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琦，黄永春，2，陈成梦

（1.河海大学商学院，江苏南京 211100 2.世界水谷与水生态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江苏南京 211100）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的重大倡议。“一带一路”沿线涉及到众多国家，各国（区域）由于所处地理位置、资源禀赋以及市场环境等的差异，使得各国研发投入可利用的生产要素集有所不同，这就导致“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研发效率存在空间异质性。因此，科学测度及分析“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国家（区域）研发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研发效率的空间异质性特点、判断“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研发效率是否具有长期稳态收敛特征，对沿线各国制定差异化的研发投入-产出策略、提升沿线各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及增强各国在世界的综合国力与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1 文献综述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研发效率是一种衡量与测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研发投入与产出关系和技术效率水平的方法。从研究领域来看，现有关于研发效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区域、行业和企业层面上。例如Griliches［1］从国家层面讨论研发目前存在的问题与未来趋势，王晓红等［2］从区域角度论证一种研发等要素存在空间相关性，Mueller［3］从行业层面测度研发效率，Parthasarathi［4］从企业层面分析研发成功策略。从研究过程来看，研发活动的全过程即是将最终产出与中间产出过程统一起来的过程［5-6］，也是将新产品生产的最终环节和专利生产的中间环节结合在一起的过程［7］。从研究方法来看，现有关于研发效率的测度方法主要包括基于多投入-多产出的数据包络法分析（DEA）和随机前沿分析（SFA）［8-10］。由于SFA 方法考虑了数据的随机性，因此在需要测量与分析随机误差影响因素时优选该方法［11-12］，此时SFA 比DEA 的估计效果好［13］。由于本文考虑到随机误差影响因素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研发效率会产生影响［14］，故采用SFA 方法构建模型测度并分析研发效率及影响因素。从研究内容来看，现有关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研发效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研究研发过程的投入-产出关系及研发效率的（非）技术效率影响因素分析方面［15-16］。从现有成果看，首先，在研究内容上，现有关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研发效率的研究只是对国家研发效率进行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并没有具体分析在研发过程不同阶段，影响因素对研发效率作用程度的差异，这包括研发资本和研发人员等内生因素对研发产出的弹性大小。同时，现有研究也缺乏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研发活动的规模效应的探讨。其次，从现有对影响研发技术非效率因素的研究来看，学者们往往选取国家经济发展规模等指标构建指标体系后进行线性或非线性分析，而没有考虑影响研发技术非效率因素的交互项。但一个对研发效率影响不显著的因素与另一个对研发效率影响显著的因素在交互相乘时，可能会对研发效率产生负向影响，而这种负向影响反应了影响因素之间存在一种替代性。再次，在研究领域、研究过程和研究方法的选择上，现有研究往往基于截面数据或面板数据，利用投入-产出效率分析法做线性（SFA）或非线性（DEA）分析。而很少将选择的研究方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地理分布特征结合起来研究国家研发效率。即基于空间效应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研发效率的空间异质性，这包括分析研发效率的空间相关性、集聚效应与溢出效应。最后，现有研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研发效率的研究大多是考虑短期的研发效率水平及影响因素，而没有考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研发效率的长期趋势。

基于此，本文运用“一带一路”沿线57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构建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在测度沿线国家研发效率的基础上，详细分析在研发过程不同阶段内，影响研发效率的研发资本和研发人员等内生因素对研发效率的弹性大小，并探讨是否存在研发效率的规模效应。同时，选取经济发展规模、外国直接投资、健康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水平、金融支持和产业结构等六个指标进行技术非效率项的单一影响和交互影响分析。即研究部分技术非效率项在对研发效率产生影响的同时，相互之间是否具有替代效应，这就细化了现有研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研发效率影响因素分析的具体内容。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地理分布特征，基于空间效应研究国家研发效率空间异质性，并考察研发效率的空间相关性、空间集聚效应以及空间溢出效应。以此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区域）研发效率水平差距、研发效率集聚效应与溢出效应作用方向，为进一步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研发效率提供理论指引。最后，本文研究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研发效率的长期趋势（趋于发散、趋于收敛、保持不变），为“一带一路”沿线同一区域内缩小各国研发效率水平差距提供了一种基于时间趋势的描述。

