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自1978年改革开放至2017年的39年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5%。如此高速的持续增长，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实属罕见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已经从初期阶段快速地发展到工业化后期阶段，中国的基本经济国情已经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转变为一个工业大国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规模呈日益扩大态势。以2017年为例，当年中国实际利用FDI金额1 310亿美元(折合8 847亿元)，连续26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甚至在最近两年受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影响，在全球跨国投资规模大幅下降的情况下，中国实际利用FDI金额依然有增无减，连续七年稳居世界第二大外资流入国地位。不断提高FDI利用水平，继续扩大对外开放，是实现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这早已成为自改革开放以来历届领导集体一以贯之的战略部署之一。但与此同时，环境污染问题却日益严峻。尤其是自2013年以来多地雾霾频现，严重影响了人居生态环境安全，威胁到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甚至还使中国一度成为国际舆论压力的漩涡。因此，在党中央带领下，全国开始了一场自上而下的环境保卫战。典型的做法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进行修订，完善环境保护相关法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生态环境部等国家各职能部门印发《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的意见》等文件，联合推进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积极落实各级党政部门的责任担当，鼓励普通民众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并监督环境保护工作。地方政府积极响应号召，不断提升本地区的环境污染治理水平。截至2015年底，全国所有省份均上调了排污费收费标准，对环境保护不达标或使用淘汰类生产工艺装备的企业加倍征收排污费。与此同时，司法机关也加大了对各类环境违法事件的查处力度。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数据显示，仅2013—2017年，全国检察机关批捕破坏环境资源犯罪刑事案件约三万件，涉案人员高达四万余人。

毋庸置疑，利用FDI对东道国经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除了通过增加东道国的资本存量，提升东道国的产出水平和就业率，FDI还具有很多益处。姚娟和刘叶

指出，FDI能带动东道国上下游行业的技术提升，具有技术溢出效应。何兴强等

发现，FDI技术溢出效应大小与东道国吸收能力有关，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基础设施越完善和人力资本水平越高，FDI技术溢出效应越显著。赵文军和于津平

还发现，FDI能带动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尤其是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和平均规模较大的工业行业发挥的拉动作用更显著。这不禁让人产生疑问：中国各地区不同程度的环境规制是否会影响FDI企业的投资决策？是否会影响中国未来的对外开放格局以及经济发展进程？利用FDI和保护环境是否是“鱼和熊掌”二者“不可兼得”？为此，本文在探索环境规制对FDI企业在中国不同省份择址影响的基础上，采用中介效应规模检验环境规制对FDI企业择址的传导机制。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客股份公司)研制的世界首辆全碳纤维复合材料地铁车辆车体(见图4)，采用CFRP夹芯结构，通过模块化设计、一体成型技术设计而成，最高运行速度为100 km/h，较同类B型铝合金地铁车体减重35%。该车体满足极限恶劣环境的使用要求，具有优良的力学性能、环保性能和防火性能。

关于FDI对东道国环境污染的影响问题学界有两个互逆的假说，即“污染天堂”“污染光环”。前者是Copeland和Taylor

在研究南北贸易与环境的关系时提出来的。他们发现，FDI在有效提高东道国资本丰裕度的同时，可能会导致东道国环境质量下降，其背后的原因在于：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发达国家一般具有较为严格的环境保护法规，这会提高污染企业的生产成本，导致发达国家的污染企业有动机向环境标准要求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而后者则是Birdsall和Wheeler

在研究不同国家的对外开放程度与钢铁行业污染关系时，基于发现的一个与“污染天堂”假说相悖的现象提出来的。这个典型的现象表现为：FDI企业采用的环境友好型技术及高效的管理技能使东道国跳过环境效率较低的发展阶段，直接跨越到环境效率较高的阶段，这有利于发展中国家降低污染排放成本。

江苏省第十届园艺博览会，将于2018年9月28日至10月28日在扬州市仪征枣林湾举办，主题为“特色江苏，美好生活”。2021年世界园艺博览会，也将于2021年4—10月在扬州市仪征枣林湾举办，主题为“绿色城市，健康生活”。

