院北三院二进院倒座门楼。

据笔者实地考察得知，此联是为清中后期楹联，书风是为颜真卿行书书风。此联为碑学行书的书家，何绍基所作，字势饱满，走笔野逸，以碑法之用笔写行书，当为书法史之重要人物。悬挂在乔家大院三院二进院门二侧。

（三）草书

冠山文昌阁吕祖洞檐柱正面楹联，此楹联高2.07m，宽0.21m，阳刻草书书体，白砂石质，无纹饰。为清代中期楹联，楹联内容为：“境接山林余韵，檐飘海岛灵风”。位于平定县冠山镇后沟村冠山文昌阁吕祖洞檐柱。

据笔者实地考察得知，此为吕洞宾文昌阁之楹联，是为清嘉庆二年（1797）楹联，从落款，楹联风化严重，已经难以识别其中二字。但其书风延续了晚明的个性书风，行草书肆意姿性，线条凝练，有怀素之线条与王铎之字势，镌刻于平定县冠山镇后沟村冠山文昌阁吕祖洞檐柱两侧。

四、结语

笔者总结山西省清代建筑楹联书风成因分为以下三点：

其一，崇董书风的兴盛，民间楹联数量有所增加。结合实地考察资料，明代时期并无私人宅邸或场所镌刻与悬挂楹联的，而清代开始，多了很多家宅楹联，庭院楹联，戏台楹联，如祁县乔家大院、祁县渠家大院、灵石县王家大院、祁县长谷川茶裕楼商会等。清初时期，晚明的遗臣士大夫有些入仕满清政府，有些隐于山林寺观或多或少地保留晚明的个性书风，多以大字行草书见长，而顺治喜欧楷、柳楷，康熙推崇董其昌书，都引领了书坛的“崇董书风”。

其二，崇赵书风的兴盛，碑学开始兴起。帝王之喜好，士大夫必追之，乾隆时期，乾隆推崇“赵孟頫”行书，故而兴起了“崇赵书风”的热潮，也在文字狱的政策下，许多文人士大夫，开始钻研金石学，访碑山林，临摹汉碑，秦篆，从而出现了一批最早的汉隶临摹者。山西省也出现了多处隶书楹联。

其三，碑学兴盛，篆隶书楹联比例加大，行草书比例减少。篆隶书的兴盛，在山西省清代建筑楹联中，出现了众多的篆书楹联，同时也出现了很多碑派书家，行草书的数量明显减少，似乎篆隶书成了楹联题写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