2 研发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2.1 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2.1.1 模型设定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研发效率会受到内生和外生因素的共同影响。内生因素包括研发资本投入和研发人员投入。外生因素即是国家研发过程中需要面对的市场经济环境因素，包括国家经济发展规模、外国直接投资、人力资本水平、金融支持、产业结构以及健康人力资本等。在参考Battese 等［17］模型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研发效率的随机前沿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如式(1)所示。其中，i为国家，t为时期，为研发产出，为研发资本投入，为研发人员投入，为随机误差项。用表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i在t时期技术无效率函数，如式（2）。的值越大，技术无效率程度越高、技术效率程度越低。结合现有研究和实际情况,本文重点考察国家经济发展规模、外国直接投资、人力资本水平、金融支持、产业结构以及健康人力资本等6 个重要因素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研发活动技术无效率的影响。与式（1）相对，考虑到国家研发活动具有周期性,因此将所有投入变量都平均滞后一期。

判断上述模型设定是否合理，可以通过式（1）随机误差项中技术无效的比重来判别。即通过待估参数γ判别，如式（4）所示。越趋近1,模型的误差主要来自于随机变量，应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估计；反之,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即可。

2.1.2 数据来源及变量说明

本文选取2009—2018 年“一带一路”沿线57个国家作为研究样本,相关数据主要来自历年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技合作创新数据、全球竞争力报告GCR 数据库数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WDI数据库数据、CGSS 以及世界银行和国际劳工组织数据库。在国家样本量选取上，由于数据获取限制等原因，本文在样本国家的选择上剔除了伊拉克、巴勒斯坦、阿富汗、马尔代夫、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罗马尼亚等9 国，选取57 个国家进行国家研发效率分析。在指标数据处理上，采用均值法或插值法补齐缺失值。国际上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划分为五大区域，如表1 所示。

表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五大区域划分

本文对研发资本存量的估算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得到，如式（5）。其中，代表“一带一路”沿线i国在t年的研发资本存量,代表“一带一路”沿线i国在t-1 年经折现处理后的研发资本投入。本文以2006 年为基年，借鉴已有方法设定本文的研发资本支出价格指数，赋予0.55 的权重到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时赋予0.45 的权重到代表设备投资的价格指数（GNP）［24-25］。然后用计算得到的加权平均值来表示研发资本支出价格指数，如式（6）。最后，用（6）式的价格指数将研发经费实际值平减成不变价研发支出。此外，考虑到研发投入也会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步折旧、贬值，因此本文借鉴已有研究，将研发资本的折旧率δ设定为15%；基期资本存量可以表示为式（7）。其中，g表示研发资本存量K的平均增长率，其等于研发支出E的算数平均增长率［26］。

结合图1 可以发现,研发资本存量与研发资本存量的强度（即研发资本存量占国家经济规模的比例）的分布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这是因为研发资本强度使用国家经济规模(GDP)作为权重能更好地反映各国的研发投入状况。这也表明本文在对研发资本投入指标的选取上以研发资本存量强度作为代理变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图1 2009—2018 年“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研发资本存量比较

国家研发活动包括两个阶段的研发过程：第一阶段是专利生产阶段，将研发投入要素转化为研发成果（中间产出）；第二阶段是新产品生产阶段，将研发成果最终实现商业化（最终产出），由此研发活动全过程才得以真正完成［27］。本文选择专利申请有效数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研发活动的直接（中间）产出。同时，参考董洁等人的研究［15］，用国家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制成品出口额之比表示的新产品销售收入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研发活动的间接（最终）产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研发效率还会受到诸如国家经济发展规模等研发市场经济环境的外生因素影响［27］。基于已有研究，本文选择国家经济发展规模、外国直接投资、人力资本水平、金融支持、产业结构以及健康人力资本六个因素作为研发市场经济环境的外生因素，具体变量及定义见表2。

表2 变量及其定义（指标体系）

2.2 研发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结果分析

由表3 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在新产品生产（最终产出/间接产出）、专利生产（中间产出/直接产出）阶段及整体研发过程中，研发人员对研发效率的贡献均大于研发资本对研发效率的贡献，高质量研发人才愈发成为影响研发效率提升的关键因素。同时，研发人才对新产品生产效率的弹性大于其对专利生产效率的弹性，表明高质量研发人才在研发整个过程中对研发效率的影响是逐渐增强的。对于新产品生产阶段，各国研发资本依赖度低的可能原因是“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研发资本配置还不够合理，因此沿线各国在研发生产过程中除了要加强高质量人才培育外，还应高度重视研发经费使用效率及合理配置问题。对于专利生产阶段，除了需要加大高质量研发人员的培育和投入力度外，“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也要完善基础科研设备建设并做好研发过程的专利保护工作，这样才能使各国专利生产效率真正有所提高。此外，两阶段研发生产中，资本和人员的生产弹性之和均小于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两阶段研发过程均表现出规模报酬递减特征。对于新产品生产阶段，一方面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在地理位置、资源要素集等方面存在差异，使得一国在进行研发生产时会受到某种稀缺投入要素的限制,例如某种专用设备或高科技人才的缺乏,从而导致新产品生产过程中出现规模报酬递减［7］。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出于竞争和自我技术保护的需要可能会对于本国的研发成果采取保密措施，使得最终研发成果只能部分实现商业化转化为新产品。新生产阶段同专利生产阶段均存在的规模报酬递减特征的一个共同的原因是，无论是新产品生产还是专利生产，在维持管理效率和信息透明时都需要耗费一定的成本,而这反映到生产函数的产出上就可能表现为规模报酬递减或不变的特征。