糯玉米富含大量支链淀粉、氨基酸、维生素、糖、蛋白质、纤维素以及钙、磷等有益物质，近些年来受到越来越多各个年龄段消费者的喜爱。伴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镇转移，劳动力成本增加，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实现农业规模化生产，提质增效，推进玉米全程机械化进程迫在眉睫。推进糯玉米全程机械化栽培技术，以对糯玉米生产提供指导，促进糯玉米产业发展。糯玉米具体种植流程如下：

机床采用DMG DMC 635V数控加工中心，利用YDCB-III05高频响三维动态测力仪，通过YE5850动态应变放大器，由PCI-9118数据采集装置进行数据采集。试验设备的连接情况如图7。

与此同时，国内外学者也开始从不同角度探讨进入中国的FDI企业到底是体现“污染天堂”假说还是体现“污染光环”假说。例如，盛斌和吕越

把经济规模、经济结构和技术进步作为FDI企业对环境污染发挥作用的三个渠道，以中国整体、30个省份和36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为分析样本，得出了尽管整体规模效应为负，但FDI对中国环境的总效应为正的结论，说明“污染光环”假说的存在，与Zeng和Eastin

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而冷艳丽等

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即整体而言，FDI与中国的雾霾污染正相关。此后严雅雪和齐绍洲

对1998—2012年中国30个省份空间面板数据的研究支持了冷艳丽等

的观点，即“污染天堂”假说成立。而刘飞宇和赵爱清

却发现这两种作用同时存在。

随着航天发射场规划建设水平的不断提高,发射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必然呼唤与之适应的设备体系.发射场机械设备推进“三化”(通用化、系列化、组合化),实现特种设备的装备化管理成为了发射场建设的新目标.模块化设计的总体目标是以较少的资源满足多样化的需求,将可靠性、维修性和保障性为核心的先进理念应用于设计阶段,实现发射场机械设备的顶层规划和一体化规划.依据变型设计的有关原理,进行通用化设计，运用功能模块置换,使特种机械设备种类大大减少,提高设备的互换性与适应性,促进设备的装备化保障管理,从而推进实现装备的通用化、模块化、系列化.

与国外的研究相比，关于中国利用FDI与环境污染相关问题的研究基本都采用了FDI的流量作为分析对象。根据Chung

的观点，这属于集约边际分析，远不如以FDI企业数量为分析对象的扩展边际分析更能够体现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喜好。当外商一旦在东道国投产就会产生极大的沉没成本，这一成本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企业后续的投资决策；而无论是通过兼并、收购还是新建，跨国公司在海外设立新的投资项目择址时不会受到上述沉没成本干扰。此外，上述对国内问题的研究普遍忽视了环境规制强度在FDI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目前，针对国内不同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对FDI企业进入影响相关的研究文献可谓凤毛麟角。典型的研究有：Cai等

以中国1998年设立两控区这一环境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利用三重差分法研究了环境规制对FDI的影响结果表明，严格的环境规制导致FDI流入量减少，虽然来自环境保护严于中国的国家的外国跨国公司对严格的环境规制不敏感，但来自环境保护比中国差的国家的外国跨国公司则表现出强烈的负向反应。此后，曹翔和王郁妍

将2007年以来部分省份SO

排污费征收标准上调视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再次评估了环境政策变化对外资转移的影响，得出的结论与Cai等

不完全一致，即SO

排污费征收标准上调在短期内通过增加研发支出和侵蚀利润而促使外资撤离，在长期通过创新补偿效应提升利润从而有利于吸引外资。尽管基于准自然实验法和差分法的研究能够有效地评估政策变动给经济活动带来的影响，但这种准自然实验方法也有自身的局限性——无法持续量化分析环境规制强度对利用FDI的影响。基于此，本文以2008—2017年中国30个省份(不含西藏和港澳台地区)为研究样本，将FDI企业数量而非FDI的金额作为分析对象，围绕不同地区环境规制强度是否影响了FDI企业的择址，以及二者之间的传导机制这一核心问题展开实证研究。

