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沁立

晚饭时分，一号巡逻车接连两次出警，报警人竟然都是八旬老人。

第一起警情，民警赶到事发地，敲开房门，一对老夫妻正在吵架。老奶奶拄着拐棍，老爷爷甚至很难站稳。报警的是老爷爷，看样子处于劣势。现场并无第三方，老两口又异口同声拒绝民警联系儿女。因为无法调解，巡逻车将两位老人带到派出所。

调解室里，值班民警和老两口一问一答，一边记着笔录，一边耐心劝解。老两口情绪激动，争着和民警说道理站在自己这一边。

值班室与调解室一墙之隔，我在值班室里听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老两口过了一辈子，也吵了一辈子。老爷爷八十二岁，老奶奶八十五岁，几个儿女都不和他们住在一起。

年轻时，老奶奶出身好，初中毕业进了工厂，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能干好强，性格泼辣，经常戴着大红花上台领奖，为全厂职工作报告。久而久之，她由工转干，且一路升迁，退休时已是副局级的集团副总经理。

老爷爷大学毕业，生在资本家家庭。不是“根正苗红”的他个性清高，专业出众，退休时是副高级工程师。

两个反差强烈的年轻人组成家庭后，初期还能包容，渐渐地就觉出了各种不协调。退休前还相安无事，毕竟各自忙碌，眼不见心不烦，然而退休后，天天处在一个屋檐下，眼中的对方都是一身的毛病。

两人争执的焦点和矛盾的由头就是到底谁的级别高。老奶奶说我是副局级，你得听我的。老爷爷说，你没什么文化，我是高级工程师，你得听我的。老奶奶不屑地说，你怎么不把那个“副”字加上呢？

今晚做饭时，老奶奶一边在厨房洗菜，一边又扯起陈年往事，最后的结论还是老爷爷的级别低。就是这个车轱辘话题，双方吵闹升级，最终坐着警车到了派出所。

老爷爷探探脑袋，对民警说，看，老婆子拿拐棍打的。

老奶奶伸出胳膊，对民警说，看，老头子咬的牙印。

别看民警才二十多岁，却老成地对老爷爷说，爷爷呀，要我说，您是男人，什么事情不都得让着女人啊。接着又对老奶奶说，奶奶，您怎么也比爷爷大几岁，不得让他一点？再说了，您二老都退休这么多年啦，职称和级别那都是个符号，哪有您们身体健康硬朗划得来？我说啊，爷爷，您听我这个晚辈的，给奶奶道个歉，人家奶奶还辛辛苦苦给您做饭呢。

老两口闹到现在，气已消，腹已空。听了民警劝解，老爷爷给老奶奶道了歉，在调解书上签上字，相互搀扶着走出派出所。

我看见调解书上民警写的是：“双方因为做晚饭的问题发生纠纷。”

第二起警情，也是老两口，也是因为晚饭引发的纠纷。

老太太在厨房做饭，老先生在客厅戴着花镜看报。

老太太不由自主地唱起歌来：“啊！牡丹，百花丛中最鲜艳……”

“啊！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这一句，是老先生顺着老太太的旋律唱出来的。

这一唱一和，本是多么美好的情景，却瞬间引起了一场争端。

老先生唱完“五环”，老太太的歌声戛然而止，怎么也想不起来下一句歌词，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四环、五环、六环”。老太太急得关上煤气灶，走到客厅，一把扯掉老先生手里的报纸：“你唱什么你唱，牡丹呢？我都找不着牡丹的词了。”

老先生也很是生气。我唱“五环”怎么了，天天小岳岳在相声里唱“五环”，就是“五环”“六环”。“啊！七环，你比六环多一环……”老先生又不服气地唱了一句。这下彻底惹恼了老太太，她先把茶杯摔到地上，又挥手冲老先生打了过来……

眼见无法收场，又担心老伴气坏身子，不知所措的老先生报了警。

警察出警到了老两口家里，听清事情原委，劝导一番后，老先生主动认错。

离开前，民警帮着老太太在手机里找到《牡丹之歌》的歌词，截图留存，说了一句：这下，爷爷再怎么“五环”，您也不会忘记“牡丹”啦！

有一盏灯，始终暖在那里

到派出所工作第一天，我就注意到这个奇怪的女人。

她六十多岁，花白短发，白皙皮肤，眉眼间透出年轻时的清秀。

她穿着黑衣黑裤，安静地坐在值班室休息椅的一角，双手交叉叠在腿上，超然地看人来人往，听嘈杂人声。她的身边立着一个粉红色拉杆箱，还有三个帆布袋靠在墙角，鼓鼓囊囊塞满东西。