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两阶段研发效率影响因素，也即研究生产函数中随机干扰项带来的技术无效率部分。研究发现，无论是在新产品生产效率阶段还是在专利生产效率阶段，“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规模都与技术无效率项之间呈负向不显著关系。即是说，国家经济发展规模与技术效率正相关，经济发展规模越大的国家，越可能实现技术效率的提升，越可能带来高研发产出。结合已有研究，本文还对技术无效率函数施加国家经济发展规模平方项［18］，但施加国家经济发展规模平方项后,此项系数仍然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也就是说，国家研发效率与国家经济发展规模之间也并不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国家经济发展规模与技术效率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线性和“U”型关系，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经济规模大的国家的资金实力会更雄厚，会存在规模经济、研发人员素质和管理水平较高等优点。而经济规模较小的国家具有国家内部研发组织安排更灵活、弹性更大、更善于捕捉并抓住市场机会等优点，因而不同经济规模大小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研发生产过程中均具有各自的优势,从而使得不同经济规模大小的国家在研发活动中并没有明显的效率差异。考察在随机前沿分析下对两阶段研发效率没有显著影响的变量是否和具有显著影响的变量之间存在替代效应，研究发现经济发展规模在研发两阶段均不显著，金融支持在新产品生产阶段不显著。在新产品生产和专利生产阶段，国家经济发展规模与外国直接投资、人力资本水平、金融支持均具有替代效应。此外，金融支持与外国直接投资、国家产业结构之间在新产品生产效率阶段存在替代效应，国家经济发展规模与国家产业结构在专利生产效率阶段存在替代效应。

3 实证分析

在研究、测度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两阶段研发投入要素产出弹性、研发活动规模效应及不同阶段研发效率影响因素之后，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体研发效率分布并不均匀，在空间上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集聚效应，各国研发效率存在空间异质性。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研发效率是否存在一定的空间相关性？空间效应的表现如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研发效率长期变化趋势又是怎样的（趋于发散、趋于收敛、保持不变）？基于此，本文进一步研究国家（区域）研发效率的空间异质性和收敛性问题。

3.1 国家研发效率空间异质性分析

使用Moran'sI指数检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两阶段研发效率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如式（8）：

如表4 所示，2009—2018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产品和专利生产研发效率的Moran'sI指数均为正值，整体存在空间集聚效应，且相比新产品生产效率，专利生产效率的空间集聚效应更强。这是因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有的属性。一方面,新的设计可以产生于专利生产之中。尽管“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贸易往来与合作交流日益频繁，但由于专利生产阶段的知识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各国在加强合作、申请联合专利、建立技术联盟的时候会更加考虑空间相关性，更加在意各国研发效率的空间集聚性，因此专利生产效率的空间相关性十分显著。另一方面，新的知识可以加大知识总量。知识能作为生产投入，在其生产出来后可以无限次使用,这就不同于完全竞争市场下的情况。从这点来说，在新产品生产阶段，研发投入要素具有一定的市场势力,研发投入的知识是完全非排他的，“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研发效率不再受到相比于专利生产效率下的技术联盟等空间关系上的强约束，因此新产品生产效率的空间相关性较弱，最终表现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专利生产效率空间相关性强于新产品生产的状态。