本文的边际贡献表现在：首先，笔者摒弃了以利用FDI金额为分析对象的集约边际分析法，转而采用以利用FDI企业数量为分析对象的扩展边际分析法，更能体现FDI企业的择址行为对中国不同省份区位优势的敏感程度，据此实证分析更能科学地对FDI在中国到底是具有“污染天堂”效应还是具有“污染光环”效应这一问题进行研判，丰富和拓展了相关问题的研究文献。其次，以往的研究往往将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作为环境规制的代理指标，笔者认为，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应视为环境规制的结果，而不是环境规制本身，因此，将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作为环境规制对FDI企业进入发挥影响作用的中介渠道，这深化了对环境规制影响FDI企业进入这一问题的认知，为中国未来制定环境污染防治和利用外资相关的政策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一)环境规制与FDI择址的关系

根据“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区位优势将决定跨国公司生产的地理选择。盛斌和吕越

认为，跨国公司在实施全球化战略过程中会综合考虑政治和经济制度、要素禀赋充裕度、要素价格和基础设施条件等多种因素，环境规制只是其考虑的因素之一。理论上讲，环境规度对FDI企业进入的影响可以从FDI不同的投资动机来分别进行分析。Kim和Rhee

认为，寻求市场型的(水平型)FDI企业，技术水平相对较高，更看重东道国的大市场带来的规模经济，更需要东道国大量的高技能劳动力，更想规避东道国的贸易壁垒，而不是为了“享受”东道国宽松的环境政策。Rezza

认为，寻求效率型的(垂直型)FDI企业，技术水平相对较低，则更看重中国大量的、廉价的低技能劳动力，更倾向于到环境规制强度低的国家去投资以降低环境成本。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二大FDI流入国，中国吸引的FDI来自几十个国家和地区，这些跨国资本来华投资的动机可能是多种多样的。这些FDI企业是否青睐于环境规制更宽松的地区还需本文做进一步验证。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2.中介效应回归模型构建

所有维度上任务负荷的平均值均>50，表明船员在工作中脑力和体力的需求相对较高，时间压力比较大。较好的工作表现需要付出的努力也更多，受挫程度较大。

(二)环境规制、企业污染治理投资与FDI企业进入之间的关系

环境规制与FDI企业进入二者之间的关系很可能受到工业污染治理投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工业污染治理投资的“成本冲击”作用。较强的环境规制会大幅度提高污染治理投资金额。黄永源和朱晟君

认为，环境治理成本上升会侵蚀企业利润。Chung

认为，污染治理投资成本上升会使得寻求效率的垂直型FDI企业变得无利可图。这类FDI企业多属于污染密集型产业。因此，这一作用会抑制FDI企业进入。另一方面，工业污染治理投资的“正向激励”作用，即创新补偿效应。曹翔和王郁妍

认为，企业会通过提高污染治理技术水平和生产技术水平应对严格的环境规制措施，从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带来竞争优势的提升。因而这一作用会吸引FDI企业进入。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一般在短期内，上述“成本冲击”作用较为凸显，而在较长时期内，“正向激励”作用可能会体现出来，甚至超过“成本冲击”作用。由此可见，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对中国吸引FDI具有“正向激励”作用还是具有“成本冲击”作用，两种作用哪种较大，这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短期内“成本冲击”作用显著，即当增强环境规制时，企业不得不加大工业污染治理投资，这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部分FDI企业进入。

：长期内“正向激励”作用凸显，甚至超过“成本冲击”作用，即当增强环境规制时，企业不得不加大工业污染治理投资，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吸引FDI企业进入。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其中，E

表示t时期i省份FDI企业的环境规制；Id

表示截面固定效应，表征与省份相关的其他影响因素；ε

表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定义

国家层面出台的环境政策文本的数量为笔者在北大法宝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等权威网站搜索“绿色发展”“环境保护”“减排”“低碳”“排污”“生态保护”等与环境污染防治相关的关键词搜集到的政策文本数量；地方政府出台的环境政策文本数量来源于《中国环境年鉴》各期。