看上去很正常的一个女人，却似乎又不那么正常。

老民警告诉我，她姓李，六十二岁，大家都喊她“李姐”，名下有一处两居室，但很多年她都不敢回家去住，她认为安全的地方只有派出所，在派出所值班室一住就是三年。

每天早晨八點钟，她离开派出所，拉着拉杆箱，背着、抱着、提着她的帆布包;晚上八点钟，她又带着这些家当回到派出所，子夜后就睡在长椅上。三年来风雨无阻。严寒阻挡不了她出去，酷热也阻挡不了她回来。有段时间的深夜，值班室另外一把长椅上躺着个男人，一身酒味，臭气熏天。李姐嫌他脏，说：你不应到派出所过夜。男人怼她：你能住我就能住。李姐无话可说，捂住口鼻和衣而睡。值班民警一边处理警情，一边看着呼噜山响的两个人。

巡逻民警说，白天巡逻有时会看到她在街上，拉着她的“家当”埋头赶路，但不清楚她去向何方，也不知道她又从哪里回来。

住到派出所之前，她曾多次报警，说自家住房里有强烈辐射，照射得她浑身是病。同时，还有很多看不见的陌生人要害她，站在身边骂她，骂得特别难听，即使堵住耳朵也听得清清楚楚。她让民警去制止辐射、阻止辱骂她的“那些人”，但“那些人”是谁，她说不知道，也没见过。

民警出警时去她家里看过，只见门锁损坏，玻璃碎裂，桌椅蒙尘，完全没有家的样子。她说，这都是“那些人”破坏的结果。

所里民警都知道她的事。她的父母早已去世，她独自居住，没有监护人，也不承认自己的病情。她的一个侄女曾到所里看过她，劝她去精神科就诊，被她断然拒绝。侄女无奈，盛邀姑姑去自己家住以便照顾她，但李姐说：我不能去，我去了就会把辐射带到你家。侄女不愿介入长辈的纠葛，只好顺其自然。

所长接待李姐时，问她，你怕把辐射带到侄女家，怎么就不怕把辐射带到派出所，我们民警也是普通人，也有家人啊。李姐说：你们警察不怕坏人，更不怕辐射。

李姐的故事，有些“清官难断”的意味。

她从小受宠，终身未嫁，生活能力几乎为零，照顾母亲力不从心，都是弟弟弟媳安排着老人的吃喝穿戴，可母亲去世前突然将房本改成李姐的名字，拮据的弟弟自然恼火，希望姐弟均分房产，只是李姐偏不松口。气愤不已的弟弟就隔三岔五地捣她的门锁，有时还深更半夜站在房门外骂骂咧咧，吓得她不敢回家，只好求助居委会。但事属家庭矛盾，居委会无从插手，就一直搁置了下来。

李姐有退休金，本应过着滋润日子的她，却活出了一种另类样式：去公共浴室洗澡，到小吃店喝水、吃面，最后落脚派出所睡觉。她宁肯流离失所，也不愿踏进家门一步。

来派出所办事的群众进门第一眼就会看到她，然后稍加打量她的装束和行李，再默不作声地移开目光。不用推测，就能猜到她不是正常人。

在值班室值班那天，空闲时我问她，李姐，您怎么不回家啊，家里多舒服，这派出所人多杂乱，也不得休息。

她说：我怎么不想回家啊。但不行啊！不能回啊。你听，现在，就现在，一群人正骂我呢。

值班室外的清晨，春意正浓，阳光明媚，除去几声鸟鸣，哪里有什么辱骂声？

李姐，没人骂您啊。

你们听不见，也看不见。你看，他们把我脸上打得都是伤口。她指指自己的脸。我看见她的脸干净得连一粒老年斑都没有。你看，我腿上，这些疤痕都是他们殴打后留下的疤。她卷起裤腿，只不过腿上根本没有疤痕的踪影。

这些幻听和幻视表明，应该是她的精神方面出了问题。

为了彻底解决李姐的心病，社区民警老焦穿针引线，苦口婆心地解开了她弟弟的心结，终于将她带去精神病院诊察。

后来，听老焦说，李姐被诊断为严重精神分裂症，正在接受正规的治疗。

三年，一千多个夜晚，李姐都在灯火通明的派出所中入睡。在这个她意念中世界上唯一安全的地方，她放弃了家的温暖，寻求着警察蓝带给她的温暖。盼望她尽快好起来，耳畔有鸟鸣，心中有花开，派出所，这个家外的家，还会一如既往地守护着她真正的家。

责任编辑：田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