表4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两阶段研发效率Moran's I 指数及显著性水平

具体来讲，2009—2018 年10 年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专利生产效率Moran'sI指数均通过了1%水平下的P值和Z得分检验，拒绝零假设。这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专利生产效率受与之具有相近空间特征的国家专利生产效率的影响，在地理空间上呈现出显著的集聚效应。具有较高专利生产研发效率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对趋于和较高专利生产研发效率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邻。而较低专利生产效率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对趋于和较低专利生产效率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邻。与此相对，2009—2018 年10 年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产品生产效率Moran'sI指数在2010、2012、2013、2014、2016 年通过P值通过10%水平下显著性检验，且Z得分为正，表明存在空间集聚效应。其中，只有2013 年的Z得分通过5%显著性水平检验，其余年份Z 得分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2009、2011、2015、2017、2018 年未表现出显著的空间相关性，无法拒绝原假设，表现为离散效应。从2009—2018 这10 年的Moran'sI指数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产品生产效率受与之具有相近空间特征的国家新产品生产效率的影响较小，年份间存在波动性与差异性，在地理空间上不能呈现出区域整体上显著的集聚或离散效应。由于专利生产效率Moran'sI指数通过了空间相关性分析的显著性检验，而新产品生产效率Moran'sI指数未通过空间相关性分析的显著性检验。因此，在后面的空间效应分组、空间计量分析和收敛性分析中均只分析专利生产效率的空间效应和收敛性。

进一步，在对两阶段研发效率做局域空间自相关分析时，依然发现新产品生产效率的空间相关性不显著性。但综合研发全过程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研发效率是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的。这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研发效率并非随机分布与独立存在的，各国之间存在着明确的正向空间依赖关系，研发效率水平较高的国家产生了空间溢出效应，带动了周边国家的研发效率，反之，不能提升周边国家的研发效率。为进一步分析两阶段研发效率在局域空间相关性方面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表5 为利用冷热点(cold-hot spot)分析得到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局部集聚分布图和局部集聚分布表。可以发现:首先，新产品生产效率空间相关性较低且低于专利生产效率的空间相关性。同时，从中间产出(专利生产阶段)到最终产出（新产品生产阶段），“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研发效率水平呈下降趋势，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研发效率在中间过程存在较大效率损失。这种效率损失较大的是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国家，欧洲和中亚、南亚、东亚和太平洋、OECD 国家等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损失，基本涵盖了“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家（区域）。这表明从国家研发效率的空间分布来看，中间产出到最终产出的国家研发效率损失现象是存在于整个“一带一路”范围的。从中也可以看出，当前“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研发成果转化体制机制仍然不健全，沿线各国研发过程的中间产出到最终产出之间未形成完整转化网络。其次，“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国家的两阶段研发效率的空间相关性并不显著，同时，各国研发效率对周边邻居国家研发效率的“溢出效应”也并不明显。一方面部分国家自身的研发效率损失严重，另一方面与这些研发效率损失严重国家邻近的国家也呈现下降趋势。这种“溢出效应”不明显的主要原因是沿线各国的研发投入-产出活动在区域之间的联动机制不健全、空间关联特征不明显。

表5 国家新产品生产效率与专利生产效率冷热点分析局部集聚分布

3.2 国家研发效率俱乐部收敛检验及结果分析

3.2.1 俱乐部划分

为进一步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研发效率差距演变，需要利用收敛模型进行检验。σ收敛、β收敛和俱乐部收敛是常见的三种收敛模型。其中，俱乐部收敛通常指具有相似特征的国家（区域）间趋于收敛，而不具有相似特征的国家（区域）间不存在收敛。本文通过参考已有研究并结合实证分析结果，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研发效率存在一定的俱乐部收敛。在对“一带一路”沿线57 个国家进行区域分组研究时，本文采用ESDA 方法进行研发能力的区域分组，以此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研发效率的空间相关性。通过上文的Moran'sI指数及冷热点分析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产品生产效率的空间相关性很弱，因此可以不考虑其在空间上的后续分析，只考虑专利生产效率的空间分析即可。表6 给出了2009—2018 年这10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区域）专利生产效率的4 个分组所覆盖的国家数量的比重情况。表7 给出了分组对应的国家。表6 表明，存在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空间相关性不显著，HH 组以及LL 组是“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最为集中的分组。在样本期间内，共有19 个国家的分组属性不变，占总样本个数的33.3%，其中，属于HH组和LL组的国家的共有18个，占分组属性保持恒定国家总数的94.7%。据此可以初步推断，“一带一路”沿线HH 组和LL 组内的国家专利生产效率可能存在空间俱乐部收敛。

表6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区域）专利生产效率的4 个分组所覆盖国家数量的比重

表7 2011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区域）专利生产效率ESDA 分组结果

为进一步判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区域）专利生产效率水平空间差异的变化趋势，可以通过泰尔指数的变化及其分解来考察。泰尔指数可以分析区域研发效率的差异究竟是来源于区域间还是区域内部，判别哪一种分组方法更为科学合理。研发两阶段过程中“五大区域”和ESDA 空间分组的泰尔指数计算结果见表8。泰尔指数计算公式如式（9），表示i 国的研发效率，表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研发效率的平均水平，n 为个体的数量；泰尔指数的分解如式（10），其中，表示组间差异，如式（11）；表示组内差异，如式（12），其中，表示K组内国家研发效率整体水平，表示组数（k=1,2,3,4,5）。