颜晓晨记得他们在一起的那一天是九月十六日，他提出分手是十月二十八日，期间她要打工学习，他十一和父母去了趟国外旅游，其实，他们真正约会的日子很少。似乎，还没等颜晓晨进入状态，沈侯就发现错了，喊了停！突然之间，颜晓晨心情很低落，把手机还给沈侯，开始认真听课。

与企业品牌及其它产品品牌相比，果蔬产品品牌具有独特性，主要表现为它的自然资源。果蔬生产与水、土壤等自然环境紧密联系，果蔬生长的季节性、地域性、周期性等特性，使得自然环境对果蔬产品品牌建设有着较大的影响。我们要充分考虑各地区不同情况，更好地指导山东省果蔬产业集群实践。

FDI企业进入，是FDI企业“用脚投票”的直接体现。当区位特征优势凸显时，会有更多的FDI企业进入；相反，当区位优势削弱时，FDI企业关闭或者转移。本文用FDI法人单位数来表示。

2.自变量：环境规制(E)

本文选取已有研究大多采用的影响FDI企业择址的、与东道国区位优势相关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包括：要素价格(wage)，用各省份各年度劳动力平均工资水平来测度。在劳动技能一定的情况下，工资水平越高，意味着企业所支付的劳动成本越高，这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FDI企业进入。在中国，各省份劳动力基本实现了自由流动，较高的工资水平往往意味着较高的劳动技能，这又吸引了FDI企业进入。因此，工资水平与FDI企业进入之间的关系不确定。人口密度(pop)，包括交通便利化程度、通信网络普及率、水电的可获得性及价格水平等多个方面。在中国，普遍存在基础设施越完善的地区，人口越稠密现象。唐杰英

指出，交通便利化程度和公路密集度这两个表征基础设施完善程度的指标与人口密度有较高的关联度。因此，本文选择人口密度来衡量基础设施水平。各省人口密度由当年各省常住人口除以本省土地面积得出。研发投资(rd_qd)，用各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支出占同期工业总产值的比值来测度。地区的研发投资越多，人才基础就越雄厚，越有利于吸引更多的FDI企业进入。市场规模(agdp)，用各省的人均生产总值来衡量。唐杰英

指出，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仍然存在地方保护主义，国内市场尚未实现高度一体化，因此，一个地区的市场规模会影响FDI企业的区位选择。市场规模越大，对FDI的吸引程度就越高。

1.因变量：FDI企业进入(Fdi_com)

3.中介变量：工业污染治理投资(Invest)

用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金额来测度。随着环境规制变得更严厉，企业不得不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污染防治设备升级和生产工艺革新等领域，因此，这必然加大了企业的成本。短期内受“成本冲击”作用的影响，该项投资会抑制FDI企业进入。但长期来看，该项投资如果带来的“正向激励”作用超过了“成本冲击”作用，那么会有助于吸引更多的FDI企业进入。

4.控制变量(Controls)

环境规制实际上包括环境政策制定与执行程度两个维度。笔者认为，前者比后者更能客观地体现中国不同区域跨期的环境规制强度。有鉴于此，将中国各省份执行的环境政策文本的数量作为环境规制的测度指标，记作E。它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由国家层面出台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等文本；另一部分是由地方人大出台的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出台的行政规章、本行政区的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等文本。当一项新法律或规定替代了此前的旧法律或规定时，虽然现行有效的政策文本数量并未发生变化，但是实际上新政策势必会比旧政策更严厉。考虑到这一情况，本文采用累计法(不剔除被废止的政策文本)来统计政策文本的数量，则更能准确地反映各省份环境规制的强度。

国外学者对这两个假说进行了大量考证。一类是站在东道国的角度，分析流入的FDI是否更青睐于环境规制弱的州郡。典型的研究有：List和Co

以州政府治理工业三废支出、企业污染治理营运支出和州际环境保护指数等作为政府环境规制强弱的代理指标，以1986—1993年美国各州为分析样本的研究结果表明，跨国公司新建企业择址时更偏好于环境规制相对宽松的地区，即证实了“污染天堂”假说在美国成立。此后，Kim和Rhee

