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路

档 案李松海，1941年出生，1958年开始在火车头足球队守门，1962年加入北京队，曾入选国家队参加亚运会和亚洲杯预选赛。退役后，他先后出任过国家少年队、国家奥林匹克队和国家队守门员教练，长期担任北京队及北京国安队守门员教练，培养出路建人、区楚良、符宾、姚健等优秀门将。

1976年，我到北京足球队当守门员，教练就是李松海。当时，社会上兴叫“师傅”，我也跟着大家叫他“李师傅”。李师傅曾经是国家队守门员，和来自天津的张业福是同一时代的门将。他的特点是活动范围很大，出击断传中球是一绝，扑脚下球极勇猛，常令对手不寒而栗，避之唯恐不及。我看过他的比赛，对他十分钦佩。

刚到队，人生地不熟，李师傅对我特别关照，经常叫我到他家坐坐。那时，他家住在先农坛外西场北边那排平房，儿子李雷雷刚出生，王玲嫂子待我也很热情，我和他马上就有了一种家人的亲近感。

李师傅是运动员兼教练，不但要带我和王俊生训练，自己也要练，所以运动量很大。他已经35岁了，但一上训练场，仍然是精神抖擞，雄风不减，不怕苦不怕累。他的身体非常结实，经得住练，180斤的体重，早上出操，敢在柏油路上鱼跃扑球，这是多少年苦练的功夫，我们年轻人都自叹不如。

在技术上，李师傅对我多有指教，关键问题会随时指出，而且不厌其烦反复提醒。例如出击要大胆，动作要伸展，不要脱手等等，还把他出击扑脚下球的秘诀传授给我。另外，他有针对性地创造了一些训练方法，非常有效。他觉得我和从青年队上来的守门员刘钢都不够凶猛，攻击性和对抗性不足，就让我俩练摔跤和拳击。有一次，我俩一人抓两个实心球当拳套对打，结果我击中刘钢的面门，他击中我的胃部，两人都有点急了，凶狠劲儿被激发出来。李师傅在旁邊偷着乐，达到了他想要的效果。

李师傅曾经负责队里的队务和财务，每次北京队外出比赛，联系食宿行程全是他的事，一直搞得井井有条。我到队后，他就带着我一起干。

他有一个特长，就是人际交往能力和亲和力超强。全队坐火车出差，一上车他就和列车长、乘务长、列车员搞得很熟。那时候搞张硬卧票多难哪，但没有他解决不了的问题。另外，联系餐车就餐最麻烦。当时物质比较匮乏，全队二三十人餐车不能安排、吃不上饭或伙食不好是常有的事，但在李师傅这儿，这都不是事儿。上车安排好铺位，他便直奔餐车，5分钟之后便与餐车主任称兄道弟，和厨师、服务员们谈笑风生，什么时间就餐，定什么菜都尽量满足我们的要求。到了赛区也是如此，食宿、场地这块从来没有出过问题，李师傅这个本事全队上下有口皆碑。

不熟悉李师傅的人看他大大咧咧，其实他是真正的粗中有细。他在队管账多年，从未出过差错。球队的差旅伙食等费用数额不大，但挺琐碎。后来，他把管账的事交给我，我也学到不少东西。比如说算账，他反复强调收支一定要对得上，一分钱差错都不能有。有一次，我算账多出了几毛钱，挺高兴，他说：“别高兴，这里有问题！”我说：“多了钱还不好？”他说：“账不平，就说明你肯定没算对，闹不好还会出大问题。”我又仔细核对，发现确实是算错了。

还有一次，他拿来一笔钱给我入账，当我面数了一遍给我，我没有再数，就准备收起来。他非要我再数一遍。我说：“您都数过了，我就不用再数了。”他很严肃地说：“银钱过手，一定要亲手数一遍，哪怕是再熟的熟人给你钱，也要再数一遍。”我后来一直按他说的做，确实管用。

我离队到科研所工作以后，1982年去重庆开会，闲暇时到朝天门码头那儿，想买点橙子。看有几个农民的橙子便宜，我就去砍价。那边打头的是个女孩子，说可以便宜不少，但要跟我们换点钱，以便于携带，要拿20张2元的换我4张10元的。我说：“行。”她就拿出一叠2元的钞票当面数给我看，数了20张，一对折，塞到我手里说：“20张，40元。”

运动员时的李松海。

李松海在训练中做示范动作。

我接过钱，按李师傅说的展开，要再数一遍。那女孩一看，赶紧把钱夺回去，说：“不会错的，我再给你数一遍！”此时我已经感觉到其中有诈，看她如何行事。她又数了一遍还是20张，又一对折塞到我手里。我一捏，厚度不对，明显不够20张，又要再数。那女孩急了，又要把钱抢回去，被我一把抓住了手腕，揭穿了他们的行骗把戏。

到了国安时期，不兴叫师傅了，大家都尊称李指导为“李老”。当时，我是俱乐部总经理，这个称呼好像还是我最先叫起来的。

李老平时为人很随和，有些事情开个玩笑，和和稀泥就过去了，从不和人争竞，但到了关键时刻，真能起到一言九鼎的作用。

李松海在训练中做示范动作。

2000年甲A联赛开赛，国安俱乐部请来的第一位外籍主教练乔利奇带队，三战三败，创有史以来最差开局纪录。球队军心涣散，球迷一片“下课”呼声。情况危急，董事长王军少有地来俱乐部亲自召集班子开会，研究对策。会场闷了半天，没人说话，李老突然说：“还有什么可商量的？换人吧！”一句话捅破了窗户纸，大家纷纷发言表示赞同，很快形成决议。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但李老在其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却几乎无人知道。

还有一次，国安队到外地打甲A联赛客场，此前对手连输两场，面临降级危险。这两场比赛都是北京籍裁判吹的，当地球迷认为判罚不公，把怒火都积蓄到对国安的这场比赛上来，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不安定的因素，甚至有人上街游行，冲击政府，阻塞交通，声言国安要是赢了球就别想走。

作者与李松海

我平时是不跟队外出比赛的，这次中国足协提出了要求，俱乐部研究后让我带队去。入住客场酒店后，上千球迷在窗外手举标语喊话骚扰。第二天，队伍去适应场地，一万多球迷在看台上起哄叫骂。李老悄声跟我说，这么多年了，还真没见过这样的阵式。

当时，双方队伍状态都很不好，对战胜对方都心里没底。后来我一个老同学带着对方的领队教练来找我，提出从维护社会稳定和球队安全考虑，是否打个平局？在教练组会议研究时，多数人倾向于同意对方要求，我心里更倾向于真打。但真打很可能失利，球队会面临困难的境地，所以很难下决心。这时，李老说：“我觉得不能打假球。”有人说“这不能算假球”，李老斩钉截铁地说：“事先商量好的就是假球！”一句话坚定了我的决心，于是做出决定：“比赛正常打！”这场比赛虽然输了，但大家心里都很坦然，我们没有违反公平竞赛的原则，没有给俱乐部抹黑。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关键的问题上，李老态度鲜明，表现出高度的原则性和大局观，是我一生的表率和楷模。

我是李指导的学生，从他那里受教良多。如今他驾鹤西去，我想对他老人家说：“您一路走好，到天堂和先去的曾雪麟教练、成文宽教练一起，再组一支小快灵的足球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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