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聿

美棉曾占据中国市场半壁江山

从19世纪末起，大批中国民营企业家进口美国棉纺机器。本土棉普遍纤维较粗、易发散，机械处理中易生废棉，而美国棉花在品质、含杂、水分等方面具有优势，更适合美制棉纺机器。即便如此，国棉和美棉在市场上依然能打成平手，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前，中国仍是世界第三大产棉国，皮棉产量超过1700万担。

转折点出现在抗战爆发后。受战争、停工、价格差异等不利影响，中国棉产量出现断崖式下滑。日本宣布投降后，内迁的各棉纺厂纷纷回归复工，需用原料激增，原棉短缺成为严重问题。1946年2月4日，国民政府出人意料地颁布新“外汇政策”，当时物价较抗战前上涨约4000倍，而汇价只上涨约600倍。当时国内棉花市价每50公斤9万元法币，美国市价折合法币仅7.2万元，占尽优势。1949年解放前夕，占全国棉纺业半壁江山的上海工厂的美棉用量占到60%。廉价美棉潮水般涌进，本土棉价就此一蹶不振。

1947年～1948年，美国还利用其控制的日本残余纱锭300万枚及美制棉织品运往南洋竞销，导致中国棉布、手帕、毛巾的传统销售市场萎缩。

打组合拳摆脱对美依赖

1949年夏，面对共产党即将战胜国民党，美国杜鲁门政府提出“等待尘埃落定”的策略，希望用各种筹码塑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外政策，一大法宝就是利用“棉花依赖症”。

1949年5月31日，上海解放还不到一周，新生的人民政权就开放进出口，从韩国釜山开来的荷兰商轮率先入关，卸下大批美棉。隨后一个月，又有约21艘外轮抵沪，带来9405吨货物，其中8艘美国货轮运来的2000多吨棉花、大豆和小麦占了大头。

然而，进口美棉需要用宝贵的外汇来购买，当时中国的国际收支严重失衡，长年存在巨额入超赤字。美国希望利用新中国对美棉的依赖症，左右中国的外交政策。

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并没有跟着美国的如意算盘走，而是打出一套漂亮的组合拳。首先，从1949年下半年起，国家有计划地推动传统优势产棉区加大种植，并积极促成上海、无锡、天津等棉纺业发达的城市对接。6月中旬，当时中国两大工商业龙头城市上海与武汉进行高端接洽，发现武汉所在的湖北省不仅土壤、气候适合种棉，而且发现大批存棉曾因价格原因积压在农民手中，经过品种改良，完全可以顶替美棉，成为出产细纱的原料。

上海棉纺业曾在1949年10月提交报告，汇总各方信息发现，不仅湖北存棉尚有60万担，陇海铁路沿线及其以北地区也有存棉150万担左右，如能抢运100万担来沪，至少可以度过青黄不接时期。

同时，中央人民政府还针对性调整优惠政策，推动棉花适量进口，这个政策与英国的需求一拍即合。由于英国在1949年收到美国的援助，但是这些援助基本都是英国不需要的谷类、棉花，他们需要的是工业生产的原料，因此英国与美国之间产生了矛盾。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印度、巴基斯坦等英联邦国家和南洋英属殖民地。这时我国发现这个契机，提出了“先进口，后出口”的交易方式。既然没钱，那就选择交换货物。进口棉花产品先抵达上海等国内口岸，然后相应的物物交换产品装船离开，用生丝、茶叶、锡矿、钨矿等换来这些国家的大批棉花和棉纺机械。

美棉退出中国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三个月后的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美国商务部宣布中国为“敌对国家”，棉花因在工业上是制造汽车轮胎、电话机线、车船风帆乃至制造高级火炸药的原料，遭到严厉查禁。

面对美国的封锁，中央人民政府调整棉粮比价，各级政府又号召农民扩大棉田。当时东北棉区已获得丰收，苏北开发盐垦区种棉，加上新老解放区农村步入正轨，改良品种，产量都得到迅速提高。广大棉农把自己改良的棉种称为“抗美棉”，表示决心把棉花种得又多又好，来抵抗美国侵略者。

与此同时，美国的封锁也没有阻断中国棉花外购的脚步。1951年10月，为了应对中国存棉将尽、新棉乍到的缺口，苏联从中亚费尔干纳产棉区组织大批细绒棉投放中国市场，有力地支援上海等地纱厂生产。中国纺织业者也积极内部挖潜，尽力适应国内原料供应情况。到1953年朝鲜停战，美棉在中国大陆市场上的分量已微乎其微。

（摘自《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