利用 2000—2014 年120个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严格的环境规制不仅没有阻碍反而推动东道国吸引了更多的FDI，即证实了“污染光环”假说成立。另一类是站在母国的角度，分析FDI流出时是否有意挑选环境规制宽松的国家和地区。典型的研究有：Kirkpatrick和Shimamoto

对日本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化学工业、造纸和制浆工业、非金属制品工业等五类污染行业的企业境外投资择址行为进行研究发现，日本企业更倾向于到环境规制透明和稳定的国家，而不是到环境规制宽松的国家去投资，否定了“污染天堂”假说。而Rezza

通过对挪威1999—2005年制造业海外投资的256家企业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虽然东道国的环境规制对平均投资没有影响，但东道国较高的环境规制程度确实会抑制寻求效率型子公司从母公司获得投资，该研究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污染天堂”假说。因此，对于上述两个假说尚未有定论。

(三)模型构建

1.基准回归模型构建

借鉴List 和 Co

与Kirkpatrick和Shimamoto

的研究思路，本文将FDI在不同国家的择址行为扩展到FDI在中国不同省份的择址行为，以探究中国各省份不同的环境规制对FDI企业进入的影响，即对假设1进行检验。

(1)

本文以2008—2017年中国30个省份为研究样本，样本数量为300个。各省的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年鉴》各期；平均工资水平、常住人口、地理面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支出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为了克服异方差，除人才培育变量外，本文对其他变量均进行取自然对数处理。

在模型(1)中，若变量E

系数符号显著为负，表明政府的环境规制强度会导致FDI企业数目减少；若E

系数符号显著为正，则表明政府的环境规制强度会导致FDI企业数目增多。

：在要素价格、基础设施和市场规模等条件一定的情况下，进入中国的FDI企业更倾向于在环境规制较低的地区进行投资，以降低企业成本。

为了识别环境规制是否因加大了工业污染治理投资而“吓跑”FDI企业，本文利用温忠麟和叶宝娟

与佟孟华等

的中介效应分析方法，构建以下模型：

(2)

(3)

表1给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四)主要事实

虽然总体上来看中国近年来实际利用FDI金额呈现出增长的态势，但各省份的表现不尽相同。在观察各省份利用FDI的不同表现时，笔者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尽管FDI企业数量和实际利用FDI金额都能反映地区利用外资水平，但两个主要指标走势经常呈现出背离态势，只有北京、上海和广东三个省份例外。福建和浙江等省份的FDI企业数量在2009—2010年有所减少，山东、四川、黑龙江、湖北、安徽、广西和内蒙古等省份的FDI企业数量在2012年前后均有所减少。而这些地区同期实际利用FDI金额基本上都在增长。此外，贵州、河北、辽宁和天津等省份的FDI企业数量和实际利用FDI金额在上述两个期间的背离也极其明显。部分代表性地区的情况如图1所示。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对模型(1)的回归结果如表2列(1)—列(3)所示。三种方法对应的回归结果中，环境规制系数不完全相同，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系数显著为负，而混合估计模型的结果与之相反。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混合估计模型筛选的F检验发现，F值=7.290(P=0.000)，这说明固定效应模型比混合估计模型好。列(2)和列(3)的结果表明，环境规制越强，FDI企业进入数量就会越少。与此同时，豪斯曼检验发现，χ

<0，这表明模型(1)设置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无论是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都是有偏的。为此，本文参照李锴和齐绍洲

与吕越等

的惯例，利用滞后1期的环境规制(L.E)变量作为当期环境规制的工具变量重新对模型(1)进行回归，结果如表2的列(4)—列(6)所示。因为滞后1期的变量仅同内生变量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但与误差项并不存在显著相关性。针对新的回归结果，再次利用F检验判断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优劣，结果发现F值=10.510(F=0.000)，这说明固定效应模型比混合估计模型好；与此同时，豪斯曼检验结果显示χ