表8 区域专利生产效率五大区域划分与ESDA 空间分组比较

由表8 可知，从专利生产效率来看，按照地理区域的五大地带划分得到分组，其组内差异大于ESDA,而组间差异又小于ESDA 分组的组间差异。由此可以看出，ESDA 得到的4 个区域分组结果，组间差异远远大于组内差异，即区域间差异远远大于区域内差异，因此，可以判定ESDA 得到的四个分组区域中的专利生产效率更加符合俱乐部趋同的特点。

3.2.2 俱乐部收敛检验方法

3.2.3 专利生产效率俱乐部收敛检验结果分析

表9 通过计算联合显著性水平下两个统计检验结果，判断模型应该选择空间还是时间固定效应的空间面板数据模型，通过拉格朗日乘子检验判断选择SEM、SLM、SDM 还是传统OLS 模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区域）整体收敛系数不显著，分组模型收敛系数显著，说明区域研发效率整体尚不存在明显的区域溢出。但在分组时，收敛系数显著，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区域）整体区域研发效率是不存在收敛性的，分组存在收敛。此外，用ESDA方法对区域分组后，HH 组和LL 组模型收敛系数的估计值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区域研发效率的收敛性受到了空间效应的影响。因此，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区域）整体来看，区域的研发效率是不收敛的，但分组区域专利生产效率存在俱乐部收敛现象。

表9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区域）整体以及分组区域专利生产效率绝对收敛检验结果

表9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区域）整体以及分组区域专利生产效率绝对收敛检验结果

注：（）内为概率值。

4 主要结论与建议

通过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对2009—2018 年“一带一路”沿线57 个国家研发两阶段生产过程研发效率进行测度及影响因素、空间异质性以及研发效率空间收敛性分析后，发现：（1）相对于研发资本而言，研发人员是“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两阶段研发效率的主要依赖要素。高质量研发人才愈发成为影响研发效率提升的关键因素，且其对研发效率的影响是逐渐增强的。（2）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两阶段研发效率没有显著影响的变量与具有显著影响的变量之间存在替代效应。在国家经济发展规模、外国直接投资、人力资本水平、金融支持、产业结构以及健康人力资本六个主要影响国家研发效率技术非效率的因素中，经济发展规模在研发两阶段均不显著，金融支持在新产品生产阶段不显著。在新产品生产效率和专利生产效率阶段，国家经济发展规模与外国直接投资、人力资本水平、金融支持均具有替代效应。此外，金融支持与外国直接投资、国家产业结构之间在新产品生产效率阶段存在替代效应，国家经济发展规模与国家产业结构在专利生产效率阶段存在替代效应。（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研发效率整体存在空间集聚效应，专利生产效率的空间集聚效应强于新产品生产效率的空间集聚效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专利生产效率受与之具有相近空间特征的国家专利生产效率的影响，在地理空间上呈现出显著的集聚效应。新产品生产效率受与之具有相近空间特征的国家新产品生产效率的影响较小，年份间存在波动性与差异性，在地理空间上不能呈现出区域整体上显著的集聚或离散效应。（4）“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研发效率并非随机分布与独立存在的，各国之间存在着明确的正向空间依赖关系，研发效率水平较高的国家产生了空间溢出效应，带动了周边国家的研发效率，而自身研发效率水平较低的国家也不利于周边国家研发效率的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研发效率中间过程损失较大，新产品生产效率空间相关性较低，低于专利生产效率的空间相关性，沿线国家研发效率及其增长率带来的“溢出效应”不明显。（5）“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区域）整体研发效率不存在显著收敛，分组区域专利生产效率存在俱乐部收敛。

由此，本文可以得到如下启示性建议：（1）“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应加大高质量研发人才的培育及投入力度。（2）优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研发环境，加强专利生产阶段的知识产权保护，完善新产品生产阶段的研发成果商业化和成果转移转化体制机制。扩展“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从专利生产到新产品生产全过程的产业链，促进创新链、创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和政策链的有机融合。（3）“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要提高专利生产和新产品生产过程的开放度，在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本国研发生产领域的同时，鼓励各国研发生产企业开展跨国兼并重组、跨国技术转移和跨国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