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心

到上海去的老家人吃住在小荣家，小荣不收人家一分钱，乡下人也没什么好送，只是带点百合、西瓜或太湖白虾、银鱼之类的土特产而已。所以，大家都感念他们一家的好。

湿地边的野菜绿了。瑞华和阿华到太湖边挖来不少野生金花菜和芥菜，坐在家门口拣菜，看见我和伟清过来，笑嘻嘻地和我打招呼：“你回来啦。”然后，眉眼里似有话：“这位是谁啊？”我将伟清介绍给她们：“这是小荣的儿子，上海的沙小荣，你们还记得吗？”

两人立即热情起来，对初次见面的伟清说：“你娘是个好人。”是啊，小荣是个好人，小镇上不少老街坊都记得她。小荣是我们宜兴市周铁镇迎巷门人，她很早就离开家乡，跟丈夫到上海谋生了。20世纪70年代，小镇上的人到上海办事，或者得了病去求医，好多人住不起旅馆，都到小荣家落脚。少则四五天，多则十天半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小荣善待每一位故乡来的人。

小荣家在上海宝山路，从火车站出来大约需步行10分钟，便捷得很。她家地方不大，24平方米房间加一个小阁楼，住着夫妻两人和四个儿女。老家来人了，床不够睡，就打地铺。白天走动的地方，夜间铺上席子就成了床位。那几年，到她家吃住过的老家人算下来不少于40人。我父亲到华山医院看脑病，也是住在他们家。

小荣有一个幼时的玩伴，是我们老家的高村长。高村长名字起得特别响亮，叫高天大。因当过闵家场地段的村长，小镇上的人习惯叫他高村长。高村长是个老好人，讲话和气、热心助人，到小荣家暂住的人大部分是他介绍去的，他总是讲某某人要到上海去，又講那户人家是实诚人，碰到难处了，务请帮忙。当年我父母就是拿了高村长的便条找到小荣家的。

当时上海人家里一般没有电话。小荣家楼下是一家粮店，店里有部电话机，粮店里的阿姨经常大着嗓门对楼上叫：“沙小荣，老家来电话啦！”小荣跑下楼接电话，高村长在电话里讲的人，小荣大多认识。即使有不认识的，报上那家人父辈的名字便知道了。我父母前后去过两次，前一次住了大约一星期，后一次住是准备住院动手术的，所以父亲情绪很差，母亲也是眼泪汪汪的，小荣总是劝慰我父母，让他们心里不再那么凄惶。

老家人总是说，这户人家没有架子。小荣的丈夫杨忠喜操着一口苏北口音，在一家仓库上班，待人和气厚道。女儿素英特机灵，她知道哪里有打折的商品卖，休息时总是乐于当向导带老乡去淘便宜货。我少女时代戴过最好看的一条红黑白三色相间的围巾，就是我娘从上海带回、素英帮着挑的。

那时候乡下人到上海人生地不熟，闹过不少笑话。老杨夫妇出门办事，换乘公交车时两人走散了，他的老婆灵巧些，记得小荣家的位置，也知道乘几路车回来，老杨走散后就摸不到地方了。到了晚上，老杨还没回来，小荣和老杨老婆都着急了，发动全家一起出去找，最后总算在火车站找到。原来老杨记得小荣家离火车站不远，但就是寻不到路，急得团团转，最后只能在火车站傻坐。

到上海去的老家人吃住在小荣家，小荣不收人家一分钱，乡下人也没什么好送，只是带点百合、西瓜或太湖白虾、银鱼之类的土特产而已。所以，大家都感念他们一家的好。小荣春节带儿女回老家，受到她善待的人都抢着请他们吃饭，表达谢意。

我就是那时见到伟清的。家里有上海客人来是很新奇的事，伟清当时十六七岁的样子，还在读中学。我记得他学校的名字叫上海海燕中学，听来好有诗意，像取自我正在背诵的高尔基的《海燕》：“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他们说着“阿拉”“侬”之类的上海话，伟清的姐妹秀英、素英、巧英穿的衣服也很洋气。后来伟清暑假也来过周铁镇，他妈妈怕他放假后在上海轧坏道，就送他到小镇来过暑假。他便跟迎巷门的小佬一起玩，大伏天里和我哥哥一起冷浴。

一晃40多年过去了，我娘已不在世了。父亲则健在。当年上海华山医院的专家推翻了父亲在小镇医院初诊时脑瘤的结论，父亲没有被误诊而幸运地活到现在。那天，我和父亲说起这段往事，他说，小荣这一家人真不容易。听了这话我就想找到小荣的后人，因为之前听说小荣已不在人世。后来一番打听联系到了伟清，打电话过去，他马上想起我来，还说出了我父母的名字，并提到周铁镇的许多老乡。我约他到宜兴走走，他答应了，彼此还加了微信。

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他没来宜兴，一个月后我却生病住进了上海长海医院，伟清得知后赶到医院看望。当我麻醉苏醒、刚刚从手术室出来时一眼看到伟清，顿感温暖亲切。我在上海住院期间，他去看了我两次。

肖夏摘自《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