= 9.140，在10%的显著水平上接受了原假设，说明固定效应模型比随机效应模型好。可见，列(5)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最有效。列(5)结果显示，滞后1期的环境规制的回归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说明环境规制越强，FDI企业进入数量就越少，假设1得到验证。 此外，人口密度(pop)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尽管人口密度高的地区土地和租金更贵，但因这样的地区交通便利、通信网络发达和水电供应稳定等基础设施完备，人口密度高的地区对外资更富有吸引力。研发投资(rd_qd)和市场规模(agdp)的回归系数也显著为正，表明人才基础越雄厚、市场规模越大的地区，对FDI的吸引力就越高。而要素价格(wage)的回归系数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表明FDI企业在中国投资择址时并不是很在乎所在省份的工资水平，这可能是因为工资水平越高，一方面，企业要付出更高的生产成本；另一方面，企业也因此而获得了较高技能的劳动力。这与中国吸引的FDI企业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而这些地区的平均工资水平普遍高于内地省份这一基本事实一致。

此外，本文还基于环境规制的执行维度选取了人均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作为解释变量环境规制的替代指标，利用FDI企业数量占当年企业总数的比重作为被解释变量FDI企业数量的替代指标，对模型(1)进行再次回归，环境规制系数正负号和显著性与表2的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受篇幅限制，未列出)。因此，表2列(5)的结果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二)中介效应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环境规制是否通过影响工业污染治理投资而影响跨国公司在华的择址行为，本文利用Stata15.1提供的Sgmidation模块的Sobel和Goodman检验法，对工业污染治理投资的中介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由列(1)可知，滞后1期的环境规制对工业污染治理投资(Invest)的回归系数为0.490，显著性水平为1%，表明环境规制的增强会促进企业加大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金额。列(2)的回归结果显示，FDI企业在中国各省份的择址与滞后1期的环境规制和工业污染治理投资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这表明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工业污染治理投资的增加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FDI企业进入。参照表2的列(5)，有λ

=0.490，β

=-0.045，β

=-0.139，均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且λ

×β

与β

符号相同。根据中介效应分析的理论，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对FDI企业进入有部分中介效应，且中介效应为-0.022。Sobel和Goodman检验均显示，中介效应的统计显著性为5%。这表明，短期内，环境规制的增强，迫使企业不断加大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对FDI企业进入形成了一定的阻碍，这验证了假设2。而长期内，企业的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是否有可能通过推动企业创新反而促进FDI企业进入呢？这就需要重新进行定量分析。为此，本文选取滞后5期的环境规制(L5.E)，重新对模型(1)和模型(2)进行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列(3)显示，滞后5期的环境规制仍然对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列(4)显示，滞后5期的环境规制对FDI企业进入没有显著的影响。这表明，长期来看环境规制的增强不一定会在未来阻碍FDI企业进入。这一结果只能表明长期内在中国工业污染治理投资的“正向激励”效应尚不足以抵消“成本冲击”效应，环境规制的增强还无法成为吸引FDI企业进入的区位优势，未能证实假设3。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在系统梳理环境规制与FDI择址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以2008—2017年中国30个省份为样本，利用混合估计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对FDI企业进入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FDI企业进入。在此基础上，利用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检验了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在环境规制对FDI企业进入之间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短期内日益增强的环境规制不仅能直接抑制FDI企业进入，而且能够通过迫使企业加大工业污染治理投资而间接抑制FDI企业进入。但长期内日益增强的环境规制并没有挤压企业的研发资金，对FDI企业进入没有显著影响。

在水利工程施工建设环节，要加大对软土地基处理的重视力度，并且积极采集土地基地的试验数据，从而提高试验数据的应用价值，从根源消除质量安全隐患，强化整体工程建设质量。

综上所述，本文研究结论为未来中国继续推进污染防治工作及招商引资工作提供了有效的政策参考。一方面，国家和地方环境监管部门可以放心大胆地继续推进环境污染治理工作，加强环境保护相关的立法引领，不断完善多部门的立法协调，加大对环境违法行为的联合执法和监管力度，确保生态环境安全，而无需过多地顾虑利用FDI带来的冲击；另一方面，中国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应该继续探讨如何利用税收与低息贷款等多种方式相结合的手段，支持和激励企业在工业污染治理方面的投资，让吸引高质量外资与环境保护形成良性互动的合力，共同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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